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与时代同行的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到20世纪中叶，亦即从鸦片战争前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变化的历史转折点，它开启了中国忧患深重的时代，同时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序幕。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从萌生到发展也如是，它是历史的产物，应时代的呼唤而生，在其走过的每一步，自然都留有深刻的历史烙印。
历史学以事实为依据，离不开这样或那样的史实，但是历史学绝不仅仅是史实的记载或堆砌，而渗透有一定社会内容的史家的研究深入其中。不言而喻，史学史的研究同理。本书的主要内容，即是在实证的基础上，揭示中国世界历史编纂丰富的内容、生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这一过程所表现出的某些规律性内容，并努力“论从史出”，通过具体的史实，以彰显这些规律性内容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这不仅有中国世界史学科的重要学术史价值，更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17世纪中叶之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此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新的历史潮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此时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结束了世界各大陆和各大洋彼此孤立的状态。这一转变的动力，主要源于生产的普遍发展、交往的普遍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当各民族彼此隔绝的历史开始成为世界的历史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虽有发展，但并未达到足以破坏旧的生产方式、实现社会革命的程度，中国徘徊在世界历史潮流之外。
资产阶级为追逐更大的利益，奔走于世界各地，在全球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古老东方国家，自然成为西方列强垂涎和争夺的市场。而此时的清王朝，对18、19世纪世界历史性的大变局却一无所知，仍视外国是“夷狄蛮貊”，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而盲目地自诩为“天朝上国”。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清王朝仅以消极的紧闭贸易作为防范手段。“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2]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日渐凸显，即使是“康雍乾盛世”，也只是“落日的辉煌”，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
1840年，急于海外扩张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是奴役和灭亡中国，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继续压迫和剥削人民，卖身投靠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相互勾结，使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中国的社会形势时，曾明确指出，西方列强的侵入将使中国的殖民地化加深，并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3]恩格斯还说：“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4]
正是在清王朝迎接“社会变革的前夕”，迎接“新世纪的曙光”之际，林则徐率先摒弃“天朝上国”的旧说，力主认清世界的大势。早在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即已开始大量收集外国人撰写的报刊书籍，组织了解外国、精通英语的人从事翻译工作。1836年英国人慕瑞在伦敦出版了《世界地理大全》，自1839年下半年至1840年，林则徐依据此书组织编写了《四洲志》，此书由他亲自润色、评述，较完整地介绍了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北美和南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俗，以及宗教等。林则徐在编纂的过程中不时加入自己的见解，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画龙点睛，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四洲志》打开了当时中国了解世界的一扇窗户。
《四洲志》被公认为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名著之一。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并“站在时代潮流之上，揭示当时社会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它还“以其丰富的内涵、睿智的思想和深刻的启示，不但给世人提供了行为龟鉴，而且影响到历史发展的进程”。[5]笔者完全同意上述对《四洲志》的评价。但这里想要补充的是，《四洲志》还可认为是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萌生的一个标识，或者说，回溯中国世界史编纂的学术史，首先要从林则徐的《四洲志》谈起。《四洲志》是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迈出的第一步，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并不是在本著作中首次提及，但经多年思考，至今仍持此观点。[6]
笔者之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原因有二：其一，与《四洲志》问世相关的事实，可称为中国世界史的萌生。在《四洲志》之前，国内尚没有见到类似的著作面世。“萌”，植物的芽，草木发芽；亦指“开始，发端”。庄子《齐物论》：“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萌生”，具体指“开始发生”。《国语·越》下：“逆节萌生……王姑待之。”注：“萌，兆也。”《汉书·礼乐志》：“是以诈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寖薄。”[7]在现代汉语中，“萌生”的基本内容，仍然是“开始发生”，其含义没有任何变化。其二，林则徐是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他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但他同时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军事等，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四洲志》是时代的产物，了解林则徐和林则徐所生活的时代，对于认识《四洲志》的价值，以及为何将其作为中国世界史编纂萌生的标志，是十分有意义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领土和主权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被武力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四洲志》问世和中国世界史编纂的萌生，乃是由特定的历史时代催生的，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毋庸讳言，《四洲志》不是一部世界历史研究性的著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可这样认为，但它却又是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萌生的标志。之所以如此，除上面已经述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编纂《四洲志》所体现出的继承中国古典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以及编纂《四洲志》所蕴含的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世界史编纂（研究）主流的特点和优点。顾名思义，中国世界史编纂的内容自然是从远古到现当代的外国历史，但它所关注的却从不脱离自己的祖国，从不脱离时代的主题。研究外国的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和铭记外国的历史，而是要从外国历史中获取镜鉴和启迪，回答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开辟中国的未来。总以，研究外国的历史，是为了面对和开辟中国现实和未来。
