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手工业的特点及分布情况

我国手工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不仅涉及的行业众多，产品种类也十分丰富，从简单细小的发卡、鞋眼，到桌椅板凳、各式农具、建筑器材，乃至不少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的手工艺品，等等，数以万计。同时，手工业的生产经营具有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既能在固定工场成批生产，也能进行零活加工、翻新补旧，甚至还可以走街串巷、流动服务，能够充分适应分散复杂、变化多端、季节不同、要求各异的社会需要。因此，在深入研究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除了需对手工业改造时代背景有所了解外，对浙江省手工业的类型、特点及地区分布也应有全面的认识。

一 手工业类型、特点

从手工业的自然属性上划分，主要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制造性行业，另一类是服务性修理加工行业。

一般而言，制造性行业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包括厂房、设备、技术、辅助劳动力安排等），经过周密规划和充分准备后，方可集中生产，并且对手工业者的技术要求较高，在生产中互相有协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解决手工业者就业问题，对那些零星产品的生产加工行业，要求有条件者按工序、品种进行小规模的协作生产，或在原地继续进行分散生产。

服务性修理加工行业一般不以生产制造为目的，主要以分散流动服务为主。这些服务性行业没有或很少有生产协作关系，业务时忙时闲，劳动时间和收入都不固定，但又为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如磨刀磨剪、焊铁壶、擦皮鞋、修理笼屉、修理雨伞等。服务性修理加工行业中，部分有固定的生产场所和协作关系，为周围的消费者提供修理服务，如修理自行车、钢笔、钟表、无线电、各种机器车辆等，但对某些行业的主要修理环节（如自行车的气焊、喷漆等），或修理高级用品的行业（如修理打字机、钟表、无线电、摩托车等），则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还有部分手工业者由于以走街串巷为主，没有固定生产场所，因此，在原料供应上存在一些问题。[1]

另外，从手工业品的销售情况上看，大致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产品畅销而供不应求的有草席、草帽、土麻袋、竹浆、各种皮纸、文化用纸等行业。其中文化用纸需要通过对生产技术进行适当改进，方能实现增产。

有市场但销售量不大的有雨伞、剪刀、陶器、冶炼、砖瓦、竹筷、渔网、皮革、红糖、土碗、农具等行业。这些行业虽有销路，但并未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需要改进规格、提高品质，才能打开销路。

滞销或销路不大的有金丝草帽、麻帽、花边、迷信香粉、化妆香粉、迷信用纸、锡箔、毛笔、青田石刻、翻簧竹刻、扇子、土布、土纱等行业。其中金丝草帽、花边、麻帽等行业，随着出口贸易的逐步恢复和扩大，产量也逐年提高；香粉、锡箔及迷信用纸等行业逐渐被淘汰，尤其是锡箔，国家为了节约资源，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动员该业的部分劳动者转业；青田石刻、翻簧竹刻等，虽销路不大，但从业人员也不多，同时，这些行业作为传统手工业艺，政府鼓励和支持其发展。

上述所举系居民日常使用较广的行业，尚不包括酿造、蜜饯、腌腊等食品行业，以及自制自用或雇工制造等行业。据1951年对手工业的不精确推算，其经济产值占浙江省生产总值的18%（25亿斤大米），依靠或主要依靠手工业维持生活的人口，占浙江省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浙江省手工业对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影响巨大。[2]

二 手工业地区分布

从手工业地区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生产普遍性，如土纸、雨伞、家具、竹筷等，这些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在浙江省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地区集中性，如台州的麻帽、余姚的金丝草帽、宁波的草席、嘉善的砖瓦，都是集中在这些地区，或其他地区很少甚至没有；工艺的专业性，如东阳木雕、青田石雕等，带有很强的地域特性，是其他地区无法取代的。以下就浙江省各地区的手工业做一个归纳。

杭州地区手工业不但有历史悠久的传统行业，也有现代社会的新兴行业。计有工艺美术品制造业、家用电器制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日用金属制品业、手工工具制造业、建筑用金属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灯具制造业、木竹藤制造品业、服装鞋帽制造业以及与手工业相配套的针织、电镀、冶金、纸制品等行业。近代以来，杭州地区手工业生产有比较大的发展，当时为与洋货抗衡，手工业者都千方百计提高质量，改进技术。主要产品有杭剪、杭扇、杭线、杭粉、杭烟、皮革、织锦等。特别是剪刀，当时有“小泉满街巷”的景象。[3]抗战爆发之后，受战乱破坏、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等影响，手工业逐渐萧条。尽管抗战胜利后手工业得到短暂复苏，但之后物价上涨、国内战乱，使刚刚有所转机的手工业生产再次受到沉重打击。新中国成立之初，杭州地区手工业在行业分布上相当集中，丝织、棉织、服装、木器家具、竹器等五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占杭州市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46%；尤以丝织业最为突出，占26%。[4]据统计，1949年杭州地区有手工业户18231户，从业人员42904人，总产值2473万元。[5]在政府的扶持下，手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据1953年统计，仅仅杭州一个市就有57个手工行业，手工业户3377户，手工业者10366人。[6]但从具体行业来看，专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较少，绝大多数服务于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

