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一行共14人，从韶关到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换上了新四军的军装。我们只停了两天，第三天就匆匆地乘新四军的军车出发了。一路朝行夜宿，经湖南、江西，进入安徽，直达泾县新四军军部驻地。到这里之后，我们才知道，先后到达这里准备到延安去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团，除我们闽粤赣边区、广东、香港之外，还有广西、湖南、福建、江西、上海、苏北、浙江等省的代表团，共有代表50人左右。经项英同志建议，各省代表团合建为一个总团，由古大存当总团长；各分团又进行了一次行军的组织建设，每个代表团为一个班，选出班长和党的学习小组长各一名，领导行军生活和学习等活动。伍洪祥被推为我们分团的班长，我被推为党的学习小组长。我们在新四军军部大约住了4个星期，过着有秩序、有纪律的军事生活，还在这里度过了1940年的新年。

在军部期间，见到一位英姿勃发、风华正茂的青年干部，他就是第一批回国后，由方方带到汕头来的泰国归侨青年陈惠，当时已是新四军的青年部长了。他也被选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分手时，我们曾相约再见于延安。但从此一别，我们却终未再见。一年后，他不幸牺牲于皖南事变的千古奇冤之中。

我们即将离开新四军军部的时候，新四军的政治委员、南方局书记项英还专门找代表团中的几位女同志（我记得有区梦觉、徐莲娇、刘贞、周婉如和我共5位女代表）谈过一次话。他说，你们都是来自城市的小姐，往后要徒步走到延安，太辛苦了，会吃不消的！你们考虑一下，还是回原地区吧？我们没想到项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话来，但心里都是不同意的。为了打破沉默，我们说，我们都是被选举出来的代表，是受地方组织的委托，到延安去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走不动，爬也要爬去，怎能半途回去，这不是比逃兵更可耻吗？在我们的一致坚持之下，项英终于没话可说了。

1940年1月的一个晚上，我们来到长江边，登上有帆的小船。顺着风势，船身斜贴水面飞奔，像箭一样直射对岸江边。踏上岸便是盱眙县了。这是新四军刚刚收复的一个地区，也是我军在江北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在这以前，新四军在江南一带打仗，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回了不少失地，都交给国民党了——新四军打下了地盘，由国民党委派地方官员，他们反过来又勒住我们的脖子扣粮、扣饷。盱眙县不同了，是我们自己委派了县长。当天晚上，县长请我们吃了饭。他告诉我们，在江北，盱眙算是比较富饶的县。但是江北缺水，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这里的老百姓习惯于用缸来蓄水。家境的贫富，常常可用水缸的大小、多少来作为判别的标志。当时，这里还是一个新解放区，四面八方都有敌人，所以我们住在那里还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离开盱眙，徒步前行不久，便见到胡服（刘少奇）同志。他给我们作了一个报告，讲形势，讲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他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从前有个人盖了间新房，他高兴地宴请客人，并留客人在新房居住，结果这个客人把主人赶走了，占据了主人这间新房，这就叫“喧宾夺主”。后来我们明白了，刘少奇说的这个故事指的就是当时江南的情况。新四军打下的地盘，让国民党派人去统治，反过来把新四军赶走。项英一直住在江南，说江南是个好地方，不愿到江北去，所以苏北的解放区很小，发展很慢。历史上陈独秀不懂得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所以吃了亏；项英则不懂得政权的重要性，所以也吃了亏，使自己处处受到了限制。刘少奇同志的这个讲话，在我这个曾经经受大革命失败教训的人听来，是格外警醒和亲切的，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到革命政权和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问题。

