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邺南城赵彭城和核桃园北朝佛寺的考古发现与收获

自1983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在邺城遗址持续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11]前期十余年的工作，基本探明了邺城遗址的形制和布局。确认了邺北城的规划和布局，开创了我国古代都城建设中宫城集中北置、整体中轴对称的新模式。对邺南城的勘探和发掘，明确了该城的规划建设受到邺北城和北魏洛阳城的直接影响，是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直接原型之一。[12]2000年以来，围绕着探索邺南城外郭城及邺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创新课题，邺城考古队的考古工作逐步推进到邺南城内城以外的城郭范围内，先后发现和发掘了赵彭城北朝佛寺、核桃园北朝佛寺以及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图3）。

图3 邺城遗址经发掘确认的佛教遗迹位置

1.赵彭城北朝佛寺

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习文乡赵彭城村，地处东魏北齐邺南城朱明门外大道中轴线东侧，北距邺南城南墙约1公里。2002—2012年期间，邺城考古队陆续发掘了寺院中部塔基、寺院外部围壕、西南院落四周廊房及向北延伸的回廊式建筑，寺院围壕的东、南通道，寺院东南院落北部大殿、连廊、廊房及寺院北部大型殿堂的局部（图4）。

图4 赵彭城北朝佛寺平面图

赵彭城佛寺平面呈方形，东西宽433—435米，南北长452—453米。外围由方形的沟渠环绕，沟口宽5—6米，深3米左右，内侧未发现围墙的残迹，从地层叠压关系、出土文物以及与塔基的相对位置分析，壕沟可以被认为是赵彭城佛寺的外围界限。围壕四面正中各有一通道，经发掘确认，东通道宽约5.5米，南通道宽约7米，两处通道均呈陆桥形式，水沟未从下部贯通。通道两侧的壕沟断面呈倒梯形，口大底小，沟边陡直，沟底较平，无包砌痕。壕沟底部均发现有排列相对整齐的瓦片堆积，以较完整的板瓦为主，层层叠扣，似为整体垮塌形成的堆积（图5）。

图5 赵彭城佛寺东通道平剖面

方形木塔基址位于寺院中轴线略偏南处，由地面以下的基槽和地面以上的台基两部分构成（图6）。基槽宽约45米，距开口深5米左右，下半部为十余层卵石与夯土混合的交叠层，上半部为纯夯土层。在塔基中部近地面处的中心柱础正下方是以质地细腻的黑灰砖砌筑的正方体的砖函，形制规整，长、宽、高均为70厘米（图7）。地面以上的台基宽约30米、残高4.5米。台基南部正中踏道尚存，宽约2.3米，外缘包砖。踏道两侧有砖铺散水，南北宽约3米，均用破碎的残砖铺设。塔基中部的砖函上方发现了中心刹柱础石，青石质，保存完好，表面光素无纹，底座方形，宽1.2米，上部覆盆形，中有圆形榫槽。刹柱周围础石虽已无存，但从残存的础坑及础坑下埋藏在夯土中的承础石可以确认十处柱础位置，由内向外分三圈排列，柱间距4米，根据台基尺寸及柱础坑分布情况，至少可以恢复为面阔五间、进深五间的开间结构。另外在塔基基槽的四角还发现了四处夯土方坑，边长均约3米，深1.5米左右，底部为两层砖瓦和夯土交叠层，其上为夯土层，构建形式与塔基基槽一致，应该也是某类较小的建筑物地基。[13]

图6 赵彭城佛寺塔基平剖面

图7 赵彭城佛寺中心柱础及砖函平剖面

寺院的东南和西南隅各有一大型院落，四周由边长117米、跨度约13米的廊房式建筑环绕，院落中部偏北处各有一处大型殿堂，西南院落的东北角和东南院落的西北角还各发现了一道向北延伸的建筑基址，跨度约8米（图8）。在寺院北部略偏西的位置探出两处小型水池的遗迹。发掘确认东南院落大殿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6.6米、南北宽23.4米，现存地下基槽和地上台基部分。地下基槽为条形夯结构，由四面环绕的一周条形夯与中部6道条形夯组成，地面以上部分为整夯，原来的础石及础坑均无迹可寻。根据大殿尺寸和条形夯的跨度，初步推测大殿应为面阔七间的大型殿堂。大殿东西两侧的南端，还发现了与院落外围廊房连接的连廊遗迹，连廊东西长约28米、宽7.5米，地下基槽由两道宽2—2.5米、深0.3米的条形夯构成（图9）。周边廊房地下基槽由2—4道条形夯围合而成，中间间距约4.8米，内外间间距约2.8米，与西南院落廊房类似，推测为进深三间的结构。[14]