温州地区手工业仅次于杭州，1950年共有手工业4486户，有五金铜锡、竹木棕藤、针织丝织、制革皮件、服装鞋帽、制扇草席、刺绣雕塑、糕饼食品等八个大类123个自然行业，从业者8715人，产值467万元。在诸多主要产品中，温州的五金工具生产，1949年前，仅有木工用的斧、锉刀和农具锄头、犁头等小型手工铁器产品；1949年以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相继增加了锤类、钳类等新产品，而且在产品出口创汇方面也有较大发展。[7]温州的皮纸有大小厂坊30余家176槽，1951年产量约为76万张，为了满足国内外的需求，将蜡纸坯的生产方向转向美浓纸。温州的皮革、皮毛以及制品行业有着悠久的历史，1949年之前最高年产量为8万张，新中国成立初期，生皮来源断绝，生产陷入停顿状态，1950年从业人员为126人，年产值40.34万元，后经政府的积极扶持，1951年从业人员增至149人，年产值为51.81万元。[8]

台州地区诸多手工行业中，五金、铁器、家具、铸造、榨油、酿造、制伞、织布、印染、油漆、雕刻等手工作坊集中于县城、集镇，编织、刺绣、石、木、竹、泥水等手工业户则分散于乡村。1949年，全地区有手工业户14万户，约占全地区总户数的22%，其中个体手工业者约5万人，农兼手工业者30余万人。[9]生产的产品主要有麻帽、渔网、豆麦、淀粉、草席、碗窑、麻袋、土纸、油脂、土铁等十余种，其中麻帽、渔网所占比重较大。麻帽生产遍及台州辖下的温岭、黄岩、临海等县，历史上最高产量为285万顶。新中国成立以后，产量逐年增加，1949年为275万顶，1950年为288万顶（每顶麻帽的成本约为1斗米）。渔网种类较多，产地主要以临海、温岭各县为主，其中以捕虾网、黄鱼网为大宗，小航网次之。历史上全盛时期仅黄鱼网年产就达到2万扣，以每扣45元计算，净值90万元。草席历史上最高产量为27万条，但1949年以后产量逐步减少，1950年仅5万条，不及宁波地区的二十分之一，同时由于品质较宁波地区差，销路亦窄。其他如碗窑、麻袋、土纸、油脂等，均有相当规模的产量，但就经济价值而言，则无法与上述几种产品相比。[10]

宁波地区生产的产品主要有以下21种：泥金彩漆、描金漆器、骨木镶嵌、刺绣、软席、金丝草帽、淘箩、竹筷、草席、金漆马桶、蓝印花布、姜山马尾布、三法卿并盆篮、钉打桥菜刀、翻簧竹雕、娄美声龙头胡琴、夏天兴锉刀、大字号竹工快刀、童阿二绕刨、禾字号木工斧头、王宝元蛋翁锄头。据统计，1949年底，宁波地区有手工业企业5022家，从业人员32329人，总产值1110.83万元。[11]其中余姚的金丝草帽1950年年产量为30万顶，鄞县的草席1950年年产量为70万条。奉化的土纸数量不多，但是技术水平很高，其所制的毛边纸及土报纸，品质都高于富阳、衢州各地，因此，宁波地区积极扶持该行业的发展。[12]此外，据统计，1952年宁波地区以从事“四匠”（竹、木、铁、泥水）、编织（草帽、草席、刺绣）、土纺土织等为主的农民兼营商品性手工业从业人员有70395户89440人，产值569万元。[13]

丽水地区生产的产品主要有云和的土铁，松阳的松香，庆元的土纸，龙泉的陶瓷、锯木和油脂。1949年前，丽水地区的城镇手工业向前店后坊或工场方向发展，有纺织、造纸、雕刻、陶瓷、砖瓦、土烟、缝纫、制鞋、草席、雨伞、弹棉、传棕、酿造、肥皂以及竹、木、铁、石、泥水“五匠”等行业。[14]新中国成立之后，该地区的手工业生产获得了新的发展。据1951年乡村工业调查报告可知，云和的土铁年产量为4000担，大部分制成农具，在积极组织和动员下，产量不断地增加；油脂总产量为17700担，其中桐油9000担、茶油7000担、柏油1000担、青油700担，但油脂生产主要用土法制造，因此品质低劣。丽水地区木材丰富，区内锯木厂生产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但由于该区处于山区地带，交通不便，运输成本极高。另外，庆元毛边纸的质地虽然高于奉化、临安等地，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纸张价格一直低于成本价格，工人生产情绪不高，顾虑观望情绪严重。[15]

