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时期的女性、联姻与政治格局演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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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05]商、周不仅是朝代的差别,而且包含着地域、族群和文化的差别。商、周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差别也体现在婚制、女性的性别角色、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度等方面。

周平王与其夫人的墓葬,西周、春秋时期晋、卫、随、倗、等诸侯国国君与其夫人的墓葬都呈现出夫妇并穴合葬的特点。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发掘出九代晋侯和十位晋侯夫人共19座墓葬,其时代涵盖晋国建立之初的晋侯“燮父”到晋文侯仇(前780—前746)时期,是“曲沃代翼”之前晋国国君及其夫人的集中墓葬区,所有九代晋侯与其夫人的墓葬全部呈现夫妇并穴合葬的特点。作为姬姓周人重要封国的晋国国君的墓葬形态代表了周文化的主流葬式和丧葬习俗。周人夫妇并穴合葬的特点是周人夫妇一体观念的物质呈现。

西周、春秋时期的已婚女性具有父系和夫族的双重身份,这种双重身份使已婚女性成为父系和夫族的桥梁与纽带,在西周、春秋时期的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章第三节关于夏姬与晋、楚、吴政治关系的讨论,旨在以具体的事例对本书的论述逻辑做出说明:本书是基于女性和婚姻对西周、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地缘政治、族群和文化交融以及区域整合问题的审视与反思,而非将女性和婚姻视为诸侯政治的原因或者动力,本书反对“女祸论”。


[1][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

[2]关于妇妌的身份,有商王武丁和祖甲配偶两说。《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指出:“根据对司母戊大方鼎以及该墓出土的其他器物器型特征、墓葬的地层关系以及周围墓葬的时代的分析,可以断定M260的时代应属殷墟第二期,其时代约相当于武丁后期至祖庚祖甲时期。因此,可以推测该墓的墓主很可能为武丁或祖甲的法定配偶妣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发掘报告》认为就妇妌墓的时代而论,妇妌可能是武丁或者祖甲的配偶;胡厚宣、王晖、林嘉琳等学者在论及妇妌的身份时,都将之视为商王武丁的配偶。

[3]关于殷墟妇好墓(76AXTM5)墓主人的身份,主要观点有三种:一是,认为殷墟五号墓的墓主人妇好就是武丁时期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的“妇好”;认为妇好是商王武丁(约前1250—约前1192)的配偶,又称为“后辛”。王宇信、张光直、张永山、杨升南、胡厚宣、唐兰、李学勤、杜迺松、石志廉、王世民、王晖、林嘉琳、韩江苏等学者都主此说。其主要证据是妇好墓中青铜器、玉器上大量出现铭文“妇好”“后辛”等字,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玉器、骨器的形制特点和年代,以及武丁时期甲骨卜辞所见问妇好生育之事等。殷墟五号墓的随葬器物,见“妇好”铭文的有60多件,包括青铜容器、青铜兵器和玉器等;“后辛”则见于不少于5件器物,包括2件大方鼎。二是,认为商代有多个妇好,殷墟五号墓的墓主人妇好并不是武丁时期甲骨卜辞中的妇好;殷墟五号墓的年代晚于武丁时期;殷墟五号墓的墓主人不是商王武丁的配偶,而是晚于武丁的康丁的配偶,被其子辈武乙称为“妣辛”。裘锡圭、邹横、李伯谦主此说,其主要证据是殷墟五号墓中有很多晚于武丁时代的器物,以及在殷墟卜辞三期、四期中也有“妇好”出现。三是,认为妇好不是商王的配偶,也不是女性,而是商代的神职人员巫觋。张素凤、卜师霞主此说。其主要证据是殷墟五号墓的位置、墓葬形制、随葬品以及随葬器物的铭文等。三种观点的核心差别,一个是妇好的性别,男性还是女性;另一个是妇好的身份,商王的配偶还是巫觋;还有一个是妇好的年代,武丁时期还是商代更晚的时期。[关于殷墟妇好墓出土器物和铭文的具体情况,可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关于殷墟妇好墓的年代和“妇好”身份问题的讨论,可参看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考古》1977年第5期;王宇信《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年代》,《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李伯谦《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年代问题》,《考古》1979年第2期;张光直《殷墟五号墓和殷墟考古学中关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问题》,汪海宁译,《华夏考古》1989年第2期;[美]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岳红彬、丁晓雷译,陈星灿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88—91页;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7—388页;[美]林嘉琳《安阳殷墟墓中的女性——王室诸妇、妻子、母亲、军事将领和奴婢》,[美]林嘉琳、孙岩主编《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第73—101页;张素凤、卜师霞《也谈“妇好墓”》,《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韩江苏《殷墟妇好墓主身份辨——与张素凤、卜师霞商榷》,《中原文物》2010年第1期。]

[4](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722页。

[5]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册,第24页。

[6]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册,第78页。

[7]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7页。《合集》指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英国》指李学勤、齐文心、艾兰主编《英国所藏甲骨集》。

[8]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387—388页。

[9]关于王晖基于甲骨文对商王武丁配偶妇妌、妇好拥有封邑、亲自参与并享受农业收成、亲自参与和指挥战争的论述,可参看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10]关于妇妌墓随葬与战争有关器物的具体情况,请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11]关于妇好墓随葬与战争有关器物的具体情况,请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110、130—141、208、219页,彩版十三、十七至十九页,图版六九至七五、一○七至一一七、一八二、一八六。

