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启示
正如尼克·库尔德利所说，“基于实践的媒介研究路径必须紧贴政治经济学”。[19]既然纯粹的文化研究很难准确地应对当代传播现场，传播政治经济学就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以下将对引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做出讨论。
在此，仍需要说明的是当代文化根本上是一种实践文化。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眼中，文化本来就是融知识与旨趣于一炉的实践方式。[20]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是人的类本质特征。在新媒介语境下，强大的实践元素要求社会文化重返生活、回归生活，就此可以明了——当代文化的根本特性就是实践文化。实践文化突出社会的关系联结，但“关系”只可在“文化实践中才有意义”。[21]文化实践是社会化大生产和财富增长的结果，又能反向助推社会文化的发展。在当前的经济文化背景下，文化实践具有“主体多样化”“创造非重复性和预见性”“目标趋向自由”等特征；而实践文化影响了文化实践，文化实践“把文化观念以艺术作品、教育活动、道德践履、文化产业等形式呈现出来。”[22]亦如胡塞尔、许茨等曾指明的那样，文化实践要求从理性化的科学世界中跳脱出来重返“生活世界”，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生活世界”既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还是“自在的第一性”的主体性的意义构造，更是“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23]亦如肖瑛教授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诸多研究视角中，“制度与生活”正成为“国家与社会”的替代性视角而出现。在这里，制度指以国家名义制定的正式制度以及相应的制度实践，生活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包括具体的生活的利益和权力，也包括相应的民情和习惯法。“制度与生活视角的建构和运用，旨在通过对制度实践中正式制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互动的复杂机制的洞察，一方面分析我国正式制度变迁的实际逻辑和方向，另一方面找寻民情变动的机理。”[24]可以说，研究视角的转换，民情、风俗、习惯法等的重要性的日益突出，意味着重返生活的文化实践趋势，也就自然地强调生活实践密切地与政治实践、经济实践发生关联，从而展露其“媒介”属性，凸显当代文化实践的基本属性，尽管这种实践更多的是文化实践。但仍需明确的是，这样的文化实践所构筑的文化整体，既包括科学世界也包括“生活世界”；它强调整体性的历史感受，突出道德哲学与道德践履。这些特质，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均有体现。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达拉斯·斯麦兹、赫伯特·席勒，而文森特·莫斯可是当代最为杰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发展脉络看，媒介环境学派创始人英尼斯系其理论先行者，达拉斯·斯麦兹是其创始人，其中经过赫伯特·席勒的有意推动，文森特·莫斯可承担起了学科建制的重要任务。通常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制度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产业批判等多学科的整合研究路径，它意在通过跨学科结合的方式来应对传播工业和权力资本合谋的现实，以跨学科的思维模式适应社会变革的趋势。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建设者和文化研究者，文森特·莫斯可的左派立场和文化选择（自主调整）也影响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对此，胡翼青也曾意味深长地描摹莫斯可的学术方向路径调整的两个方面，“一是从以理论为出发点转向以文化现象为出发点；其二是从划清传播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边界转向模糊二者的边界”。[25]
只要秉持理性，维护常识，我们势必认识到传播政治经济学为当下的媒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而文森特·莫斯可个人兴趣的转向，则意味着一种隐含的趋势正在被透显出来，即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进行文化转向，或者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合流是大势所趋。传播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学术渊源和学理内涵也值得深究。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文森特·莫斯可在其代表作《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关于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研究的学科，它们互相构成资源的生产、分配、消费，包括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与此同时，他又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描述为“社会生活中的控制和存在”。[26]据此，他列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四个主要特征（社会变革与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社会实践）、三个明显的转换过程，即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文森特·莫斯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躬耕的成果却不容忽视，特别是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学术焦距点、学术归结点等均值得重点检视。首先，他确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即传播活动的媒介生产的劳动属性以及商品特性。其次，其学术聚焦是权力并以权力为中心架构起权力与抵制之间的内在关系，而具体的落脚点则在于对传播工业和大众传媒的反思。最后，他的学术归结点是文化实践，并试图在“实践”的话语体系中让“抵制”的行为习惯重新复位。他还强调要避免将政治经济简单归类为结构、制度和物质行为的产物，而尽可能地认识到“传播占据了文化、意义和主体性。政治经济和传播这二者是从社会和文化实践中突出中相互构建出来的”。[27]他进一步指出这一建构过程本质为交换过程，并且都由“共享的社会和文化实践”所决定。这些不仅是巨大的理论贡献，其中所凸显的强大的实践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文化是如何被生产和构成的，并把文化看作是商品化过程中动态规律的产物。”[28]
更为重要的是，在关注劳动价值，强调文化实践特征的基础上，文森特·莫斯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突出社会整体、历史转型、道德哲学与实践等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理论渊源上与文化研究合流的趋势。总之，无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实体暗示，还是实践的伦理元素，均凸显了劳动的价值、商品的属性、知识生产的重要性，也都表现出关于伦理的积极期待。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亦即媒介与传播系统及内容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关系，并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关键作用。审视所有权、支持机制（如广告）和政府政策对媒体行为与内容的效果，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过程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29]因此，也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能够较好地面对当代文化传播，并将给出积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