金华地区的手工业技艺精湛，种类极多，有皮革制品、五金制品、家具制造、工艺美术、缝纫、土纸、红糖、草席、草扇、雨伞等行业。近代以来，在诸多行业中以油类为最多，抗战前最高年产桐油83600担，柏油44000担，青油22000担；其次为火腿，抗战前最高年产量达到52万只。新中国成立之后，金华地区大部分手工业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如家具制造行业，1949年金华地区的10个县有72家木器家具店，产值178.4万元，生产木制家具134712件，木制农具211293件，生产规模比较大的为金华市区的“胡茂兴木作坊”，雇工最多时达52人。[16]据统计，1952年全区有手工业户24861户，从业人员52975人，工业总产值达1698.98万元。[17]但同时，有些行业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成本高，产量逐年下降。如土纸行业，近代以来，土纸需求旺盛，所属永康、武义、汤溪、寿昌、遂安、浦江等县为浙江省重要产纸县，大多数为屏纸，历史最高年产量为20万担。由于土纸业生产方式沿用家庭槽户手工操作，因此，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造纸工艺的改进、纸张质量的提高，以及政府的政策引导，土纸生产逐步地萎缩，特别是迷信纸，产量仅为历史最高年产量的十分之一。[18]

绍兴地区的手工业分布面广，行业复杂，俗有“百作”之称。据1952年调查可知，全区共有手工业户25074户，从业人员59681人，年产值3364万元，行业主要包括木材加工、竹制品、锡箔、建筑、缝纫、铁业等；手工业使用原料来源包括铜、铁、锡、铅、竹、木、藤、棕、麦、豆、棉、麻等。[19]近代以来，绍兴地区以产锡箔、绍酒著称，然而这两个行业1949年后均有大幅度地减产，如绍酒抗战前行销全国及东南亚等地，平均年产6万缸（每缸580斤），最多年产为14万缸，1949年为2万缸，到1950年仅仅为1500缸。抗战前锡箔业从业人员为20余万人，月产19万块，1949年后年产量仅为抗战前的一半。[20]

嘉兴地区历史上缫丝、织布、制麻、酿造、榨油等传统手工业都较发达，民间的木工、窑业、铁作、漆作等手工业亦因技艺精湛而闻名于世。在传统手工业中较为有名的是嘉善砖瓦，占有较大的经济比重。新中国成立前，嘉善县从事砖瓦业的从业人数占该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有大小窑口800余座。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砖瓦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国家银行发放低息贷款，纳税上采用定期定额优惠政策，等等。1950年产砖1亿块、瓦680万片（1951年市价每块砖0.0175元、每片平瓦0.15元）。但部分行业却随着替代品的出现，产量逐渐地减少，如毛笔1950年的年产量仅70万支。另外，该区旧时盛产蚕丝，桑树亦多，可产桑皮23万担，因此该地区开始将桑树皮用作皮纸的生产原料，以解决皮纸原料短缺的问题。[21]

湖州的陶器、竹制品、木制品、麻织品、丝织品等手工业都颇为有名。但抗日战争期间，湖州手工业遭受严重破坏，匠人流落乡间；抗战胜利后，由于资金紧张和产品无销路，无明显恢复趋势。[22]1949年，湖州地区有丝织、圆木、铁器、竹器、缝纫、雨伞、湖笔、羽扇、制绳、白铁、家具、造船等30多个行业，10192名从业人员。其中，吴兴县有手工业工场122家、个体手工业者3502人，德清、武康两县共1270户1969人，长兴县1053户1579人，安吉、孝丰两县共1473户3142人。[23]

衢州地区的主要手工业产品有纸张、烟丝、雨伞、藤器、鞭炮、蜡纸、牛皮箱等。民国期间，衢县、龙游均设有贫民习艺所，开办竹藤棕草、木工、油漆、雕刻、印刷、纺织等科目。1942年，浙皖工业合作协会在常山县设立皮革生产研制所。次年，在“工合”[24]常山事务所指导下，创办了衢州印刷生产合作社、衢州工厂、衢县工合肥皂社、江山织袜社、常山印刷生产合作社等6个工业合作社。1949年，衢州地区手工业户有12871户，从业人员17293人，年产值569.77万元，其中缝纫业99.96万元，竹藤棕草业86.75万元，木材加工业80.32万元，建材业17.19万元，造纸业64.2万元，食品业108.04万元，金属加工业51.43万元，陶瓷业4.39万元，其他工业56.9万元。[25]在诸多行业中最为重要的是造纸业，其产量约占浙江省的四分之三，抗战前历史最高产量为60万担，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造纸业受“洋货”冲击和运输受阻，纸价大跌而几乎全部陷于停顿。抗战胜利之后，由于通货膨胀、社会动荡，一些城镇手工业作坊倒闭歇业。新中国成立后，造纸业逐渐恢复和发展，1950年产量为20万担。同时，该区为土纸辅导重点区，乡村手工业改进所帮助其改进削料、定制竹浆工艺，改进文化纸品质，并将一部分迷信纸生产转变为文化纸生产；由于市场对皮纸的需求，衢州的皮纸供不应求。[26]