近代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始终和近代中国历史的脉搏一起跳动。本书在相关章节的叙述中，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加以介绍。这些著作因时代、研究条件和作者学识等方面的局限，绝非部部是无懈可击的精品力作，但只要实事求是、不存偏见、不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著作所体现出的中国世界历史编纂的特点和优点。这些特点和优点“根深叶茂”，一直保留至今并与时俱进，并不断被赋予新的社会内容，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二
经过鸦片战争，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开始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他们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为的是要奴役这个古老的国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各种恶劣制度在这些条约中初步奠定了基础。这场战争和这些条约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完全没有能力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在战前，封建统治者为保卫自己而在对外贸易中设立的种种防范全部崩溃。从此，中国社会不可能不发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系列的变化”[8]。这些从未有过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的萌生与发展，即是其中之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反思、自觉反思的民族，重史的传统即可证明。中国有几千年的经验，每到国家与民族面临关键时刻，全社会就会不由得反思既往。……中国从来不拒绝异质文化，尤其是近百年来，在受尽屈辱的同时，既努力向异质文化学习，同时也在反思。”[9]这种反思并不仅仅是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对外国历史的介绍、学习和研究，自然也是“反思”的内容之一。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步入二十世纪时，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中。甲午战争，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戊戌维新运动推动的变法注定要失败，但决不能因而抹杀它的思想启蒙作用”。“人们常说改称‘民国’无非是换了一块招牌，但有没有这块招牌，它的区别不能小看。从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和思想解放的意义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唤起新的觉醒，“把‘改造社会’放在‘个性解放’之上，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已从表层向更深层次开掘。俄国十月革命为什么会在中国先进分子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原因在于，它正好给了人们正在苦苦思索的问题以一个全新的答案”[10]。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萌生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鸦片战争后的史学思潮自然包括世界历史思潮）相互激荡，相互呼应，并非仅仅存在于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性之一是，越是社会发展提出复杂、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动荡加剧时，则往往是史学得到迅速发展之时。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统一王朝消失，从“三国鼎立”“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走向再统一的时代。这一时期政治分裂、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并表现出新的史学特点。“一是史家历史撰述的热情高涨，皇朝史撰述出现一代之史至数十家的局面。二是史学反映门阀地主的要求和趣味颇为显著，家史、谱牒、别传的发展都是门阀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鲜明反映。三是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为当时现实政治决策提供历史依据和思想基础。史学在宣扬当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价值观念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四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直书与曲笔的尖锐对立，虽然直书是这个时期的主流，但由于政治对史学的种种干预和影响，曲笔作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是很突出的史学现象。五是魏晋南北朝史家忧患意识很深沉，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十分关注。他们以不同的史学形式对君主及其权力，对民族政策和国家统一等问题进行思考并发表看法，尤其重视对前代兴亡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分析，以为现实政治借鉴。”[11]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自然会有不同的内容，不可简单比附，但这些特点所表现出的“史学与社会”辩证联系，则有其值得深入研究的相通内容。
