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大学村Snobbism[5]的兴亡
在日本的时候原则上我不订报纸那劳什子，但在美国不知何故竟订了两份。一份是叫《特伦顿时报》的地方报纸，在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发行。普林斯顿到特伦顿开车用不了二十分钟，所以我住处周边发生的事基本上都给这报纸囊括了。地方色彩到底也浓，一周有四天头版头条是火灾或交通事故，无论如何也难以称之为面向知识分子（借用邓·克埃尔的话即“文化精英”）的报纸。不过，一来可以见到令人哑然的奇妙事件，二来关于地方琐事的报道方式也甚为有趣，来此之后我一直爱不释手。看这份报纸，可以多少了解这一带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场景，比日本的《朝日》、《读卖》什么的生动得多，色彩也丰富得多。说实话，我作为“来自日本住在普林斯顿的小说家”，曾经成为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这东西都可以成为头版头条，其他可想而知。普林斯顿发行的地方报纸有《普林斯顿通讯》，编辑部就在我家前面，但它未免过于琐碎过于地方性了，所以没订。但说实话，我也被这家报纸采访过。
除了《特伦顿时报》，我另外订的一份就是有名的《纽约时报》。不过，每天每日看《NY时报》难免有点儿累，我就只订周末即只订周六周日两天的。这项制度十分方便，每到周末就有厚厚一叠周日版活像丢小孩儿似的“通”一声丢在门前。上面有书评、电视节目预告、娱乐及美术指南等等，不一而足。认真读要花半天工夫。《NY时报》诚然是提供堪可信赖的信息的优秀报纸，但对于不专搞政治和经济的人来说，光靠周末版信息量也基本够用了，不够部分可以通过《新闻周刊》和《时代》紧密跟踪。一般说来——仅仅是我个人意见——每天都看《NY时报》这种郑重其事的报纸的话实在叫人腰酸背痛。
然而据我所知，普林斯顿大学方面的人士全部天天订《NY时报》，没有人订《特伦顿时报》。我说我订了，他们全都做出不无愕然的奇妙表情。进一步说没订《NY时报》，他们的表情愈发奇妙。于是赶紧转换话题。看来，订阅地方报纸在普林斯顿大学村（这说法再合适不过了）不像是怎么值得欣赏的行为。尤其是只订《NY时报》周末版而每天看《特伦顿时报》之类，在这里更被视为相当不可思议的生活态度。说得极端些，作为姿态就不correct（正确）。
与此相似的情形——离开报纸扯得远点——也表现在啤酒上。普林斯顿大学人士似乎十之八九喜欢喝进口啤酒。喜力（Heineken）、吉尼斯（Guinness）、贝克（Beck's）——喝这些牌子才算是correct 。美国啤酒里边若喝波士顿的“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旧金山的“铁锚蒸汽（Anchor Steam）”之类，因为不是很一般的牌子，尚属情有可原，毕竟波士顿和旧金山是多少有些格调的地方。学生们常喝的是“滚石（Rolling Rock）”，便宜而不无考究的意味。听说过去东海岸“库尔斯（Coors）”比较难买到，是“correct”的，而最近这边也很容易到手了，身价似乎随之一落千丈。日本啤酒作为存在是少数派，当然是correct的，但实际喝的人寥寥无几。但不管怎样，喝这类啤酒不至于有问题。
可是，倘若喝什么Budweiser（百威）、Michelob（米凯罗）、Miller（美乐）、Schlitz（施立茨），似乎很多时候人们就要露出诧异的神色。我也不大喜欢甜津津的美国啤酒，总的说来更中意欧洲风味，但也时常破例喝Bud干啤。觉得它干得不够劲儿的时候未尝没有，不过客观说来啤酒相当够味儿，跟寿司也算配合得来，连着喝也不易喝厌，何况价格便宜，六罐才五百日元，不坏。不料与一位教授聊天当中随口说道“美国啤酒当中我较为喜欢Bud干啤，时常喝”，对方便摇头做出不胜悲哀的样子：“我也是密尔沃基[6]出生，承蒙夸奖美国啤酒自是欢喜。不过么……”往下就含糊其辞了。
总而言之，Bud和Miller这些在电视上吵吵嚷嚷做广告的啤酒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而作为大学人士、学究之徒，则必须喝或最好喝更高雅更讲究文人情趣（intellectual）的啤酒。如此这般，从报纸到啤酒牌子，何为correct何为不correct，在这里都有相当明确的区分。
我想日本的大学社会多少也有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但大概还不至于存在如此泾渭分明的制度性倾向。我对于日本大学人士的生活固然所知无多，但印象中“大学人士必须如此”之类的规范要比美国模糊。就算有喜欢看《东京体育》喜欢职业摔跤喜欢电视里的男女配对节目喜欢烧酒以至非演歌[7]不听的教授，大概也不会成为问题，也许有人会觉得有点反常，但周围人不至于因此皱起眉头，也不至于影响晋升或社会地位受到威胁。“那个人没有大学老师架子，蛮有人情味儿”——甚至有可能得此评价而受到欢迎。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日本的大学更为平民化，日本的大学老师更接近“工薪族”。