我们在江北先后又停留了大约一个月。在这期间，刘少奇要我们代表团分成若干个小队下去做群众工作。我们代表团的4个女同志是一个小组。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受到日寇抢光、杀光、烧光的破坏，生活很苦，天旱、缺水，老百姓没有水喝的情景使我感到十分难过。另一部分下连队的代表也感到军队的群众纪律不很好——因为军队的成分比较杂，其中有些是刚刚起义过来或者是刚刚被我们收编过来的国民党杂牌部队。古大存还亲自下过一些连队，看到有些人没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侵犯了群众的利益，心里很不安，便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并建议首先要把军队整顿一下。刘少奇为此又给我们做了一次报告。他引用列宁的一句话说，革命工作要抓住主要环节，整个链条才能带动起来。现在这里周围都布满敌人的武装——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天天要打仗，客观环境不允许我们停下来整顿军队。主要的中心问题是要打胜仗，打了胜仗才能休养生息，才能谈到整顿军队风纪的问题；要是打了败仗呢，那就一切都谈不上了。少奇同志的讲话理论联系实际，很能启发人，给了我们一次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教育。

那时，我们同刘少奇都住在一座地主的大祠堂里，他住在后院，我们住在前院。有一天，天很热，我想找水喝，信步走进后院去了。看见有一口大水缸，上面有盖（可以上锁的），打开一看，里面长满了青苔，有点水，却布满了孑孓，没法喝。我一抬头，发现少奇同志在这里，他走过来问我，做了群众工作，发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我半带玩笑又语意双关地说，群众最迫切的需求是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要帮助他们找到水源。他笑着说，你同我想到一块去啦！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刘少奇和蔼亲切，平易近人，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行军途中，我们又在山东碰见过他一次。他诙谐地对我们说，你们一路来，一路受到顽固派的拦截；我则在后面一路“护送”着你们。听到这里，我们都笑了。原来，他也同我们一路走到山东来的。

在山东，我们住在肖华同志的部队里。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像接待亲人似的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些来自南方的代表，特意让人找了白面——这在当年是十分稀罕的食物，做白面馒头招待我们。可我们中，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吃到馒头，不大习惯，一个馒头几个人分着吃还吃不完。后来我们发现战士们吃的一种卷子是两面金黄、中间夹着一层红色的东西，都以为是红糖夹心的饭食，拿来一尝，更难下咽了，才知道这叫金银卷，是用玉米面和高粱面做的。战士们乐了，都叫我们为“洋土包子”。往后越走，生活的艰苦就越甚了，这不但有物质条件的原因，还有生活习惯上的问题。到了鲁西北，群众生活更苦了，大多数人只能吃用柿子面做的煎饼，吃起来又苦又涩，更是难于下咽了。

我们从安徽到苏北、山东、山西，一路多半是夜里行军。交通员带领我们，有时住在群众家里，有时在野地里宿营或休息；看情况迅速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有一次正要通过铁路线的时候，我们见到了罗炳辉将军。他对我们说，通过铁路线时，如果碰到敌人的铁甲车，别惊慌，来不及躲避时，你就卧倒在铁轨两边的沟里好了，等敌人的铁甲车过去之后，你再爬起来走自己的路。鬼子是不敢离开它的乌龟壳的！我们按照他讲的办法过了几次铁路线，果然一路并未碰到什么意外。当时，日本鬼子打我们，国民党顽固派也打我们；鬼子到处搞“三光”，走一路，饿一路，有些地方根本就看不到一个人，当然也找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好不容易才到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我们好高兴，看见了彭德怀副总司令。他招待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小米饭就羊肉。这一带是我军的势力范围，从这儿开始，我们改为白天行军了。

1940年12月16日，经过了13个月的行军生活，我们终于到达了延安。延河边上的延安古城，河谷两边黄色的山崖，山坡上若隐若现的窑洞，南门外高高的宝塔山，都使我们感到无限的亲切和激动。在延安，我又见到几位从泰国回来的华侨青年，谈起来，他们也有同样的感情，据说还有人一踏上延安的地面，便激动地流着泪亲吻起这里的土地来，好像扑到母亲的怀里。这是党中央所在地呀！这是万千红军战士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土地！

1941年的新年，毛主席请古大存和我们5位女同志到他家里吃饭。我们向他汇报了沿途的经过，毛主席扳着指头风趣地说，你们过了长江，你们过了黄河，中国主要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过来了。我们是大长征，你们是小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