史学与政治、史学思潮与社会思潮的这种关系，并非中国所独有。长期以来，德国史家兰克和兰克学派，被认为是“按事实本来的样子”叙述历史的历史学家，但何兆武先生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不首先深入考察他们指导思想的世界观，则对兰克及其学派的理解仍不免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他还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主持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路数，其意即在师兰克的故智。当时胡适、傅斯年一辈人以为历史学就是史料考据，故有‘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格言。殊不知证据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不是证据，而是号称掌握了证据的人。而且‘史料即史学’的说法，也是对兰克及其学派的严重误解。兰克及其学派虽然以资料博洽、考据精赅著称，然而他们进行研究的指导思想却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世界观。”[1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术界曾对德国史学传统进行了重新考察，美国史家伊格尔斯指出：“那个毫无哲学气味的、不偏不倚的史实搜集者的兰克形象，几乎早就在德国完全消逝了。”伊氏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尽管兰克的理想是客观，但兰克‘并没有做到完完全全的客观；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不自觉地站在他那个时代普鲁士的保守反动的立场上写出来的’。”[13]西方学界对兰克和兰克史学所标榜的“客观主义”的再认识，表明即使在西方的学术中，历史认识中的意识形态内容是历史学的基本属性之一，并得到了确认，而这些在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中则始终鲜明地存在着，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历史编纂的特点和优点的具体体现。
在本书“救亡图存和中国世界史编纂的萌生”“民族危机和中国世界史编纂的新视野”和“中华民族觉醒和世界史编纂”等章节中，人们可以看到魏源悉夷、师夷以制夷的《海国图志》；世界史编纂先驱王韬的《法国志略》（《重订法国志略》）和《普法战记》，以及《西古史》《俄罗斯志》《美利坚志》等。在近代中国，第一个对日本有真正了解的是启蒙思想家黄遵宪，其代表作《日本国志》表明，他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史的目的，就是“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供国内有志维新之士借鉴，以推动中国的变法改革，图新自强。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举国震惊。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掠夺在中国的权益，强行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的民族危机。甲午战争后，迅即出现了一些有关这次战争的著作，如王炳耀辑《中日战辑》、其弟王炳堃写有《中日战辑·序》，阿英编《中日战辑》，姚锡光编纂《东方兵事记略》等。这些著作的主题之一就是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对历史的回溯，“当思倭之所以胜，吾之所以败”的原因。
19、20世纪之交，有关世界一些国家“亡国史”的翻译或编译著作明显增多，可被视为“外国亡国史”编纂高潮的出现。据不完全统计，有关埃及、印度、朝鲜、越南、缅甸、菲律宾、波兰等国的亡国史著作，1900后的10年间，至少有50种以上，梁启超系列弱小民族亡国史的著述尤其引人注目，这并非偶然。在梁启超出生的1873年，“美国南北战争平定，重告统一，已经八年，‘挤入列强之林’了。日本明治即位，维新成功，已经六年了。苏伊士运河开通，英国握世界海权，已经四年了。普法战争终止，德国一跃为世界巨强，已经三年了。意大利马志尼、区黎波的二杰，进军罗马，以后卒造成意国统一之基，正在这年。这许多列强，此时都成为天之骄子，而合力以对付东亚老朽昏庸而遗产丰富的中国！大者则截肢体，小者则割一脔，而中国就无辜受者‘车裂’及‘凌迟’之惨刑！”[14]正是中国成为列强俎上之肉，只待手起刀落的惨痛事实，使当时一些人认为研读“亡国史”，比研读“建国史”更有意义。因为“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虽然，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15]
甲午战争后，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和《辟韩》等文章。这些文章的要旨是：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中国社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西力东侵、西学东渐，封建的传统社会结构逐渐解体，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欲救亡图存，只有顺应而不是抗拒时代潮流，学习和研究西方，除旧更新，变法图强。1897年11月，严复与其志同道合的友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严厉抨击皇权政治，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严复后又译《天演论》等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名著，大力宣传进化论，号召国人学习西方，维新变法，以救亡图存。可以说，进化论输入中国，始于严复。
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基础的史学著述开始在中国出现。如汪荣宝的《史学概论》（1902）、侯世绾译《新史学》（1903）等。在这些著作（译作）中，日本史家坪井九马三和久米邦武、浮田和民等人的史学思想渗透其间，而日本史家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多有欧美史学的背景，所以汪荣宝的《史学概论》等著述，所介绍的实际上是以日本史家为媒介的西方进化论的史学理论，这些使当时中国的学者耳目一新，及时了解了西方以进化论为中心的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梁启超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先后完成了《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在深刻批判封建主义史学的同时，提出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史界革命”，构建与“封建帝王家谱、家史”有别的新的历史学理论体系提上日程。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梁启超等中国学者接受进化论，并不是彻底摒弃中国学术固有的一切，用西方文化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史界革命”是西方进化论与中国儒家经学相结合的“史界革命”，这一结合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许多局限，在近代中国社会剧变的前夜，为新时代撰写新历史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20世纪初，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有了长足发展，中国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夜。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主要集中在与外国“亡国史”有别的“革命史”方面。例如，1911年出版的《东方杂志》刊有《纪巴西之乱》《纪墨西哥之乱》《墨西哥乱事记》《摩洛哥事件》《三年中之四大革命》《葡萄牙之政变》《土耳其国近时之状况》等文章。发表这些文章的目的不言自明，若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不汲取教训，那在中国也将“激成大变”，在中国爆发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时期，关于意大利、苏格兰、荷兰、希腊、葡萄牙、俄国、菲律宾等国的革命史著作，在中国也都有介绍。
