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4月间，组织上原决定派我参加菲律宾战地记者团去武汉等地，因临时离不开，把我又留下来，一直推迟至6月间，我才奉命独自一人，乘邮轮到香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曾派陈永生同志（烈士子弟）到码头接我。因邮轮提前抵达，未接上头，只好投奔一位宗亲的商号暂住。第二天，我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以后，小陈同志就来我的住处，领我到皇后大道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对外是以商号名义出现的）。办事处地方不大，进去后，就见到了廖承志同志和连贯同志。我和廖承志同志过去虽未谋面，但一见如故，因为许立同志早就给我介绍过他的情况。廖承志同志谈话很风趣，好开玩笑，来往熟了，有时趁我不备，便挟我的鼻子玩，真像个大哥哥一样。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我暂时做些联络工作，偶尔也写点通讯稿，交给香港的《大众日报》。

两个月后，组织上批准我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这时，粤汉铁路和京汉铁路已经不通，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安排我和香港的两名学生、一名青年印刷工人一起结队，从香港乘一艘不大的火轮到湛江，然后转道北上。船在南海海面遇上了特大风浪，桅杆为强风所吹折，处于险境。经过数小时搏斗，终于平安抵达湛江。接着，我们又冒雨步行去廉江，经陆川到广西的贵县、柳州，再经河池到了贵州的独山、都匀、贵阳、息烽、遵义、桐梓，入四川綦江，抵达陪都重庆。

回想起这一段路程，行进相当艰苦。举世闻名的贵州高原，就拦阻在我们面前，出贵阳进入大娄山山脉六盘山，真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这段路程终生难忘。

当时我们乘坐的汽车是靠烧木炭作动力的，其特点是发动难，熄火快，时速慢，像蜗牛一样在蜿蜒起伏的高山上爬行。山路狭窄，崎岖不平，爬上高山，犹如腾云驾雾。往山下看，山道险陡，悬崖峭壁，稍有不慎，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粉身碎骨。令人敬佩的汽车司机师傅们，他们熟悉地形，驾驶技术娴熟。有时遇到陡坡，便由师傅驾驶，徒弟拿着笨重的木垛子，随时顶着后轮，以免下滑，坠入深谷。

大约在10月初，我们终于平安抵达重庆海棠溪。过了渡，登上无数石阶，到达“朝天门”。进入了市区，行人、叫花子、“滑竿”、人力车夹杂其间，熙熙攘攘。这里经常大雾弥漫，真是名不虚传的“雾重庆”。

市面萧条破烂，民不聊生，老百姓大都面有菜色。吸鸦片烟的人很多，烟瘾发作时躺倒在街头的也有。国民党官僚、太太们的轿车和军车横冲直撞，横行无阻。陪都满目疮痍的景象，真叫人痛心愤慨。当时重庆的旅馆、客店非常拥挤，入夜后，国民党的宪兵经常光临查夜，随意抄查、盘问，如临大敌一般。我当时的身份是华侨学生，持有菲律宾的出生证件，虽未遇太大麻烦，但也恨其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样子。据说这些宪兵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高中生，很会钻空子。

在旅店安顿好以后，我就去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接见我的是廖似光同志。我把给长江局的介绍信交给了她。经过一番了解后，博古（秦邦宪）同志和董必武同志也出来见我。他们亲切地询问了菲律宾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情况，以及我本人的情况，并向我交代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叫我安心等候去延安的通知。不久便接到通知，要我参加八路军办事处招募组织的第十八集团军护士大队，约100余人，集体同去。大队里成立了党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出发前全体人员在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集合，董老语重心长地讲了许多勉励的话，并强调要遵守组织纪律，要求大家轻装步行。从此，我便在祖国大地上开始了新的革命旅程。

大队人员乘船沿嘉陵江上川北，经合川、南充、阆中、苍溪、剑阁、广元、汉中到西安。我们所走的这一条路，有许多地方原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如阆中、苍溪一带，沿途还留着许多红军的标语、口号和川陕苏维埃政府公布的法令。见到这些遗迹，倍感亲切。秦、巴山地以其险要著称于世，唐代诗人李白的《蜀道难》曾描绘了它的艰险，并咏叹：“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我们这些爱国青年为了抗日救国，却甘冒其艰难险阻。大家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早日开赴抗日前线。在艰难的行军中，除个别病号有时乘坐“滑竿”外，大家都坚持步行。有的女同志脚上打满了水泡，但还是拄着拐杖走，没有一个人掉队，始终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和饱满的热情。在行军中，我们打前站的同志曾遭到土匪的拦劫，但当大队人马赶到时，土匪就都逃窜入山了。尽管我们打着第十八集团军护士大队开赴华北前线的旗号，携带了必要的证件，但到达国民党的重点封锁关卡汉中时，还是受到了国民党特务人员的多方刁难。他们甚至下令不准粮商卖米给我们，企图用饥饿来困死我们。

道路艰难，匪特横行，非但难不倒我们，反而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念。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同志们在思想上、体力上都得到了初步的锻炼，学会了穿草鞋走路，学会了做饭菜，还学会了如何跟土匪、特务做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