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因病机篇
生病起于过用
（一）
语出《素问·经脉别论》。经文云：“故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认为人体疾病的产生，与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失节、劳倦过度等密切相关，强调其关键实质在于“过用”，此乃以整体观念为基础、以辩证法为指导的疾病观。
钱会南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2年第5期撰文，认为《内经》“生病起于过用”理论的提出，是有关发病机制言简意赅的高度概括，对中医病因分析、病机阐释、疾病防治及养生等各个环节都有重要影响。①外感邪气方面：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以外邪致病为例，称之“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自然界的六气，因其正常交替，万物得以生化不息，但其异常变化则成为致病之因，后世称谓“六淫”，而“淫”就包含“过多”“过甚”之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指出，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化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明言“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素问·气交变大论》记载，五运太过与不及皆可成为致病因素，强调“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灵枢·岁露论》也说，岁因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从上述列举正常条件的“不失四时”“因时之序”，生理状态的“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到病理变化中的“四时之序，逆从之变”，乃至病机阐释中的五运太过、不及，气候“寒温不和”“寒暑过度，生乃不固”等，将顺应四时阴阳外界环境变化的必要，以及六气的非致病性与演变为六淫的致病性的区别，就在于其对正常适用与过用的两面性作了淋漓尽致的揭示。②七情方面：《灵枢·百病始生》告诫人们，思伤心，愤怒伤肝，“喜怒不节则伤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素问·生气通天论》也说：“大怒则形气绝。”血郁于上，使人发生薄厥之病。《素问·举痛论》将七情致病影响脏腑气机的规律归纳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感叹“百病生于气也”。《素问·痿论》记载“思想无穷”，因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加之入房太甚，可使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灵枢·本神》称：“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肺喜乐无极”则伤魄，“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素问·奇病论》还明确指出，人生而有癫疾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不言而喻，从生理之“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到病理之“喜怒不节”、大怒、大惊、愁忧不解、喜乐无极、盛怒不止等，生动勾画出“过用”乃情志致病与演变为致病因素的前提条件。③饮食方面：《素问·生气通天论》概述之“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说明五味偏嗜，不仅可影响本脏，造成五脏之气偏盛偏衰，而且可涉及其他脏腑而变生多病。文中还指出“高梁之变，足生大丁”，认为食物过分精细油腻不利于健康，且易于滋生湿热，促成疔疮等病变。《素问·痹论》明言“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太阴阳明论》《素问·本病论》也批评了“饮食不节”“饮食饱甚”等不良饮食习惯。《素问·热论》则指出热病者“多食则遗”，认为热甚而强食之，可使病有所遗。示人注意疾病康复中的饮食宜忌。可见，“本在五味”说明人体依赖五味之滋养而生存，而“伤在五味”“高梁之变”“饮食自倍”“饮食不节”等则表达了五味“过用”，又反过来对人体造成伤害，其作用的二重性显而易见。