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在对世界各国“革命史”的编纂中，法国大革命史、美国独立战争史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称法国大革命“全欧革命之先声”，“近代文明之春雷”，“惊天动地之伟业”。争取“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激发了他们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信心，憧憬着在中国实现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惊天动地的伟业。19世纪中期，林则徐在《四洲志》中，即已简略地提到美国独立战争。其后，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中有关美国独立的内容，是近代中国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最早较完整的介绍。20世纪初，美国独立史的编纂，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美国哈佛大学史学教授姜宁著、章宗元译《美国独立史》，1902年由（东京）译书汇编社出版中文本，在国内受到热烈欢迎，出版三个月后即有再版。美国重要历史文献《独立宣言》，是中国美国史编纂的重要内容之一。辛亥革命期间，《独立宣言》曾至少有五次全文发表，似鼓吹革命、战斗的檄文，在国内社会各界广为流传。
三
在近代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中，中国的世界史教育与其有密切的联系。其主要表现有四：一是中国世界史编纂的主力，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编辑、翻译人才，多在高等学校任职或兼职。二是一些高校或中学教学用的世界史教科书，同时也是优秀的世界史著作，其影响远远超出校园，成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精品力作。三是近代中国世界史编纂队伍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国内高等学校世界史专业的培养，尽管其中不乏毕业于中外名校之人。四是世界历史专门人才的成长和发展，也离不开学校（主要是高校），历史教育教学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成为世界史编纂的新课题，或新的知识增长点，特别是在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近代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与中国的世界史教育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在本书中也有具体的体现。
1901年，光绪皇帝诏令全国书院一律改为新学堂，这样，萌生于唐，经五代，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的书院制度就此结束。近代中国的世界史教育，是中国近代新学制的产物。而“新学制”是由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所催生。不言而喻，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史教育，不能也不可能脱离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开始推行资产阶级维新教育时，世界史已是重要的课程之一。在万木草堂，康有为开设“万国政治沿革得失”“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以及“万国史学”等课程。戊戌变法期间，在梁启超任总教习的湖南时务学堂，《日本国志》《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被列为课程的学习内容。1901年，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发布“变法”上谕，参照“西法”，实行“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调整教育政策，使中国教育开始步入近代教育的发展轨道。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下，新政的教育，明显增加了西学的内容，包括奖励出国留学，开设新式学堂，学习内容广泛的西方文化等，一些新式外国历史的教科书也是在这时面世的，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中国世界史教学和世界史编纂的发展。
诞生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翌年改名为北京大学）。其办学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特别强调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与世界历史学习相关，学习的课程除英、法、俄、德、日语（任选其一）外，还有东西洋伦理史要、美国通史、世界史、泰西各国史、西国外交史、世界宗教史、希腊文明史、科学思想史、外国科学史、外国法制史、欧洲文化史、欧美通史、英国史、德意志近代史、意大利近代史、法国史、法国大革命史、俄国史、中亚民族史、西洋经济史、东洋建筑史、西洋建筑史、西洋史学史、西洋史学名著选读、欧美史学史等。担任上述课程的教师，多是年轻的教授或讲师，如何炳松、张星烺、王桐龄、罗念生、齐思和、梁思成、陈翰笙、姚从吾、张忠绂、向达、陈衡哲等。自20世纪初开始，他们即在中国世界史编纂的园地中一步一个脚印，默默地耕耘着。他们不仅培养了一代代有志献身于中国世界史编纂的青年学子，而且经常有新的世界史著（译）作问世。这些青年教师，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们后来多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对中国世界历史编纂的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20世纪初，讲授世界史的高校并非仅仅是京师大学堂一所，但京师大学堂的世界史发展状况，可被视为中国世界史教育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国世界史教育的方向和发展前景。因此，笔者不吝笔墨，对其有较系统的阐述。京师大学堂的世界史，从一开始就和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编纂同步，同样表现出中国世界史编纂的特点和优点。在世界史的教育教学中，世界史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在这里同样受到重视；时代的、社会的局限是客观存在，但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蕴含在世界史的教学中也是事实。
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史教科书中，日本的影响十分明显，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表示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强调要撰写中国人自己的教科书。早在1903年10月19日，《大公报》刊载《文明书局编辑蒙学中外历史教科书约恉》，对直接翻译日本学者的著作作为教科书的做法，提出异议。文明书局的不满，引起了社会各界普遍积极的反应。
北京大学的陈衡哲、姚从吾等教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继续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他们明确提出，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一定要使用自己编纂的世界史教材，[16]以摆脱完全因袭欧美教科书的影响。陈衡哲认为，“我国人研究西洋历史的道路，凡有两条，一是读西洋历史名著的原本，一是读中国人自己的编著或译本”。第一条路应是“一条最简捷最有效的道路”，但由于文字等困难的限制，这条路只能成为“少数学者的私径了”，于是大多数人只好向第二条路走去。“但第二条路也不是平坦大道。现在我国人自己所编的西洋史，在性质及数量上，均尚免不掉贫乏的讥评。国中为历史而研究西洋历史的人，已经不多，加之这一类少数的学者，又大都执教鞭于国内各大学，甚少闭门著书的机会。而西洋历史的材料，在国内更不易得，此尤足增加著书的困难和失望。”[17]尽管如此，中国各级学校的世界史教育，不能永远使用外国的教材。经中国世界史学者的长期努力，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世界史教学，主要使用由中国教授自己写的世界史教科书，逐渐成为事实，中国各级学校的世界史教材编纂揭开了新的一页。