三 手工业行业分布

浙江省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作物地区，竹、木、棉、麻、丝、棕、皮毛等十分丰富，为“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手工业提供了生产所需的原料。新中国成立之后，绝大部分手工业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除了满足城乡人民生产生活所需外，还积极支援工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据1955年统计，在全部手工业产品中，以地产地销为主的产品占70.3%，销往省外的占26.1%，销往国外的占3.6%。[27]从生产经营方式上看，浙江省手工业主要可以分为制造、修理服务、特种手工业三大类，如对行业加以细分的话，又可以分为金属制品、木器加工、纺织、缝纫、食品加工、造纸、陶瓷、建筑材料、皮革制品、矿产开采及冶炼业、化工、竹藤棕草加工、文体科教和日用品、特种手工艺品以及修理等主要行业。[28]以下对浙江省手工业的主要行业做一个梳理。

金属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亦称五金制品业，主要是指使用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为材料制成的日常生活用品（不包括机械制造）。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金属制品业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产品均为城乡人民生产生活所必需，尤其是对农业生产来说，意义重大。自清以来，铜器业和锡器业以杭州、鄞县、永嘉、绍兴等地比较发达，铁器业遍布城乡各地。金属制品业一般分为固定作坊与流动铁匠两大类，固定作坊多以城镇“连家店”的形式存在，在制造金属物件时，观察火候全凭经验，技术要求较高。而广大农村地区则以流动工匠为主。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省金属制品业按自然行业分，主要包括铁器业、铁锅业、剪刀业、铜器业、锡器业、钢丝制品业、黑白铁制品业和其他五金小商品类。其中最主要的是铁器业、铁锅业和剪刀业。生产规模较大和较有名声者，如李德顺、潘顺兴、王合兴、吕福兴等户，其中潘顺兴专制剃刀，吕福兴专制刨刀。按红炉（设备）和匠工掌握的技术不同来区分，大红炉主要生产如弹花机、轧花机、吹风机、水泵、车轮、铁制水车等；中红炉专制匠作工具；小红炉主要生产如水暖器及其零件、门拉手、泥瓦匠手工具、滚珠轴承等建筑、运输用铁器和日用品；另外，还有一种小红炉生产如剪刀、菜刀、壶、罐、水盆、火炉等生活用品。据统计，1952年浙江省有金属制品业从业人员33263人，工业总产值1339万元。[29]

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大部分金属制品业有了较快发展，但也有一些行业受原材料来源的限制和产品落后而趋于淘汰。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金属制品业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它一方面继续发展传统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又积极为农业合作化服务，适应农业技术改造的需要，通过国家的扶持，边添置机械设备，边开发试制新式农具。根据1955年统计资料可知，浙江省向金属制品业投入158万元，占机械制造及金属制品业全部投资总额的64.53%。该行业从业人员有41676人（其中专业社、组员11120人），占全部从业人数的26.68%；产值2588万元，占浙江省手工业总产值的6.11%。该行业虽然是浙江省手工业最大、最重要的行业之一，但在生产过程中，仍以使用简单手工工具进行分散生产为主，已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的只有32个社，社员仅1238人，占该行业社、组员人数的11.1%，占该行业从业人员的3.0%，而且这些社的机械装备精密程度较差，设备利用率很低。同时某些地区从业人员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缺乏计划性，因而造成了供求不协调的现象。[30]

木器加工业

浙江省木器加工业是手工业中一个较大的行业，其产品以服务于城乡人民的木制家具为主。《浙江省二轻工业志》记载：“浙江木作业出品之精巧，久已驰誉，故其营业亦极兴盛，省外各地之木作业者，常以宁式木器为号召。”[31]素有“百技之乡”之称的东阳、永康的木器业尤为发达。其所产木雕家具制作精细，别具一格，被誉为我国传统家具的明珠。

木器加工业有方木、圆木之分，圆木工又称为箍桶匠，主要从事圆形或腰圆形木器（桶、盆类）制作。方木分为大木、小木等，大木以修房造屋为主，小木以家具制造为主，但亦有大、小木兼做的。一般情况下，大木、圆木的流动性较大，常常几个人一起上门加工，内部亦有分工，有作头、作匠、学徒等。作头负责承接业务、分工和收益分配，遇闲时亦有供饭之义务；作匠是师傅，一般带一两个学徒，学徒以童工居多，其收入归师傅，由师傅供饭及给少量零花钱，所谓“三年学徒，四年半作”即指此。从主要产品类型上看，有农业所需的水车、风车、大车、各种船具等用品，有工业所需的包装木箱、模型、弹花机、纱锭、筒管等用品以及各种办公桌、椅、床、沙发、板凳、盆、桶、木箱、木梳、书架等生活用品。木器加工业的主要特点是分散面广、生产资金较少、工具简单等。据1952年统计，浙江木器加工业有21501个（户），其中合作社、组51个，个体21450户，从业人员38342人，其中社、组员678人，个体37664人。[32]