④劳逸方面：《灵枢·九针论》“五劳所病”提出，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素问·举痛论》认为，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劳则气耗”。《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烦劳则张。”易导致精绝，反复积累到夏天可形成煎厥。《素问·腹中论》曰：“若醉入房中，气竭伤肝。”易导致妇女月事衰少不行。《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称：“若入房过度，汗出浴则伤肾。”可见，《内经》关于过劳所伤的描述，涉及形劳、神劳、房劳等方面。⑤养生调摄方面：《灵枢·师传》提出：“食饮衣服，亦适寒温。”力求寒无凄沧，暑无出汗，食饮热无灼灼，寒无沧沧。认为“寒温中适，故气将持”，使邪气不易侵袭。《素问·宣明五气》指出“五味所禁”，如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强调“是谓五禁，无令多食”。《素问·生气通天论》倡导“谨和五味”。《灵枢·九针论》谆谆告诫，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均强调注重适寒温、调五味，切勿“过用”在保健中的意义。《内经》的诸多论述，如“顺四时而适寒暑”“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寒温中适”“心安而不惧”“和喜怒”“形劳而不倦”等养生法则，无不反映出“生病起于过用”的深刻内涵，抑或“生病起于过用”疾病观在养生理论中的巧妙诠释和延伸，也充分体现出养生立足于勿“过用”原则的合理性。⑥临床治疗遣方用药方面：注意皆须适度，勿使之“过用”伤正，补偏救弊刻刻不忘顾护脏腑阴阳气血之平衡。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将其明确表述为“以平为期，而不可过”。《素问·至真要大论》则进一步将药食对人体的作用综合分析，概括言之，五味入胃，各归所喜，因此“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将五味之有益功效，与过用之弊端作了深刻揭示，为临床药食遣用应记取的重要格言。再如《素问·腹中论》说，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气急疾坚劲，故非缓和人，不可服此二者。因此“数言热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药”。《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倡导“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亦同法”，将药食的使用与天时结合，告诫人们“反是者病”。文中还强调在治疗中，即使是“大积大聚”可攻之邪，也宜“衰其大半而止”，勿使过之而遗后患。《素问·五常政大论》亦指出，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因宜常制矣。列举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尽之。其原则在于“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灵枢·五禁》也谆谆教导“补泻无过其度”。可见，临床辨证施治用药方法的正确固然重要，而本于《内经》“生病起于过用”之原理，治疗中强调“以平为期，而不可过”，倡导“无使过之，伤其正”的指导思想，对于遣方用药提高疗效、防止不良影响等，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某，男，22岁，未婚。1991年6月5日初诊。
年壮火盛，素有失精走泄之患。有朋自远方来，馈赠红参一大盒，置放床头，每晚在临睡前嚼服，经过数日，感觉周身烦热，躁动不安，口中干渴，晨起鼻衄。更为苦恼的是，阴茎勃起，阳强不倒，酸胀疼痛，精液频频走泄。心烦少寐，小便色黄，面色红赤，口唇深绛。舌边尖红，脉弦细数。刘渡舟辨为阴虚阳亢，水不制火，相火妄动之证。
生地 20g，龟甲 20g，知母 10g，黄柏 10g，当归 10g，白芍 10g，生甘草6g，炙甘草 4g。
服药7剂，则身不躁热，鼻衄停止，阴茎变软。又服5剂，以上诸证尽退而愈。（刘渡舟医案）
肾寄真阴，又藏元阳，为“水火之宅”。且肾中水火本既济而相衡，若肾水一亏，则肾阳必亢。本例患者年壮火盛，素有失精走泄之患，加之妄补误服温补之红参，犯实实虚虚之戒，使其相火更旺，阴精更虚，水不敌火而见强中之变；治遵王太仆“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之法。所用方药乃为朱丹溪之大补阴丸加味。是方滋补真阴，承制相火之力，较之六味地黄汤功效更捷。又乙癸同源，肝肾同寄相火，水亏火旺，肝血必伤，故加当归、白芍以养肝中阴血，滋降相火。方中炙甘草与生甘草同用者，在于清热泻火，厚土坚阴，以缓阴火之势，并泻心而又对宗筋起到弛缓之作用。诸药合用，共奏滋阴降火及弛缓之效而病瘳。
