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
两个月前，听白泽串联所有的细节、线索，并还原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我就下定决心要将其汇聚成文字，予以发表。这些铅字不仅仅是“故事”两个字那般简单、轻松，其背后所隐藏的是特殊的文化糟粕、民俗畸变，以及人心的毒辣、邪恶。民国虽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历史沉淀下来的积弊、痼疾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祛除的。我现在能做的，也唯有将这些“故事”大白于天下。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主人公白泽。白泽，字清石，一个对华夏历史、社会民俗、乡野志怪、山川地理等方面中毒极深的怪人。白泽幼年时就读于家乡的私塾，在舞象之年考取了庚子赔款[1]的官费生，留学海外。他与同是庚子赔款官费生的胡适先生算得上半个同窗。白泽为人低调，长年游走于山川与乡野之间，其喜好的学术方向又较为特殊，不属于时下流行的“实科”，因此名气远不如其身边的几位好友。其实，白泽与胡适先生、赵元任先生、顾诵坤先生、徐志摩先生等都是往来频繁的好友。
以白泽的家境，完全不需要去考什么官费生。只不过其父有意磨炼白泽，不希望他日后成为一无是处的纨绔子弟。可以白泽现在的情形而论，似乎这种磨炼有点过了头。白泽完全没有了子承父业的念头，反倒一门心思扎到了乡野志怪、坊间传闻的研究里。只要他觉得调研的时机成熟，便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消失。等他数个月后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往往是一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叫花子形象。
要知道，中国人南腔北调，长久以来仍有很多地方未能普及官话，诸如湖北、湖南、东南沿海等地都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情况。白泽能够游走在各地做他的研究，必然也有其过人之处。在我认识的诸多好友中，他也算得上出类拔萃的一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不敢贸然说白泽在语言学上能与赵元任先生比肩，也不敢说在历史学上能与顾诵坤先生相提并论，毕竟术业有专攻。不过，我举一个实例，各位读者就可对白泽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民国九年，伯特兰·罗素[2]先生访问中国并讲学，赵元任先生做了全程的陪同翻译。其实，白泽当时也是全程陪同的。一行人在去湖南长沙途中，赵元任先生与白泽在渡轮上，跟着湖南赞助人学了一点湖南方言，凭借着语言学上的研究功底，他们很快就掌握了大致的发音技巧与组词规律。就是经过这么一次简短的学习，他们二人后来居然被误以为是湖南人。[3]
回到我们的案件上，我在谜底揭示后，再次读了一遍曾令我辗转反侧的《修罗鬼志》——众目睽睽之下，年久失修的断桥、不期而至的暴雨、与世隔绝的山巅古刹、不请自来的陌生香客、惨绝人寰的屠戮、遁入劫界的修罗鬼……说实话，五十年前的“修罗鬼无人生还”案确实错综复杂，仅梳理繁多的案件线索、逻辑脉络就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与体力。对于我这个执笔人而言，落笔的过程中既享受着破解悬念的无穷乐趣，又承受着凝结成句时的极端煎熬。所幸，如今已全部完成了。
一个月后，我将本书的初稿交给了上海《紫焰月刊》的老师。对方对书中讲述的故事内容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双方多次沟通，我对故事的表现形式做了修改，于篇幅上亦做了增补。如此这番，无意中使本作的行文更加紧凑、明快。全篇高度还原了白泽、我，以及我的胞弟陶方玉穿梭于南京城，搜寻、查证、推理案件的全部过程，故而更加侧重于案情介绍、线索呈现、社会风情、历史文化及白泽对案件的逻辑推理。
可以说，这是一本异常干净的志怪推理故事。读者完全可以将自己置于白泽所处的位置。因为全部线索无一疏漏地呈献在诸位面前，确保了读者参与案件推理的绝对公平性。
对于那本《修罗鬼志》，我还要做一个补充说明。原《修罗鬼志》的记述形式非常传统，相当于中国的文言古书。其文字没有加注任何标点符号，密密麻麻的程度着实令人晕眩。而且，原书中存在不少用字、文法方面的错误以及删改的情况。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在不影响原书的意思以及案件推理的前提下，我个人对《修罗鬼志》中出现的语言做了适当改写，错误予以修正，并且加注了标点符号。关于标点符号的问题，读者们尽可以放心。所有的标点符号都是基于教育部颁布的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4]，以及后续的补充修改方案，绝非我个人胡乱添加。
关于本书的情况我就简单介绍至此。有些话虽然不适合在此处提及，但我仍想多说两句。《白泽先生志怪谭：人间修罗案》是白泽所经历的诸多诡谲谜案中，第一本落笔成书的故事。然而，发生在山东及川边的案件同样令我不能释怀。那些谜案不仅仅是恐怖、离奇，而且丧失人伦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早前便极度渴望将山东、川边的案件落笔成书，其间却碍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等到处理完手头一些紧迫的事情之后，我一定悉数呈现给诸君。
言尽于此。
陶方璧
民国十一年十月
快看，山臊，好大的一只山臊。
在哪儿？在哪儿？算了……
快看，果真就只有一足。
不看了，好麻烦。
好羡慕它无所束缚。
有什么可羡慕的，它也有烦恼。
它能有什么烦恼？
遭人嫌恶，为鸟兽餐食。
可我还是希望能像它一般。
如今也不见得有什么区别。
希望来世不再投胎为人。
你我本就是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