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

“这是1956年我入学第一个月作的石版画技法习作，是根据速写作的。背景是老美院U字楼中间265教室南侧做油画框的小房外，两个工人在搅拌水泥。那时从学生宿舍去教室和食堂都要经过此地，墙上的光影从上午到下午不停地移动，而今已成为岁月的记忆了。见画生情，老美院的人和事依然历历在目。”

“我童年时经常跟母亲去河里洗衣服，模仿大人用棒槌敲打衣物，在水里漂洗，很好玩。成年之后才知道，从言传身教中得来的那些教益，将左右人一生的足迹。”

“儿时最盼望过年过节，能吃好的，有新衣服穿，还能得压岁钱。成年以后依然对年节感兴趣，去逛北京的厂甸新年大集，吃大糖葫芦，看吹糖人、拉洋片……创作《闹元宵》，实属当年个人的兴致使然，也是那个年代心情向好留下的佐证。”

“这幅作品是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画的速写，树干、树枝、树叶，每一组关系都要交代清晰，还有背景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木刻的语言是以结构为基础的黑白灰、点线面，不同于绘画中用平行线或色彩层次表现对象。这个道理也可以从传统木刻插图和外国黑白木刻中得到印证。”

“贫苦几千年的农民翻身得解放，对我的心灵是巨大的震撼，看到周立波写的小说《暴风骤雨》，遂萌生为其作插图的想法，人物形象多来自记忆。”

“1960年，山西运城六十一位农民工食物中毒，‘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口号牵动人心。当时版画系同学自发创作了一套组画，我分到的内容是农民燃起火堆作为标志，等待飞机从北京送来空投药品。这套组画印出十多套，以版画系社团‘喷泉’的名义，在北京街头画廊、橱窗展出。”

“为突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主题，我选择家乡辽宁省最困难的一个生产队投入三秋劳动，这些亲身经历为创作构思奠定了立意基础。我认为农民们艰苦劳动，从苦干中摆脱困境的愿望，是主宰生活主流的另一种真实。我偏向掌控精神性的本质，也含有理想主义成分，希望作品能给人以鼓舞。我相信能跟农民们一同渡过难关。制作过程非常艰苦，撇开历史的局限性不说，这类作品中真实的场景、明朗的色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劳动者淳朴的情感和对美好的向往。这也符合我一向追求的贴近现实，为理想而奋斗的理念。”

“北方的冬季漫长，俗称冬闲、猫冬。农民们常说一句话：人勤地不懒。《新春》画的是大年已过，农机站赶忙维修拖拉机，农民们忙着往地里送粪，提早找农机站签合作协议，是表现北方农村春意融融的风俗画。”

“创作课要求必须先体验生活，这幅画取材于北京怀柔北台上水库工地。我一向认为艺术创作应该含蓄、自然，从实际体验中感受那些普通群众对待劳动和生活的乐观态度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今天看来，我们国家的许多水利建设工程，当年都是农民们义务劳动干出来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提倡鼓励年轻人去开发祖国的边疆。《早春》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那时大学生都以服从国家分配为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与年轻的共和国一起阔步向前进。”

“殖民主义的终结和民族独立的诞生，人类曾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我有幸赶上了这一历史大潮的尾声。我有十二年深受亡国奴之苦的经历，《赤道战鼓》组画实为感同身受的激情之作。”

“1978年深秋的一个午夜，我穿着棉大衣，迎着凛冽的寒风，行走在黑土地上。远眺那不停折返的秋耕中的拖拉机，倾听那震动大地的轰鸣声。沉睡的大雁也被惊醒。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飞向历史转折的大时空。啊！那沉睡的大地在苏醒，我们的祖国要起飞了！这积压了许久的内心涌动，便成为翌年构思《不眠的大地》的初衷。”

“1979年5月，我去黑龙江省垦区853农场一分场五队，白天写生，找人聊天，晚饭以后到村外湖边散步。这里本地人居多，熙熙攘攘，形成一景。可见闲情逸致，人皆有之。我在那里知道，原来不仅有水鸭，还有水鸡，二者嘴的形状分别与家养的鸭和鸡相似。那时农场也不再‘大干快上’，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画中钓鱼者的形象都有速写依据。”

“乌苏里江位处中俄边界，江水流速很慢。沿江有许多荒无人烟的小岛，秋天的色彩在不同的天气和不同的光线下变幻无穷，美不胜收。我曾见过完整的江图，大小岛屿无数，令我神往。”

“辽南是苹果之乡，但在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年代，果园很不景气。80年代政策宽松了，苹果生产又火起来了。农民们最高兴的时候莫过于收获的时节。”

“北大荒的色彩四季分明：春天一片黑，夏天一片绿，秋天一片黄，冬天一片白。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

“1980年秋，我去建三江农场属区的胜利农场、洪河农场，又从抚远县乘船行驶三天三夜，两岸平平，只能画岸边的白桦林。到达同江县勤得利农场上岸，江边有一道小山梁，可以俯视黑龙江。主流、支流、岛上、两岸，长满了‘柳毛子’，层层叠叠，野趣横生。国庆节前夕去大庆，三天四夜，大雪封路，每天忙于参观游览。我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尚有剩余时间，便请大庆群艺馆范垂宇同志找来两块三合板，刻出了《黑龙江初雪》《野花遍地香》。”