而在这个国家（至少在东部有名的大学），如果有哪位老师喜欢Budweiser啤酒、是里根迷、通读了斯蒂芬·金、每来客人就把肯尼·罗杰斯的唱片放上去——没有实例只是想象——那么周围势必没人搭理他。没人搭理即意味着没人请他做客也没人上他家做客，亦即被排挤出大学社交圈。而这样一来，现实的情况就是他就很难在大学生存下去，除非有作为学者的绝尘而去的业绩。以这一角度观之，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比日本远为讲究阶级和身份。
“这就是说，美国的大学人士在社会上乃是孤立的存在。”一个美国人告诉我，“他们的存在非常特殊。大学是与一般世俗社会截然不同的世界。不妨说，好比大海中的孤岛。唯其如此，他们才必须确立只适用于自身的规则那样的东西来保护自己。如果有人破坏这个规则，那样的人必然多少受到排斥。”他说的是否百分之百正确我无从知晓，但我认为的确有这样的成分。
所以，电影方面喜欢欧洲电影和实验性电影，音乐喜欢古典或知性的爵士。车也似乎以不显眼为correct，闪闪发光的新车在校园停车场几乎见不到。衣服以尽量不显新为上。我猜想他们做了新衣服恐怕先在家穿一个月，天天都穿，等多少变形了才穿去学校。英语有句话说是“Keep a low profile”，大意为“什么事都要低姿态”。普林斯顿的生活恰恰如此。八十年代的闪闪发光主义并未波及大学。
总之有诸多清规戒律。一开始我稀里糊涂，而在大学校园生活久了，这种微妙之处便渐渐了然于心，这个correct那个incorrect（不正确）也明白了十之八九。
来这所大学之前我不清楚此类名堂，家里家外都美滋滋地喝着Bud干啤，近来则在家里偷偷喝了，出门尽可能喝吉尼斯黑啤和喜力什么的。家里为了招待来客，冰箱里总是贮备非美国啤酒。看来当知识分子也真够折腾人的——不是跟你开玩笑。
不过我在这大学里算是客人，因身为作家之故，很多事情人家都似乎高抬贵手。因为不在大学hierarchy（等级制度）之内，所以生活态度多少有些incorrect，人们也以“啊，他是作家”为由加以饶恕。作家这东西在美国的大学里和高级生物标本差不多，“有这东西，大学也多少增加一点色调，学生也可能兴奋。”如此而已。
话又说回来，这种需要考虑“这个correct那个incorrect”的生活，换个角度看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从日本那种没有固定价值观的流动性社会来到这里，反而让人舒一口气的感觉也并非没有。因为不必考虑多余的事，反正把细小部分齐整整地弄correct就算完事。反正订阅《NY时报》即可，反正订《纽约客》即可（环视四周，似乎好多人只订不看），反正听歌剧即可，反正读加西亚·马尔克斯读石黑一雄[8]读谭恩美[9]即可，反正喝Guinness啤酒即可。但在日本就没这么简单，比如歌剧过时了、现在轮到歌舞伎了——无论如何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信息先于消化，感觉先于认识，批评先于创造。并非说这就不好，但老实说觉得累。我原本就不是赶浪潮抢尖端那一类型的人，只是远远望着如此神经兮兮地生活的男男女女而已，但光是看看也相当疲劳。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上的烧荒农业，大家聚在一起烧完这块田后又跑去烧下一块，烧完后很长时间里寸草不生。本来天生富有创造性才华的人、本来必须慢慢花时间筑起自己创作体系根基的人，却不得不在脑袋里装满如何幸免于烧的念头，或者仅仅考虑怎样做才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这不是一种文化消耗又能是什么呢！
如此思考之下，说保守性也好，说制度性也好，说阶级性也好，我认为只要有一条普林斯顿村式的“反正这里这么做即可”，那么日本的文化人也就轻松多了，因为只须在末端那里依样画画葫芦，其他的尽可自行其是。当然，在纽约的最尖端，也是同日本一样竞争得锱铢必较，但那终究是小部分例外，不像日本那样民众被全国性泛滥成灾的信息玩得团团转，纽约流行什么，洛杉矶流行什么，普通人根本不以为意。无视这种流动性、感觉性而从容淡定地走自己的路的这部分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还是为社会所需要的。
另外来普林斯顿后感到舒一口气的，就是除去迫不得已的场合，人们一般不提钱。钱在这里极少成为人们的话题。反过来说，在日本人们可能总是谈钱谈个没完。在日本，动不动就有人说“村上君写畅销书钱大大的有，花这点算什么”。事情或许是那样，不过恕我直言，那纯属瞎操心。我开的是1600CC小车，于是有不少人说“村上君有钱别坐这个，买贵一些的车如何”。可这是我的自由，倒也不是讨厌贵些的车，但眼下我觉得这个挺好，开起来其乐无穷，用不着别人说三道四。