图8 赵彭城佛寺西南院落平面

图9 赵彭城佛寺东南院落大殿及连廊平面

在寺院中轴线最北端还发现了一处殿址，此处殿址接近寺院北通道，南距塔基约240米，发掘确认台基东西长约38米、南北宽约24.2米，边缘残留包砌砖痕。该殿规模与东南院落大殿相当，是目前发现的寺院北部最重要的大型殿址。参考同时期文献记载，[15]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公元6世纪前后的寺院，[16]此处殿堂遗迹为探讨北朝晚期寺院讲堂的配置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赵彭城佛寺塔基出土文物除东魏北齐时期常见的绳纹灰砖、板瓦、筒瓦、莲花瓦当、兽面饰件及石质螭首和大量建筑装饰构件残块外，另有部分与佛教相关的文物，比较重要的有泥塑彩绘贴金的坐佛、菩萨、天人像及琉璃瓶等，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泥塑造像虽残损严重，但其服饰、面容、姿势等均表现出是北齐天保末年以后出现的新样式。西南院落出土的建筑材料中发现了一类小型筒瓦及莲花瓦当，瓦当直径6.7—7.9厘米，有些莲瓣外缘还有细密的联珠纹，推测此类筒瓦和瓦当应该是院墙上使用的。另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陶或瓷质的碗、豆、瓶等实用器。东南院落大殿遗址出土文物以砖瓦、瓦当等陶质建筑构件为主，其中在东、南通道发现的板瓦和筒瓦上常见有各类戳记，另有少量小型覆莲陶座出土。[17]

2.核桃园北朝佛寺

核桃园建筑基址群位于东魏北齐邺城中轴线东侧，自南向北先后发现了五座大型建筑基址，是邺城南郊宗教礼制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后邺城考古队开始对核桃园建筑基址群进行系统的勘探和发掘。

核桃园1号基址西距赵彭城北朝佛寺东界约600米、北距邺南城南墙约1200米，发掘确认其为北齐时期兴建的另一座大型寺院的土木结构楼阁式塔基。塔址由地上夯土台基和地下夯土基槽两部分组成，地上部分现存中心台基、四出踏道、包边沟槽、铺砖地面、砖铺散水和青石遗存等（图10）[18]。

图10 核桃园北朝佛寺塔基全景

中心台基边长约30米，四面正中均设有踏道，踏道长约6.3米、宽约2.5米、残高0.3—0.5米。台基和踏道外围有一周包边沟槽，宽0.6—0.7米、深0.4—0.55米，局部还有砖石残存（图11）。铺砖地面和砖铺散水位于中心台基外围，铺砖地面宽约2.5米，位于内周，由上下两层砖组成，下层为较残破绳纹条砖，上层为方砖。砖铺散水位于外周，由单层绳纹条砖组成，两者衔接处用三角形或五边形砑子砖和侧立条砖间隔。同时在砖铺散水外缘发现了一周由青石组成的遗存，每面12组，共48组。在北踏道北侧还发现了一条由卵石和条砖铺成的甬道，宽约3.2米。中心为莲花图案卵石带，两侧人字形铺砖，其外为两条略窄的卵石带，边缘用侧立条砖和砑子砖围挡（图12）。