陈某，女，32 岁。
因母病愁思不解，郁而生病。其证为心烦，头晕，失眠，胸胁苦满，午后低热，欲手足贴近砖墙凉而始爽，饮食无味，口苦，时时太息，经期前后不定，量少，色紫，夹有血块，曾服芩连四物汤等寒凉之药无效。其人面容消瘦，面颊色赤，舌红而少苔，脉弦。此乃肝郁化火，血虚不柔所致。又屡服寒苦之药，损伤脾阳，清阳不能升发，而阴火反乘土位。治仿东垣之法。
粉葛根 3g，升麻 2g，羌活 2g，独活 2g，防风 3g，白芍 12g，生甘草 6g，炙甘草6g，红参3g，生姜3g，大枣3枚。
服2剂，发热渐退，心烦少安，余症仍然不解，此乃肝郁血虚所致。
柴胡 12g，白芍 12g，当归 12g，茯苓 9g，白术 9g，炙甘草 9g，丹皮 6g，黑栀子 10g，煨姜 2g，薄荷 2g，香附 5g，郁金 5g，鳖甲 9g，牡蛎 9g。
服药后，一夜酣睡，心胸豁然，渐能饮食，但觉神疲乏力，心悸不安，脉来缓而软，改投归脾汤间服逍遥丸，调之数日，午后之热全退，体力渐增，又以参苓白术散3剂善后，病愈。（刘渡舟医案）
本案因母病愁思不解，情志内伤，郁而生病，属气郁化火之证，治当遵“气郁达之”“火郁发之”之旨，宜用疏达肝胆气机之品，反投苦寒，则不但闭阻气机，使火郁更甚，且内伤脾胃，遏抑清阳。审时度势，治当升脾胃之清阳，兼泻心中阴火，故选用升阳散火汤，俾脾气升发，则木郁自达。然血虚肝郁，其势未已，故再用丹栀逍遥散加鳖甲、牡蛎，以养血柔肝而建功。而脾胃虚弱也是本证存在的问题，故又以归脾汤、参苓白术散而收全功。
（二）
《素问·经脉别论》中有论饮食过饱、情志过惊、负重道远、行走过急、劳力过度而致病理汗出，因而警示人们“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
俗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在于运动。这是针对那些贪图安逸、四肢不勤、庸懒无为的人而言。在当今，社会竞争，节奏紧凑，心身过劳的情况下，医经的告诫凸显其重要性。过，为过度，超过。人的体力、精神等过度使用，过度消耗，饮食不节，过度甚饱，均会因超越身体的生理限度而引发疾病。早在几千年前，古人就已经有“过用”致病的认识。
当今社会，“过劳死”的实例比比皆是，就近而言，中医界的才子何某意外猝死均是超负过劳所致。故人贵平和，神情要保持安闲清静，寡欲无求，元真之气要守持内固，不可轻易妄耗，形体要适度活动，使气血要保持运行通畅，如此则人体正气就能坚固，真元之气充实，精神充沛，疾病则无以而生。
人之所用太过，可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情志太过。《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人所应有的精神意识对外界事物的反应，在正常限度内，并不会致病。但当情志波动过于激烈或大起大落或持续过久，则会内耗精气，扰乱气机，影响脏腑功能，导致机体正常生理紊乱而致病。故《素问·举痛论》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
其二，风寒暑热燥湿，六气太过则为病。六气是四时季节变化的气候，正常情况下人与自然谐和，“人禀五常，应风气而生长”（《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但若风寒暑热燥湿，太过则“风气虽能生万物，也能害万物”（《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所以疾病发生和六气的太过有着密切关系。“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素问·宣明五气》），所以六气太过则会伤及脏腑，出现相应病证，如气候湿度太过，则易内困脾土，而使脾之运化失常，会造成纳呆、腹满、泄泻等病证。
其三，饮食太过，暴饮暴食。饮食甚饱，使肠胃负担太过，超出其正常运化功能的承受力，则食谷不化，壅滞难消。《素问·痹论》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其四，过劳过耗，包括劳力、劳心、房劳，均不可太过，太过则内耗精血，损伤脏腑，外耗神气，消削形体。《难经·四十九难》云：“饮食劳倦则伤脾。”《素问·宣明五气》有言：“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则是其中之例也。
我因工作多与文字打交道，本以劳伤眼力，又因日以夜继地读书、写文章，用眼更多，睡眠又少，仅仅几个月视力急剧下降。切身体会到“生病起于过用”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