竹藤棕草加工业

手工业中的竹藤棕草加工业，自然行业繁多，这里所指竹藤棕草加工业系除木材制品、工艺美术品以外的其他生产、生活用木、竹、藤、棕草等制品。浙江省盛产竹子，给竹器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近代以来，竹器业是木器、铁器、五金诸业后从业人员最多的一业。产品主要有竹器、竹篰、竹筷、茶篓、混竹、蒸笼、网篮、伞柄、花竹、纺织竹器、竹帘、船篷等。[33]制造竹器的匠人被称为“篾匠”，这些人多无固定生产场所，来往于城乡之间，带人编制或修补，旺季为秋冬两季。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在城镇定居下来的外地匠人开始组成了一些以家庭作坊形式出现的小型竹器店铺，店主为师傅，雇工为学徒，忙时上门加工，闲时则加工成品出售，这些店铺往往本微利薄。

藤器业分为藤料加工和藤器制作两部分。藤料业又称藤工，系将原始的毛藤经加工制成藤条、藤皮出售；藤器业则将藤条、柳条等以手工编制加工成藤、柳产品。总体来说，藤器业规模较小，各店号均为家庭作坊，雇用工人甚少。

棕草业，由于棕业取材便利，棕制品具有弹性强、拉力大、抗腐蚀、保温、防潮等特点，人民较为喜爱。新中国成立前，浙江省虽有专业生产棕制品的手工业艺人，但以兼业者居多。棕制品主要有棕衣、棕绳、棕垫、棕棚、棕刷、蒲团、棕鞋、棕包等。

纺织业

浙江省的纺织业主要包括棉纺织业和针织业两大类。1949年之前，棉纺织业虽然已出现了一些以机械动力为主的工厂，但大部分还是以乡村中传统手纺手织的土布业为主，生产的本色平布经过加染后，制成服装、被单和被套。使用的织布工具主要是土摇车、土布机，之后逐步使用铁机。农户织成土布后，由城里的布商收购出售。抗战爆发后，受战事、机制布的影响，销路不佳。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扶持下，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对土布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市场上出现了平布、条纹花布、格子花布、人字形花布等各式花布品种，其质量可与国产卡其布相媲美。

浙江省针织业始于1909年，由于浙江省的个体手工业不能生产棉毛衫裤、卫生衫裤，因此产品主要以生产毛巾、袜子、棉毛衫裤、卫生衫裤、汗衫背心等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供应市场需要，针织业逐渐发展起来，到1930年前后，达到全盛时期。1936年以后，针织业出现分化情况，在县城针织业产量逐渐下降的同时，宁波市、嘉兴市等地的针织业却有了较好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原料采购困难，针织业趋于衰落。抗战胜利后，又遭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商品倾销，阻碍和限制了针织业的复苏。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浙江省委加强了对针织业的扶持，通过百货公司委托私营工厂加工的方式，使针织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据1954年统计，针织业有从业户数508户，从业人员2013人，总产值（不包括毛巾产值）为2057800元，共生产袜子379715打，毛巾196353打，汗衫背心5295打，针织汗裤13887打。生产袜子的手工业者主要分布于浙江省44个市县和4个直属市，汗衫背心产地主要以杭州、宁波、温州等地为主。[34]1954年以后，由于原料供应不能满足生产要求，该行业受到了一些影响。

表2-1 1950～1955年浙江省针织手工业户数、人数、产值历史发展情况

表2-1 1950～1955年浙江省针织手工业户数、人数、产值历史发展情况-续表

缝纫业

缝纫业，旧时称为“女红”。在机器引入之前，都是靠手工操作，一针一线地缝制，遇到雇请办嫁妆、做寿衣的人家，只要带上剪刀、木尺、烙铁等工具，即可上门加工，做十天半月不限，或者用户送布进门加工。

旧时裁缝地位低下，生活清苦，淡旺季相差较大，旺季常开夜工，尤其是中秋至年底这段时间。[35]

食品加工业

新中国成立之前，浙江省食品加工业主要有碾米、制糖、榨油、酿造、制枣、制茶、卷烟以及豆制品等行业。以制糖业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制糖业主要分布在温州、金华及宁波三个地区，以瑞安、平阳、永嘉、义乌、金华五个县的产量为多，占浙江省红糖产量的85%以上，其中义乌、瑞安两县的红糖最为著名。抗战期间，由于外省运往省内的红糖减少，糖价日趋高涨，促进了浙江省红糖业的发展。1946年产量达到历史的最高点1.8万吨；后因外省红糖的大量输入，浙糖价格随之下降，销路也逐渐缩小，各地蔗农见此状纷纷改种其他作物，到1949年浙江省红糖产量仅为5500吨。1950年在人民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红糖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到1951年产量增至14250吨，甘蔗种植面积达90428亩。由于市场对红糖需求量过大，以致1952年浙江省将甘蔗种植面积扩大到154779亩，产量达32146吨。但正值广东省红糖获得丰收，产量高、成本低、上市又早，售价低于浙糖，优先占领了上海等地市场，以致浙江省红糖销路不畅，糖价大跌。1953年糖农因受上年的价格影响，生产情绪低迷，加上育苗期间天气寒冷，蔗苗受冻，因此种植面积减少为72719亩，单位面积产量288斤，年产量下降为12354.5吨，比1952年减少了62%，以致红糖市场供应又趋于紧张。[36]

