一 引言与文献回顾

农业转移人口是中国城镇劳动力供给重要来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拉动消费和投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党中央、国务院从中国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坚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出解决“三个1亿人”等战略目标，其中，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是其核心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议题^[4]。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转移人口由农村迁移至城镇，成为常住人口；第二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实现户籍转换，落户城镇。张翼^[5]认为，常住人口市民化更符合农业转移人口利益和未来发展方向，但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消除差别化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最终消除差别化户籍制度应是最终政策指向^[6]。因而，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必须跨越第一阶段和迈入第二阶段。

在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几乎没有制度障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强烈，然而，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由第一阶段迈向第二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却普遍偏弱^[7]。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受到阻滞，影响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建构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刘程^[8]的研究，2012～2016年，中国虽然已实现6000万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但近5年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不进反退，市民化进程远不及社会预期。2017年，中国预期新增1300万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但实际只实现1140万，仅完成进程落户目标的87.7%。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从长期居住到进城落户缘何会呈现递减特征？有学者考察了自然属性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区域环境特征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9][10]，也有学者分析了社会资本、社会认知和社会融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效应^[11][12]。基本的共识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更多遵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而非生存理性，其迁移决策会受多重因素的影响^[13]。其中，政府能否提供相对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在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14]。农业转移人口就业、住房支付和社会保障是影响市民化意愿强弱的主要因素^[15]，其只有在就业、住房等问题解决的情形下，才能真正实现迁移和定居^[16]。但由于户籍类型差异以及城镇财务预算限制、接纳能力约束和公共服务能力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却享有显著差异的政府服务类型与水平。根据杨菊华^[17]的研究，因户籍类型不同导致的“城乡差分”“内外之别”使农业转移人口享受的政府服务处于来自农村人和外来人的双重弱势。农业转移人口享有的政府服务如就业服务、住房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等总体上处于缺失状态，且制度上呈现“碎片化”倾向^[18]。可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和政府重新配置公共服务资源紧密关联。政府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显然能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19]。

更值得指出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展现出的代际转换和人口迁移新特征要求政府重新审视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结构、类型和水平，以防止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结构性失衡。当前农业转移人口正处于代际转换的关键时期，随着第一代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回流农村，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逐渐成为迁移主体，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不断提升，就业结构逐步优化，劳动周期趋于延长，构成了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和“新人口红利”。同时，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从“谋生计”向“谋发展”转变^[20]，具有更高职业追求、生活向往与价值取向，在流入地定居意愿可能更具长期性和稳定性^[21]，对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第二阶段即户籍人口市民化显然更具意义。

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虽然学界已对政府服务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进行了诸多研究，但鲜有文献将政府服务、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特征及市民化意愿关联起来，更没有文献将三者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理论分析和实证解析。本文认为，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推进，政府需根据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特征在不同市民化阶段提供差异化和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当然，这需要实证检验。基于此，本文利用2016年国家卫计委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深入考察政府服务、流动特征对农业转移市民化意愿的作用机制和效应，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提供决策参考和政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