图11 核桃园1号塔基（北—南）

图12 核桃园1号塔基北端甬道（北—南）

夯土基槽平面呈正方形，边长约42米，深3.65—4米。基槽上半部用纯净夯土夯筑，下半部用卵石和夯土交替夯筑。在塔基的正中心、基槽内夯土层和卵石层交界面上，发现与瘗埋舍利相关的石函和青瓷罐遗迹（图13）。这组遗存未被盗扰，保存完好。石函顶部据残台基顶面约2.3米，距基槽开口约1.87米。石函青石质，略呈正方体，上有函盖，长42.5—44厘米、宽36—38厘米、通高26.6—28.6厘米、函体内深7.4—9.5厘米。石函通体较为粗糙，未经打磨，函体上沿四角刻有字迹，其中右上角和右下角依稀可辨，分别为“三”和“宝”字样，另外两字磨损不清。石函内包含物种类繁多，以大量腐朽的有机质残存物为主，还有各种质地的管、珠、坠饰、圆形和椭圆形石饰、铜钱、铜饰件及琉璃器残片、钟乳石质指节状物等，保存较好的一件长颈琉璃瓶中还残存有水银（图14）。石函四角各发现一件小青瓷罐，东南角另有一件大青瓷罐，旁有两枚双股铜钗，在大青瓷罐南侧还发现了一朽烂的漆木质容器残迹，内有一枚“永安五男”压胜钱和大量“常平五铢”铜钱等遗物。四角小瓷罐除西南角小罐内仅有铜棍1件、玻璃块和玻璃珠各2件外，其余三罐内均以大量的“常平五铢”铜钱为主，钱币之间夹杂个别“半两”“五铢”和剪轮“五铢”等，各罐内还分别发现有玻璃、水晶和玛瑙质的珠、管类饰件及铜环、铜片饰和铜印等，大瓷罐内则盛放了约280件各种质地的珠饰（图15）。

图13 核桃园1号塔基中心出土石函及青瓷罐

图14 核桃园1号塔基石函内出土部分遗物

图15 核桃园1号塔基石函周边2号罐及出土遗物

在石函南部约40厘米处的夯土中还发现了一组有规律排列的卵石遗存，南端为晚期盗洞破坏，残余部分由7块大卵石摆放成箭头状，北端4块大卵石中部还有15块小卵石，分上下两层分布，上层8块，下层7块，在两层小卵石中部发现一疑似漆木质容器痕，包含物均朽蚀不辨，外缘有一枚“常平五铢”铜钱（图16）。在塔基中心部分的解剖过程中，从距塔基残存台面1.3米处开始，一直到倒数第3层卵石层上方，每间隔75—100厘米，即零散出土数枚“常平五铢”铜钱，在倒数第二层卵石平面上还发现了一件青瓷罐，罐内上层铺“常平五铢”铜钱，中间有一团白色的有机质板结物，板结物中包含8件不同质地的珠、管、圆石饰及金属饰片。

图16 核桃园1号塔基中心出土石函及卵石图案（南—北）

核桃园5号基址位于1号基址北侧约40米处，2014年3—5月，邺城考古队对5号基址进行了全面发掘，确认其为塔基北部的一处门址。根据发掘情况可将5号基址分为早晚两期建筑。晚期建筑遗迹主要包括中央夯土台基、四周砖铺散水、南部砖砌沟槽、砖石混铺甬道及两翼连廊（图17）。中央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面阔23.75米、南北进深14.3米，砖石混铺甬道与南面1号塔基北部甬道相连接。两翼连廊位于台基东西两侧偏北处，关于其走势和围合状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17 核桃园5号建筑基址全景

核桃园1号和5号基址出土遗物以绳纹砖、板瓦、筒瓦、莲花瓦当及各类陶质、石质建筑构件为主，另有部分陶兽面瓦、鸱吻、当沟及石质建筑构件残块出土。板瓦和筒瓦多见表面黑灰磨光者，这在邺城地区东魏北齐时期的大型建筑中相当常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建筑的级别。其中在5号门址出土的板瓦和筒瓦上发现了较多的戳记文字，板瓦上可辨者有“田虎”“李贵”“相凤”“照思”“四日□田”“六田□”“六牙”“六加生”“八崇四”“崇四”“八菀荣”“八挴抯”“□遵伯”“九四元”“九牛习子”等（图18），筒瓦上可辨者有“崔仲”“赵和”“一九僧”“四华”“□八土”“八慈”“八一年”“九四休一”“九四亮”等多种（图19）。不少戳记在早年邺北城范围内的调查和发掘中也有发现，有些字体完全相同，也有略存差异者，这些都为邺城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图18 核桃园5号基址出土板瓦戳记