世界史教育，离不开整体性的世界史学科建设，而学科建设则离不开学科建设主体，即师资队伍的成长，包括他们的研究成果，首先是教科书的编纂。世界史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世界史学者编纂、编译的世界史教科书的问世；同样，也正是这些教科书的问世，推动了世界史教育的发展。世界史教科书大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校内或校际使用；另一种则是公开出版，供各校自由选用。这类书中影响较大的有傅运森编写的《西洋史》（即《共和国教科书西洋史》2册，1913），李泰棻编纂的《新编世界史》（1922），何炳松编译的《中古欧洲史》（1924）、《近世欧洲史》（1925）。陈衡哲还著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西洋史》（即《西洋史》）上下册（1924—1926）。此外，何炳松也为中学编纂了三部有较广泛影响的世界史教科书。一是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的《新时代外国史教科书》，二是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的《初中外国史》，三是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高中外国史》，上下两册。
20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世界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反映了当时世界史教育的发展水平，当时，有关世界史的教学标准和教学方法等，也成为世界史教育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1904年，《教育世界》刊登了《历史教授法》，计4章，约1.5万字，此文没有署作者名，可能译自日文或德文。1906年，夏清贻编有《历史教授法》，由上海开明印刷部出版。
1928年秋，民国政府组织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请何炳松、顾颉刚和陈训慈三人起草《初中历史课程标准》，《课标》规定：初中历史课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主要是西洋史和东亚史）将分别讲授。陈训慈认为，学习世界史，并不能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因此要讲授“近世中国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以激发学生之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而学习世界的主要任务有三：一是“研求世界重要各国政治经济变迁之概况，推明今日国际形势之由来，以灌输学生国际的常识”。二是“研求世界主要民族学术文化演进之概况，与中国学术文化演进之概况，使学生略知现代人类生活与现代文化之由来，并激起其继承先业与世界人类共谋进步之精神”。三是“对于各时代之经济状况，特别注意说明现代经济组织与重要社会问题之由来，以揭露资本主义之流弊，阐明民生主义的历史的根据”。何炳松、顾颉刚和陈训慈虽然制定的是《初中历史课程标准》，但有关学生学习世界史的目的和方法，则继承了中国世界史编纂自萌生始即“立足中国、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结合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世界史学者先辈编写各级学校世界史教科书时，强调要弘扬的“立足中国、关注现实”优秀传统，有着除世界史教育教学之外的更广泛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中学世界史教材的编写。
四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说即已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这一过程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必然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先进的中国志士仁人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同时唤起了他们新的觉醒，使社会主义思潮一呼百应。“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实践‘俄罗斯文明’，成为中国最激进知识分子追求的救国新路。因此爱国主义是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推动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命运紧紧结合起来，成为他们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18]这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用唯物史观重新研究世界历史，对于开创中国的未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这些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刊，最早对巴黎公社的斗争进行了报道。这时从欧洲归来的王韬和其友人张宗良（香港一家日报的主笔），写了大量的文章，并交给报刊发表。王韬将包括巴黎无产者斗争的文章汇集在一起，编成《普法战纪》14卷，1873年由中华印务总局出版。当时，社会主义思想被译述为“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等；而“康密尼党”和“康密尼人”，则从音译，指“共产主义政党”或“共产党人”。
1901年1月，《译书汇编》第2期，译载了日本有贺长雄著《社会党镇压及其社会政策》一文。文中还提到1862年、1866年第一国际伦敦会议和日内瓦会议，以及麦克司（马克思），将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介绍给中国读者。1903年2月，留日学生马君武发表《唯物论二巨子说》《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通过唯物史观和进化论的比较，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本质区别。1905年11月，革命党人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1906年6月，宋教仁在《民报》撰文《万国社会党略史》，较具体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文章认为，现代世界已经出现了两大阶级，即“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两者的生活有如“天堂”和“地狱”之分，阶级对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阶级斗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东方杂志》和当时出版的“新智识丛书”“马克思研究丛书”“社会丛书”“新时代丛书”等，也出版了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1920年8月，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由又新印刷所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版全译本。