“1980年国庆节前夕，我去黑龙江省勤得利农场。早来的寒潮，三天三夜的狂风暴雨，柳树被飓风刮得左右摇摆，几乎要被刮倒，可只要风速一减，它便立马复原，让人感受到柳树柔中见刚的品格。之前走访过几个在‘文革’中受到不白之冤的农场职工，他们依然干劲不减，信仰不泯，使我久久难以忘怀。一个月后创作《疾风劲柳》，其中既有对柳树精神品格的刻意打造，也包含寓意人品、讴歌生活的冲动。”

“《卓玛老师来了》源自甘南之行。在草原聚会上看到一位藏族女老师，身穿有装饰的黑色民族服装，形象出众。同学们想画她，她怎么也不同意，谁想画她，她就把脸转过去。在那几天里，总有一群小学生围着她，小的孩子拉着她的手，稍大点的扯着她的衣襟，师生之间像母子。牧区的学校与牧民一样是流动的。于是有了《卓玛老师来了》的构想。”

“1980年在甘南藏区尕海，公社请来藏戏班子，演出不要杀生的戏。许多老年妇女一边看一边哭，入情入理。而台上演皇后的女演员，穿一身古代戏服，头戴凤冠，脚踏高跟鞋，还戴了墨镜、戒指、手表，扭来摆去。台上台下的反差太大了。《观众》一画，是把生活中的主人公推上前台，直面真善美。这一事一画，时常在提醒我，面对虔诚的观众、纯真的心灵，奉献给他们什么样的作品才不辱使命？”

“农村是否富裕，要看房子和院落好坏，外国也一样。改革开放以后，农家院元气复苏。我乘火车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途中窗外景色很是养眼。”

“我走进森林之中，只闻风响，不觉风吹。小动物跳来跳去，飞鸟翱翔。心旷神怡，感慨万千，那是另一种人生的洗礼。

“我们国家位处贫林区，但已经在一边伐木一边植树。身临其境，才真切感受到森林对人类生活有多么重要。”

“初到小兴安岭，发现河水像酱油的颜色，原来是从森林渗出的腐殖质。白雪降临，林区则是一片白山黑水的景象。一次次行走在大小兴安岭和三江平原上，我的思绪也飞翔在历史时空中。白山黑水是东北人的精神土壤，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能抒发东北人的火热情怀。”

“那一年我在老家，看见我的小侄女不爱吃饭，每天上学前要往衣兜里装进六七个小苹果。想起童年时要买苹果不容易，零食只能吃黄瓜、西红柿、萝卜，秋天被霜打过的小茄子也有点甜。遂萌生创作《甜》的动因。”

“1982年，我回到家乡，赶上秋收大忙季节，收割、运输、剥玉米、打场、入仓，都是我熟悉的生活。场院上的活主要由妇女和儿童来做。那是一个忙碌而欢快的时节，我和乡亲们同样陶醉在故园的乡情里。画中所有的形象，都是从我的速写中筛选出来的。”

“20世纪70年代末，黑龙江畔到处能看到‘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反修反霸’这样的大幅横标。到了80年代初，标语改成了‘热爱和平’‘世界人民友好’之类的口号，国际关系的和缓，带来了沿江的和平氛围。同江县街津口是赫哲族的一个村庄，依山傍水。时值初秋，遍山红叶。我乘小渔船跟随渔民去黑龙江捕鱼，见到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处，两种颜色的水流并行数十里，也看到捕鱼季节渔民在江边的地窨子里生活，这种感受都留在《静静的江岸》里。”

“北大荒是亘古以来的荒地。20世纪50年代，国家提出‘屯垦戍边’，十万农兵转业到北大荒当农工，开垦后的北大荒变成北大仓。我从50年代起便踏上这块土地，先后去过数十次，历经几代传人。许多人和事，可歌可泣。《黑土地》一画，取垦荒小分队一角，他们远离大本营数十公里，条件十分艰苦。晾晒在外的彩色衣服暗示这里住的是青年垦荒者，黑土地占据画面主体，画面的灵魂是青春和热血，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80年代初期，我曾多次回到家乡。我的家乡是绿化先进县，漫山遍野绿树成荫。《绿荫行》聚焦一对农民夫妻，骑着自行车像是回娘家。那时农村落实政策，农民也有公休了。自然景观和人们的心态，都有了春意盎然的气象。”

“‘文革’之后，人们都在反思，都在思考个人的出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创作了《落叶情》。后来还创作了姊妹篇《长空万点觅归巢》。”

“1983年秋，我去大兴安岭新林林业局。漫步白桦林，发现落叶中有新蘑菇冒出来，好兴奋！我童年时只能冒雨到山上捡蘑菇，现在俯身皆是，连忙摘下帽子装得满满。中午请招待所师傅加工，十分鲜美。这种蘑菇不能晒干，只有当地人才因得天独厚的条件获此口福。《林中》一画便是根据往昔感受即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