表2-2 1950～1954年浙江省制糖业发展情况

造纸业

浙江省的手工造纸历史悠久，近代以来，纸业生产更为兴盛，武义、浦江、东阳、龙游、临安等地均为浙江重要的产纸县。“浙江制纸业，产地最盛之处，一向以严州、衢州、金华三县为巨擘”。[37]产品大致可以分为文化纸、杂用纸、特种纸、迷信纸四类。其中以书写用文化纸、卫生纸等杂用纸为主，如浙江省1954年全部产量中文化纸占29.8%，杂用纸占52.2%。由于手工纸就地取材、价格低廉，在传统的国内外市场中，为广大城乡居民和国外华侨所习惯使用，且与机器纸有一定分工，矛盾不大。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需求量也日益扩大，机制纸的增长速度逐渐赶不上需求的增长速度。[38]杂用纸由于经济通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内，还保持着一定的需求量，但其中粗劣的杂用纸被逐步淘汰。特种纸由于特定用途和出口的需要，一直供不应求。迷信纸由于国内市场逐步缩小，产量也在减少。[39]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的手工业造纸主要以个体手工业为主，特别是对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用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1955年富阳县土纸生产中，个体手工业产量是农业社产量的4倍以上；在诸多产品中，又以坑边纸的产量最大，包括农业社兼营的在内，总共生产12299吨。[40]

表2-3 1955年富阳县土纸生产量情况

表2-3 1955年富阳县土纸生产量情况-续表

造纸业对产纸区人民的生活影响极大，其中仅稻草制纸一项就要占农家农桑收入的40%左右，由于山区的资源优势，造纸业在山区更成为地方人民的一项主要收入，故民间有谣“山里人挑一担，畈里人种一畈”。[41]

陶瓷业

浙江省陶瓷生产，远在一千多年前就已开始，但均以满足农民自己生活所需；经过生产上不断改进，产品逐渐商品化，农民兼营逐渐向个体手工业和小型工业发展。瓷器生产以温州、丽水地区的龙泉、平阳、温岭、泰顺等县为多，其中以龙泉县最为有名，1954年其产量占浙江省产量的20%～30%；其次如永嘉、东阳、江山、遂安、绍兴、兰溪等县亦有出产，但为数不多。陶器因主要原料是陶土（金丝烂泥），使之在生产地区分布上十分广泛，遍及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其中以诸暨、义乌、永嘉等地为多。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物价不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低，加上连年战乱、交通封锁、运输困难、产品销路不畅等原因，不少陶瓷窑陆续倒闭，从业人员纷纷转业务农。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强了对手工业的领导，物价趋于稳定，城乡人民生活逐渐得到改善，产品销路亦有所好转，陶瓷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如平阳县1954年陶器产值比1950年增加20倍。据统计，1955年浙江省陶瓷业从业人员共3801人（不包括农业社兼营和农民兼营），其中个体手工业（合伙组织）310户，2388人；农业社兼营有23个，121人；生产合作社16个，970人；供销生产社1个，59人；生产小组9个，214人；十人以下私营工厂20家，170人。全省1954年产量为44055376只，产值为1833024元。[42]

建筑材料业

浙江省建筑材料业主要分为砖瓦业和石灰业，不管是砖瓦业还是石灰业，原料丰富且方便获取，促进了砖瓦、石灰二业的发展。“浙江省之石灰石分布极广，取之以烧石灰，为民间重要工业之一。金华之北乡洞前及东北乡曹宅镇，兰溪之诸葛及东乡洞源等处，所产尤为著名”。[43]但这些行业多以手工业作坊性质的小型砖瓦窑、石灰窑、采石场为主，设备简单、生产季节性大，如砖瓦是春分开工、冬至停产，生产时间仅为6～8个月；并且因属原始操作，技术要求很高，特别是火候的掌握方面，如掌握不好，往往整窑的砖瓦都要报废，风险极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兴修水利、修建公用事业和私人住房等方面，对砖瓦、石灰的需求量增加较快，因而建筑材料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据统计，1955年浙江省内有砖瓦业从业者4268户10491人，产值6655053元；石灰业从业者768户1582人，产值195万元。[44]在支援广大农村和重点地区的建设过程中，除充分利用已有设备之外，各地从业者还新建和扩建了厂房，增加了烘干设备。为了加快手工业合作化速度，该行业利用国营大工业替换下来的机器设备（如砖瓦业用的挖掘机、传送机，石灰业用的风钻、空气压缩机），逐步通过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来提高其产品的质量和数量。1956年，建筑材料业又新发展了水泥、玻璃、油毡等行业，特别是利用地方石灰石为主要原料的水泥业，迅速发展成为建筑材料业的支柱行业。