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中国世界史编纂的关联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唯物史观，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科学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恽代英等联系实际，热情宣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使人们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创刊号上，撰有发刊词《敬告青年》，他用不少世界历史知识，论及现代“新青年”所应具备的进步精神，例如，他在谈到进步、进取，而非保守和退隐时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呜呼！巴比伦人往亦，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也，而退归天然淘汰己耳，保守云乎哉！”[19]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6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唯物史观做了系统阐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但是，“于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20]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时期，自然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编纂的奠基时期。1923年，蔡和森在上海大学主讲《社会进化史》，他认真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同时参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世界历史文献资料，写成《社会进化史》书稿。《社会进化史》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未来趋势，进行了简明的阐述。蔡和森还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通过分析私有制的产生和演变，论述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唯物主义原理。这是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第一部社会发展史。1924年8月，该书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到1929年，再版5次，在阐述唯物史观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4年，张闻天留学美国归国后在上海中国书局任编辑，将美国历史学家房龙的代表作之一《人类的故事》译成中文，改名为《西洋史大纲》。《人类的故事》，初版于1921年，因内容简约，文笔生动，很快在世界各国引起反响，有20余种文字的译本问世。但张闻天对此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房龙的这部著作远远不是一部“人类的历史”，他说：“对于有数千年文化史的中国与印度，只在原书第四十二章内略略说了一点，敷衍了事。不幸就是这一点也已经犯了许多错误！我觉得删去这一章对于读者即没有损失，而且他所说的既以欧美人为中心，倒不如把原书的书名改为《西洋史大纲》，较为近于实际。这就是这部书不称《人类的故事》而称今名的由来。”[21]张闻天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的革命精神在其译著《西洋史大纲》中也有所表现，例如，在原书第五十八章“解放运动”中，只写有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而张闻天却在这一章的后面，补写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
1925年，张闻天在《西洋史大纲》的“译序”中写道：“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必去管它，一若过去的事请与我们现在的实生活毫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过去是活着在现在而且与未来相衔接的，所以要解决现在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我们要在过去的中间找出人类活动的因果关系与它的根本法则，然后对于未来的建设才有把握。譬如我们知道了上一次的世界大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的自然的结果，那么要终结那样可怕的战争，就不能不竭力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22]张闻天强调：研究历史，并不是因为对于过去有什么特别的爱好，而在于认识现实，开创未来。
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独树一帜，他不仅较早开始了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而且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李大钊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去进行研究，他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的目的，是更全面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释其科学性。
1923年9月，李大钊首先阐释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他通过研究哲学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认为历史哲学有着广泛的内容，而不要人为地“把历史哲学的内容太弄狭了”[23]。“人类自有史以来，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人类进化果然是于不知不识中向一定的方向进行呢，还是茫无定向呢？国家民族的命运及其兴衰荣枯，是人造的，还是人们无能为力的？种种事实，纷纭错杂，究竟有没有根本原理在那里支配？这都是历史哲学的事。”[24]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唯物史观即马克思的历史观有着直接的联系，正是这些科学的理论，实现了人类历史认识的飞跃。
1923年8月至1924年7月，李大钊先后完成了《桑西门（圣西门）的历史观》《孔道西（孔多塞）的历史观》《史观》《鲍丹（博丹）的历史思想》《鲁雷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韦柯（维科）及其历史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等著述。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坚持用唯物史观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不仅在当时，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强调“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25]李大钊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36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写道：关于历史哲学，“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影响及重要可以知矣”[26]。作者认为，李大钊历史哲学的两大特点，一是强调历史的现象是变易的，连贯的；同时强调观察历史要得到全部的真相，这些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