图19 核桃园5号基址出土筒瓦戳记

赵彭城和核桃园北朝佛寺的发现是近年来邺城考古的重要收获，寺院内建筑形式多样，筑造技术复杂，多项建筑结构和技术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实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唐时期建筑工艺的传承。赵彭城佛寺塔基和核桃园佛寺塔基时代上承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建筑方式上具有相近的结构和技法，但在许多方面又为后者补充了新的材料。赵彭城塔基中心刹柱础石的发现，填补了早期寺院考古的空白，塔基基槽内卵石层与夯土层交替夯筑及柱础石下垫置承础石的做法在北朝时期尚属罕见，但在隋唐以后的大型宫廷建筑，诸如隋仁寿宫、唐九成宫37号殿址及唐大明宫含元殿中已成为常见的承重技法。[19]条形夯是赵彭城佛寺建筑中常见的一种地基结构，特点是根据建筑物的形状和承重的需要，在地下挖掘出相应的宽窄深浅不同的沟槽。赵彭城佛寺西南院落和东南院落四周的廊房式建筑及大殿均采用这种地下基槽，在地上台基础石及础坑无存的情况下，条形夯结构对于恢复原来的柱网和开间结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类似的条形夯基槽在南北朝时期的大型建筑中殊为罕见，但在隋唐以后的宗教礼制建筑中却屡见不鲜，如唐长安城西明寺东部院落的中殿，隋唐洛阳城武则天明堂、衙署区和宫殿区的廊道式建筑及唐睿宗桥陵下宫遗址建筑群，[20]可视为中古时期北方地区颇具特色的一种建筑结构。

赵彭城佛寺和核桃园佛寺是国内进行系统发掘的少数几座中古时期的国家大寺，其布局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建筑格局的演变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根据十余年的勘探和考古发掘，赵彭城佛寺的布局已基本得以确认。其显著的特点是寺院规模宏大，占有一坊之地。土木结构的方形木塔占据寺院中轴线略偏南的中心位置，而在塔后相应的位置迄今尚未勘探出大殿的迹象。在轴线最北端发现了一座讲堂性质的殿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寺院东南隅和西南隅各有一座由廊房封闭的大型院落，院落中部偏北处建有大型佛殿，佛殿通过连廊与周边廊房连接，寺院的整体布局呈现出多院多殿的特征。赵彭城佛寺建筑格局代表了由北魏时期流行的以塔为中心的前塔后殿单院式布局，向隋唐以后普遍出现的以佛殿为中心的多院多殿式布局的转变，其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佛教理念由早期的释迦崇拜和重视禅修向隋唐宗派分立和崇拜对象多元化的嬗变，在中古寺院建筑格局的演变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21]

舍利供养是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建塔瘗埋舍利之风在各地日益流行。文献始见三国吴主孙权为康僧会创立建初寺，建塔供养舍利，[22]考古发现最早的实例是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孝文帝及皇后巡狩中山时，发愿建塔，于塔基夯土中埋藏的盝顶石函。[23]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历代的塔基及出土遗物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基本勾勒出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24]由于考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佛寺遗存相对较少，相关研究更多地集中于隋唐以后的遗迹和遗物，而邺南城东魏北齐佛寺塔基的发掘无疑为探讨北朝晚期的佛塔与舍利瘗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核桃园佛寺1号塔基石函出自地下基槽卵石层与夯土层交界面上，内置各类珍奇物件数以百计，其中内存水银的琉璃瓶和钟乳石质指节状物可能与舍利埋藏密切相关。石函四周的大小青瓷罐内除各种质地的珠饰和“常平五铢”外，还夹杂有已朽蚀的有机质板结物及“半两”“五铢”和各种小型饰件。大瓷罐旁还发现有两枚双股铜钗和一朽烂的漆木质容器残迹。文献所载北齐武成帝高湛“层台别观，并树伽蓝。璧玉珠玑，咸充供具。……大宁元年，创营宝塔。脱珍御服，并入檀财”，[25]或可为解释这类埋藏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线索。但在石函前部发现的由卵石拼嵌的箭头状遗迹及包含物是同类遗存中的首次发现，其意义尚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赵彭城佛寺与核桃园佛寺以石函为中心的埋藏方式略有不同，埋藏位置是在中心刹柱础石下方约60厘米处砖砌的正方形函室。尽管由于早年盗掘，砖函内已无任何遗物，但在与之相关的盗洞内发现了琉璃瓶残片，原应为盛放舍利的设施。这种以砖砌筑小室安置舍利的做法或可视为后世地宫之雏形，是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