文体科教和日用品业

浙江省文体科教和日用杂品包括文教体育用品、衡器制造以及日用杂品业三大行业。文教体育用品分为文化用品、体育用品、乐器及其他娱乐用品。文化用品主要有毛笔、墨水、糨糊、算盘、印泥等；体育用品包括运动器具和康复健身器材；乐器的品种有琵琶、三弦、月琴、二胡、京胡等。其中乐器生产机械化程度不高，使用刨板机、铣边机、圆锯机等设备的工厂只是极少数，特别是民族乐器、西洋乐器中的高档产品，相当部分的工序为手工制造，工艺性较强。[45]衡器自古就有衡、量、度、亩、数“五量”之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衡器制造业产品主要以杠杆衡器为主，通称杠称、秤。日用杂品业分为制伞、制镜、制刷、拉链等制造行业，制伞是其中最大的行业。伞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分为纸伞、油布伞、阳伞三种。20世纪50年代初期，受益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国家出口需求，制伞业日渐兴盛，产值也随之增长。

皮革制品业

浙江省皮革制品业是一个古老的行业，由于投资少、利润大，该业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快速发展。20世纪20年代末，西方制革工艺技术经上海、武汉等地传入浙江，新式鞣法逐步推行，轻革采用矿物鞣，重革仍为植鞣，开始采用进口烤胶。[46]总的来说，当时的皮革制品业“大厂少、小厂多”，大的工厂企业主要集中在杭州、温州、宁波三市以及嘉兴专区，尤其以温州最为发达；除此之外，分布浙江省各地的基本上以个体小作坊为主，只有少数制革厂有简单动力设备，大部分只有缸、刀等原始设备；并且个体作坊还存在生产任务不足、人员过剩、资金短缺、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质量低劣等问题，除嘉兴专区生产的出口羊皮质量较好外，杭、宁、温等地所产猪革质量普遍低劣。[47]皮革制品业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产品繁杂，其中有为工业服务的轻革、重革、各种轮带等；有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皮绳、套具、搭腰、肚带以及车马挽具等；有为人民日常生活服务的皮鞋、皮箱、皮包、皮袋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浙江省工业用革需要量随之增加，尤其是农业合作化使皮革制品的需求量更加旺盛，因此，皮革制品业在充分利用杂皮及替代品的同时，积极提高技术，扩大生产来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需要。

表2-4 浙江省皮革制品业生产情况对比

矿产开采及冶炼业

浙江省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省份，难以提供满足浙江省重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料。因此，一直以来，除了简单修补之用以外，用于物件加工生产的原料都须依靠省外的调运。浙江省的铁矿一般都是杂窝矿，蕴藏量少，以山涧河流中的铁砂形式存在。如浙江的云和土铁，自然分解的铁矿，随着山洪雨水冲刷下流，沉积溪坑中，再将铁砂淘取，以泥煤、木炭等为燃料提炼而成，因此，这些铁矿不适合国家大规模开采。同时在冶炼方面，由于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生产季节性大、运输困难等问题，数量少、质量低、成本高。在以往的手工业生产中，由于接受国家剩余物资和钢铁厂供应废次钢铁，土铁销售积压，随着国家建设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钢铁需求量增加，情况有所改变。为了提高土铁产量，有重点地进行分散开采、集中冶炼，以弥补大工业生产的不足，如1956年省工业厅为了提高生产量，利用长兴县、景牛山和余杭县闲林埠的铁矿，在杭县半山地区筹建浙江钢铁厂，年产钢锭25000吨、生铁6458吨。[48]