《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顾名思义是一部断代的中国世界史的学术史著作。既然是学术史著作，那它就应具有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史著作的基本特质，即它的全部内容，包括历史叙述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展开的具体的人物、事件和著述的阐释，都应在考实的基础上展开。就本书来说就更是如此，它离不开近代以来，为推动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和事。尽管这些学者多已驾鹤西去，但他们平凡又伟大的业绩，会永远铭刻在中国世界史编纂的历史上；这些前辈们丰富的史学思想，永远是世界史后学珍贵的学术遗产。至于他们留下的优秀成果，更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蒙尘，而在新的历史时代到来后仍熠熠闪光，一本本扎扎实实的著（译）作，似在无声地述说着中国世界史编纂不平凡的艰难历程。
述及近代中国早期的世界史编纂，“传教士”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因为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看，“传教士在西学传播过程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时间里是主角。但是，对于传教士在西学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传播西学的目的及其对待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学术界还缺乏深入的讨论”[27]，对近代中国早期的所谓“传教士史学”也是如此。
在本书稿中，笔者对来华传教士在近代早期中国世界史编纂中的地位和作用，既没有采取“回避”的做法，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做法，即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传教士史学的意义和作用，而是对这个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通过实证来回答来华传教士是如何扮演了“双重角色”。无论说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与文化……使中国人透过他们见识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东西交往史上是有积极意义”[28]；还是说传教士是“到中国开疆拓土的第一批人”，“传教士与商人一直相互依存”，“传教士＋商人=掠夺者”，[29]在本书中都有具体的阐述。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各种中外历史著述中，多是以对华友好、友善的形象出现的。他在中国生活了六十余年，曾任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通”。1868年10月，他曾在美国远东学会发表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著名演讲，为所谓的中国“傲慢”“野蛮”“缺乏创造力”等进行辩护，认为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受到如此更多的误解。但是，在述及鸦片战争时，丁韪良却毫不掩饰地认为，“此举是为了捍卫英国皇室的荣誉，以及对中方在试图禁烟时所采取的武断方式进行惩罚。古都南京也只是在无条件接受了璞鼎查爵士所提出的强制性条件之后才避免了沦陷的屈辱”[30]。来华传教士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对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历史现象，简单化的做法是不妥的。当阐释这个问题时，在史料的遴选上，注意国内文献和西方文献并重，除汲取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外，也包括对传教士的日记或回忆录的使用，翔实的史料才更有说服力。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毋庸讳言的是上述各方面的研究并不平衡，致使各个方向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自然也参差不齐。但是，在统一的“世界历史”学科之下，上述世界史的重要研究方向，毕竟都已有了这样或那样的著作问世，这是不争的事实，总之，中国世界史编纂的框架基本形成了，世界史编纂的主要内容在本书中都有所阐述，具体是：世界通史和史前史、古代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等断代史；西洋史和东洋史等地区史；印度史、暹罗史、蒙古史、日本史、土耳其史、朝鲜史、越南史、印尼史、俄国（苏联）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意大利史、美国史、澳大利亚等国别史；社会经济史、革命史、政治思想史、文化（文明）史、国际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等专门史。无论是世界通史、断代史、地区史，还是国别史、专门史的研究，都是通过历年公开出版的著（译）作体现出来的。这些世界史著述不仅形式不一、学术水平不一，而且装帧装潢也各有特色，无论精美还是粗糙，都留有独具魅力的历史印痕。
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期，中国世界史编纂究竟有哪些进展？取得了什么成绩？以上诸多的著作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但是，这些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成果，因时代和历史认识等方面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或捉襟见肘之处也在所难免。尽管如此，这些成果仍可表现出近代中国世界史编纂从总体上已经达到的水平。至于学术水平的高低，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具体的评价，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一个可以展开讨论的问题。但是，一个多世纪中国世界史编纂从萌生到发展的史实，以及至今仍然再版的一本本世界史著作等，则表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只要没有偏见，这似是不言自明的问题。
笔者之所以撰写《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不仅仅是要对一个多世纪中国世界史编纂进行一次总结，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这样，似可结束近代以来，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海内诸多的《中国史学史》对中国世界史编纂只字不提的怪现象。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仿佛就从没有世界史编纂，这种现象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在历史学门类下，由“历史学”1个一级学科变为“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3个一级学科，也就是说“世界史”成为和“中国史”“考古学”并列的一级学科，这着实让世界史学者兴奋不已。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一个一级学科若没有自己清晰、完整的学术史，这对它今后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近代俄国著名史家克柳切夫斯基说：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这句话可引申到学术史的研究上。失去对学术发展的历史记忆，那学术研究将在“黑暗中迷失”，绝不是危言耸听。作为一级学科的世界史的学科建设，只有清楚了该学科是如何产生的，清楚它已经走过了怎样的道路后，才有可能在学术史的回溯中汲取经验或获得启迪，以避免盲目性，而更自觉更清醒地面对现实，走向未来。