在这点上，“钱？噢，如此说来，世上钱那样的东西是有的”——普林斯顿的这种绅士氛围的确让我心怀释然。有人说；还不是伪善？世上哪有人不想钱呢？也许吧。但由于这里大家都闭口不谈钱，我就有了不谈钱乃理所当然的感觉。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就会不由想道：冷眼看待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坚决主张“世间并非全靠金钱驱动，我等拥有比钱更宝贵的东西”，大概才是知识分子本来的使命和应取的人生姿态。
说到底，在正的意义上也好在负的意义上也好，所谓知识性的阶级性在日本已几乎分崩离析。战后一段时间里，这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还拥有其作为System（系统）的力量，后来不知不觉间就像同共产主义、名曲茶馆以及纯文学的衰亡相呼应似的突然销声匿迹了。知识性的阶级性消失了，阶级性的Snobbism的存在意义也就无从立足。剩下来的，唯有将阶级性的Snobbism的残存记忆作为“柏林墙碎片”式的商品向大众拆零推销的流通洪流和信息资本。
不过，从社会的大众化、规范化才是历史潮流这一观点来比较美国社会和日本社会，“已经这个德性了”的日本不论好坏已经历史性地进化了几个阶梯。不妨说，麦克阿瑟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的阶级制度解体作业的效果在两代人之后终于现出了全貌。如此想来，美国大学里的所谓知识Snobbism恐怕恰恰是阶级社会的最后挣扎。至于这种知识性的特殊社会此后能在美国勉强维持多久，任何人都不得而知。一般预测是：除却少数例外，迟早都要呜呼哀哉。也可以说，足以将这样的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维持下去的“余裕”正在从美国这个国家失去。事实上，美国的大学经营已经到了全国性捉襟见肘的地步。据说哈佛、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学院等超一流大学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一般大学则为慢性财政困难所困扰，效益不好的讲座接二连三下马，教员和职员的暂时离职也正在水面下进行。在美国大学里只要取得终身雇用权即可高枕无忧——这样的常识过去是有的，问题是纵使有终身雇用权，而若学院本身被连根刨除，那也就一曲终了了。我自己也听说过几个这样的例子。而这样一来，无论大家多么坚韧不拔，如今这种“不食周粟”式的知识Snobbism也将难以维持。也有人说，美国的知识状况本身从根基上已经风雨飘摇了。
这样，美国的大学迟早有一天也将同今天的日本大学一样迅速走向平民化、均一化，即使普林斯顿、哈佛这样孤高的城堡，其性质也可能大为改变。与此同时，大学中的非世俗学究气氛渐趋淡薄，而变得更有效益，更带有Mass Production（大批量生产）色彩。此乃大势所趋，任何人的力量恐怕都无以抗阻。不过，我在被这所大学接纳、从而作为大学村一员生活的时间里，一种情绪不知不觉强烈起来：可能的话，不希望大学变成那样子。无论被称为精英意识还是被称为孤立的世界，世上也应该在某个地方保留一两处这种游离于世俗之外的天地。我当然清楚此乃建立在不平等性和阶级性基础上的特殊世界，可我仍然这么认为。之所以如此认为（若说出口来，在过去难免被斥为反动。不，今天也有可能），或许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的关系，或许是因为我在这里归根结底不过是个旁观者。
后日附记
现在我在波士顿，报纸订的是《The Boston Global》（波士顿环球报），啤酒主要喝Samuel Adams。这个Samuel Adams秋天推出的有点发黑的“Oktoberfest”（慕尼黑啤酒节）特供款我很喜欢。
从普林斯顿迁来剑桥，觉得这里到底是城市。在普林斯顿，提起大学只有普林斯顿大学一所。而这里则有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塔夫茨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大学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即使是属于大学，也完全没有普林斯顿那种独立“大学村”的感觉。没有朋友交往，说轻松也轻松，说单调也单调。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周围住的清一色是三四十岁的年轻Faculty（大学教职员），一有时间大家就聚在院子里烧烤或喝着啤酒天南海北闲聊。电视剧《双峰》（Twin Peaks）播完最后一集时还开了“Twin Peaks Party（晚会）”……虽说是Party，其实只不过是准备了一大堆甜甜圈和咖啡，一起吵吵嚷嚷看节目罢了。总之聚在一起开家庭晚会似乎是镇上唯一的娱乐（因为无其他娱乐）。所以，在普林斯顿结交了不少朋友，有饭菜剩下甚至连锅端到旁边人家去。但在波士顿一般没这样的事，和在东京区别不大。
倒是打算在这里悠然过一阵都市生活，不过普林斯顿的日子的确难得而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