化工业

浙江省化工业主要有爆竹、制皂、榨油、制香（棒香、寿香、盘香）、石粉等行业。其中制皂业最为有名。浙江省制皂最早始于1914年，生产主要集中于温州市及金华专区的兰溪县，除杭州市公私合营东南化工厂具有一定规模与较先进的动力设备外，其余工厂规模普遍较小，均为小型手工业，技术水平低，设备落后，尤其是兰溪的几家仅能生产冷型肥皂。私营厂中以温州家庭肥皂厂设备较为完善，技术较为先进，其产品“幸福牌”肥皂质量较高，在市场上有一定的信誉，其他小厂质量较低，产品销售有积压现象。在抗日战争期间，大中城市相继沦陷，工业受到战争破坏，交通受阻，机制肥皂来源减少，地方肥皂工业因而迅速发展起来。抗战胜利之后，受市场通货膨胀影响，“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大部分工厂生产都无法维持，纷纷倒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1952年起加强了市场物资交流，因此肥皂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1953年该业产值达到最高峰，全业共有34户，职工439人。1953年后随着政府对市场管制的加强，特别是油脂统购统销后，原料供应紧张，代用油（青油、柏油）产量下降，致使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的生产发生困难，相继停业。1953年后肥皂业生产是逐步下降的，1953年产值为6636500元，1954年下降为5690560元，1955年上半年为3151910元。但从公私企业的比例来看，地方国营与公私合营的工厂却得到了较快发展，以历年公私生产发展情况来看，1953年产值中，地方国营厂占7.35%，公私合营占55.63%，私营占37.02%；1954年地方国营上升为11.74%，公私合营上升为69.06%，私营下降为19.17%；1955年上半年地方国营占8.55%，公私合营占74.96%，私营占16.20%。私营工业产量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受公私合营工业的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私营工厂质量比公私合营低，而价格却比公私合营高，因而产品销售不出去，产量逐年下降。[49]

特种手工艺品业

浙江省的民间工艺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其创作技艺之精，品种之多，运用材料之广，从业人员之众，经济、艺术价值之大，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浙江省手工艺品包含雕塑、陶瓷、棉织、刺绣、印染、彩绘、剪贴、镶嵌、金属制品等各种类型，如青田石雕、东阳木雕、龙泉瓷器等，远在宋代就较为有名；尤其是“浙江三雕”（乐清黄杨木雕、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其工艺精致，被誉为“天衣无缝”之作。这些优美质朴的民间工艺品分布在浙江省的各个地区，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风格，积累着历代优秀艺人的经验，充分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同时它是从人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所以最亲切、最真实地反映着人民的情感和爱好。因而，不仅在国内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国际上不断获得好评，享有相当高的声誉。但抗战爆发之后，大部分行业生产逐渐萎缩，很多优秀艺人由此失业或改行，甚至人亡艺绝。[50]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与社会主义合作化事业的推进，浙江省的工艺美术事业相对于过去，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中较明显的是，在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手工业生产得到了逐步恢复，一些行业甚至有了快速发展。如金丝草帽、麻帽、绣衣等几个主要行业，其从业人数从1950年的20万人，发展到1956年的45万人，增长了1.25倍，年产值由460万元增长到1770万元，增长2.85倍。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行业来看，除少数未恢复外，绝大部分都已得到恢复和发展，如青田石雕，1950年从业人数为379人，到1956年底已恢复到1300余人，增长2.4倍以上，其中培养学徒40余名。温州的十字花产品在国营公司的扶持下，不但在产值上有了较快的增长，而且通过出口创汇，直接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1953年产量为50044套，产值420651元；1955年产量为198246套，产值达到1455339元。[51]此外，翻簧木雕、竹编、绸伞等行业的从业人数与产值，都超过了历史全盛时期。

与此同时，手工艺人不仅在经济生活上有所改善，而且政治地位也有了显著提高。手工业合作化中，手工艺人的收入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所增加，如1953年前副业生产人均日工资为0.2元左右，到1956年底提高到0.3元；专业性行业人均月平均工资，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元提高到35元，部分老艺人的工资甚至达到每月60元以上。在政治上，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做了适当安排，有些艺人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省文联会员及合作社的领导干部，如东阳木雕老艺人杜云松[52]被提名当选为省人大代表，黄紫金、黄凤祚等人被选为省政协委员，东阳木雕艺人楼水明[53]还被邀出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传授技艺，这些都提高了他们生产创作及传授技艺的积极性。[54]在对比不同时期艺人地位的变化情况时，艺人吴如乾说：“过去在旧社会，石雕在三百六十行之外，把艺人看‘烂咸菜’，如今却不同了，政府对艺人关心，对技术重视，非但增加工资，还得到上级奖励，我们艺人真算是翻身了。”[55]

此外，在技艺提高方面，文化部门还举办民间艺人训练班，开展辅导工作，通过展览会，组织艺人观摩学习，提高了艺人的创作水平。如在选取题材方面，过去取材内容较为单调，人物题材多为观音、济公、罗汉、关公等；通过交流活动之后，尝试选用《白蛇传》《水浒传》《西厢记》等神话及古典名著题材。同时在创作过程中，有少数艺人开始从现实生活中吸取题材，在造型、透视、比例方面，对原有风格进行突破、创新，正如东阳木雕艺人反映：“……互相学习机会增多，一般小学程度可提高到初中，初中可提高到高中。”青田山口石雕社反映：“由于传授和被传授双方在经济上都得到适当照顾，因此学徒进步较快，在几个月时间中，就可学会过去两三年还学不到的技术。”[56]

表2-5 1956年浙江省特种手工艺行业及从业人员地区分布情况

表2-5 1956年浙江省特种手工艺行业及从业人员地区分布情况-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