[12][美]林嘉琳:《安阳殷墟墓中的女性——王室诸妇、妻子、母亲、军事将领和奴婢》,[美]林嘉琳、孙岩主编《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第73—101页。

[13]耿超:《性别视角下的商周婚姻、家族与政治》,第234—245页。

[14]林永昌:《西周时期晋国墓葬所见性别差异初探》,《古代文明》第7卷。

[15]林永昌:《西周时期晋国墓葬所见性别差异初探》,《古代文明》第7卷。

[16]林永昌:《西周时期晋国墓葬所见性别差异初探》,《古代文明》第7卷。

[17](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328页。

[18](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112页。

[19](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135—136页。

[20]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

[21]关于白浮墓葬的具体情况,可参看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

[22]韩金秋:《白浮墓葬的微观分析与宏观比较》,《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

[23]韩建业:《略论北京昌平白浮M2墓主人身份》,《中原文物》2011年第4期。

[24]张礼艳、胡保华:《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族属及相关问题辨析》,《边疆考古研究》第22辑。

[25]申红宝:《略论北京昌平白浮墓的族属问题》,《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26]韩金秋:《白浮墓葬的微观分析与宏观比较》,《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

[27]杨建华:《商周时期女性墓葬中的军事将领——妇好墓与白浮墓的分析》,贺云翱主编《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首届“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7—81页。

[28]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66页。

[29]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66页。

[30]刘启益:《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周王后妃》,《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31]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66页。

[32](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871页。

[33]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36—37页。

[34]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37页。

[35]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第135页。

[36]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第135页。

[3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第136页。

[38]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第136页。

[39]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第136页。

[40]关于大河口西周墓地M2002出土青铜盘和青铜盉的具体情况,可参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

[41]李学勤:《试释翼城大河口鸟形盉铭文》,《文博》2011年第4期。

[42]白军鹏:《翼城大河口墓地 M2002所出鸟形盉铭文解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5月4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488。

[43]裘锡圭:《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形盉铭文解释》,《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44]刘佳佳:《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鸟形盉铭文试释》,《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1期。

[45]王沛:《西周的“井”与“誓”——以兮甲盘和鸟形盉铭文为主的研究》,《当代法学》2012年第5期。

[46]龚军:《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鸟形盉铭文与西周法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5期。

[47]胡宁:《从大河口鸟形盉铭文看先秦誓命规程》,《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

[48]严志斌、谢尧亭:《气盘、气盉与西周誓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7期。

[49]裘锡圭:《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形盉铭文解释》,《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50]严志斌、谢尧亭:《气盘、气盉与西周誓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7期。

[51]严志斌、谢尧亭:《气盘、气盉与西周誓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7期。

[52]严志斌、谢尧亭:《气盘、气盉与西周誓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7期。

[53]严志斌、谢尧亭:《气盘、气盉与西周誓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7期。

[54]谢乃和:《金文中所见西周王后事迹考》,《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

[55]耿超:《性别视角下的商周婚姻、家族与政治》,第250—265页。

[56]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5期。

[57]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3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

[58]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5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黄凤春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

[60]宋健忠、谢尧亭、田建文、吉琨璋:《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考古》2006年第7期;宋健忠、吉琨璋、田建文、李永敏:《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61]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

[63]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64]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4期;张亚初编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第44页。

[65]李伯谦:《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中译本序》,[美]林嘉琳、孙岩主编《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第ⅲ—ⅳ页。

[66]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第112—114页。

[67]林沄:《琱生簋新释》,《古文字研究》第三辑。

[68]张亚初:《西周铭文所见某生考》,《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69]张亚初:《西周铭文所见某生考》,《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70]关于倗伯、毕姬墓的考古发掘资料可参看宋健忠、谢尧亭、田建文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考古》2006年第7期;宋健忠、吉琨璋、田建文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71]朱凤翰:《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4页。

[72](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139页。

[73](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308页。

[74](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521—522页。

[75]《毛诗正义》卷7《陈风·衡门》,(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377页。

[76](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107页。

[77]《毛诗正义》卷4《郑风·有女同车》,(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341页。

[78](清)王照圆:《列女传补注》卷3《仁智传·许穆夫人》,第98页。

[79](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册,第1211页。

[80](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册,第1214页。

[81](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册,第1216页。

[82](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册,第1218页。

[83](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册,第1227页。

[84](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册,第1228页。

[85](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323页。

[86](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340页。

[87](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448—449页。

[88]《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97页。

[89](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4页。

[90](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63页。

[91]《史记》卷75《孟尝君列传》,第2352—2353页。

[92](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118页。

[93](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册,第1100页。

[94]《清华简·系年》,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70页。

[95](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688—689页。

[96]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47页。

[97](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册,第1829页。

[98]郑殿华:《论春秋时期的楚县与晋县》,《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版,第259页。

[99]关于春秋时期的县制问题可参看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第二版),第240—251页。

[100](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578页。

[101](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册,第654—656页。

[102](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册,第1061页。

[103](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册,第1628页。

[104]《史记》卷65《孙子吴起列传》,第2161页。

[105]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4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