只有这样，世界史学科今后的大发展，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然而，由于近代以来历史学科发展的不平衡和历史认识的局限，对中国世界史编纂的研究始终薄弱，这和世界史学科自身的持续发展越来越不适应。迄今为止，笔者尚没有见到一部较系统阐述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世界史编纂的学术史，这对当今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著作的撰写就尤显必要了。笔者不揣个人力薄承担起这项工作，意在为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的学术史研究，做一些拓荒性的工作。这也是一名年逾古稀的世界史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尽管“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如此激动人心，但毕竟年龄不饶人，今后工作的时间会越来越少。我以为尽快完成《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当它面世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它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其理论、观点、方法和体例、文献资料的使用等，才能清晰地摆在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面前，为人们所具体了解，为学术界检验，而不再是空泛地议论。
1927年鲁迅先生述及白话文被“前辈先生非笑”，认为是“幼稚，贻笑大方”时说：“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31]毋庸讳言，第一部《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远非“纯熟”，自然是幼稚的，然惟其幼稚却又来到世上，是因笔者坚信时光不会倒流，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似不会有更多的不如当年村妇的蠢人。
所谓“条件不成熟，不可能研究近代中国的世界史编纂”，不过是无视基本事实的主观臆断。实际上，也没见谁相信这种谬说而自缚手足，“从此躺在床上”。在《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即将付梓之际，笔者热忱地欢迎各界读者的批评和指导，使幼稚的“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在朋友们的关爱和帮助下逐渐生长、成熟起来，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的学术史研究必将春色满园，百花盛开，一定会有更多更优秀的成果面世。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0—7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4—26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4页。
[5] 罗炳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总序》，载林则徐《四洲志》，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6]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第1册第2章“救亡图存和世界史研究的萌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64页。
[7] 《辞源》第三版下册，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531页。
[8]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9] 许嘉璐：《未央四集：许嘉璐文化论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10] 参见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1] 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2] 何兆武：《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译者前言》，载[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13] [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255页。
[14] 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15] 参见1902年《新民丛报》第6号，关于上海广智书局印行的《埃及近世史》的介绍。
[16] 例如1920年秋开学时，陈衡哲即已提出，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后，我们就可以“用中文著一部欧洲通史和分代史和专史，使国内要研究欧史的人，有条道路可走”。参见《陈衡哲先生演说词》，载《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8日第696号。此外，1937年3月19日，时任北京大学史学系的系主任姚从吾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东洋史讲座，专讲苏俄，日本与南洋，本我国的立场，注重近代的演变。姚从吾还写道：北大应决定一种治西洋史的态度。现状虽应当维持，将来如何独立研究，也应当预为计划。……我们不应专读欧美人写的上古、中古、近代史为满足，希能直接采用西洋史料，自己编纂西洋史课本。参见姚从吾弟子、台湾大学教授王德毅编《姚从吾先生年谱》，第27页。
[17] 陈衡哲：《中古欧洲史序》，载《何炳松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页。
[18] 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19]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20]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8页。
[21] 《张闻天早期文集》（修订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490页。
[22] 《张闻天早期文集》（修订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488—489页。
[23]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2页。
[24] 李大钊：《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245、247页。
[25] 李大钊：《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2—344页。
[26]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
[27]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28] 樊树志：《国史概要》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页。
[29] [英]保罗·法兰奇：《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张强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3、11、20页。
[30] [美]丁韪良：《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沈弘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24页。
[31]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