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我们通过国民党军管区最后一个县洛川，进入陕甘宁边区境内时，看到手拿红缨枪查路条的民兵和儿童团员，他们盘问得既认真又热情。进入境内，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大家一路走，一路唱，非常高兴。

一到延安，许多同志都跑来欢迎我们，互相之间格外亲切。中央首长亲切地慰问我们这些华侨青年，关心我们的生活有无困难，要我们学习革命的好传统、好作风，准备过艰苦朴素的生活。接待所的负责同志也找我们新来的同志谈话，调查登记，补充被服。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和被服，但接待所的同志总是尽力设法为新来的同志解决困难，使新同志感受到党组织和部队的温暖和照顾。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还组织发动早期到延安的华侨同志，捐出自己富余的御寒衣物，帮助新来的华侨同志。因为，在严寒的冬季，八路军供给部门虽尽力照顾，也无法给新来的华侨同志补发足够的冬季服装。

回想赴延安前在大后方重庆、成都等地的遭遇，找不到住处，像难民一样到处流浪，好不容易找到国民党政府的侨务部侨生接待所，却只管住不管吃。接待所的负责人把大部分经费都贪污了。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要到重庆，为了准备给慰问考察团参观，侨务部特请领大笔招待费，预先租了一批高级客房，名为接待慰问考察团，实为他们寻欢享受。他们从接待经费中买了一些线毯，发给每个住接待所的侨生装装门面，后来听说慰问团不来参观，就找借口马上统统收回去了。

国民党侨务部伙同接待所的负责人，经常偷查住所侨生的床铺，看有无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及《群众》杂志等书刊。晚上，还找侨生们开会训话，千方百计作反动宣传，破坏团结抗日，诱骗侨生们到“战时干部训练团”实为集中营去受特务训练。大多数侨生不上当，纷纷设法离开接待所。后来国民党侨务部干脆把我们这些不听话的侨生赶了出来。我们只好自找门路，搬到广东同乡会去住。同乡会和国民党侨务部侨生接待所，都是我们党利用来安排侨生的临时住处。我们几个华侨青年都在等候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除了特别知心的朋友外，各自保守秘密。所以，陈家康同志来同乡会通知蔡兴同志和我离开重庆北上时，就只有同住在那里的泰国华侨青年叶驼同志知道。不久，他和另一泰国华侨女青年李素娟同志，同作家黑丁夫妇一起乘车赴延安。后来，叶驼同志告我说，当你们突然离开同乡会时，就有人议论你们可能是赴延安了，但住同乡会的一个姓吴的新加坡华侨青年说，你不会去延安的，因为他在新加坡与你弟弟同学，了解你的家庭经济情况。的确，当时许多华侨青年为什么放弃海外富裕的家庭生活回国奔赴延安，奔向革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的。

在延安，我们华侨青年，幸福地沐浴在党的阳光下，愉快地生活在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每天黎明，军号声一响，大家就立即起床，整理好被褥，跑下山，到延河边去洗脸。列队点名、早操、唱歌。值日生打扫完窑洞内外的卫生后，就为大家准备开水，早餐前规定大家都应看书自学1个小时。早餐很简单，只吃小米粥配咸菜。早饭后，学习的学习，工作的工作。午餐和晚餐也很简单，多吃小米饭配土豆或南瓜汤菜。由于国民党封锁、停发军饷军粮，一年只吃几次馒头。

学习的课程，有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主席写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还有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群众运动等。在学习中，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要求学以致用。抗日军政大学以学军事为主，中国女子大学以培训妇女干部为主，青干班以培训青年干部为主，陕北公学以学政治为主。此外，还有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医科大学等。学校的主要领导和各种学科的教员，许多都是优秀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和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如成仿吾、罗迈、罗瑞卿、郭化若、艾思奇、何干之、何定华、柯伯年等同志都是我们的教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也常给大家讲大课。为了端正学风，毛泽东同志还写有《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名著，对同志们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延安在陕北这个经济落后的地方，土地太瘦，长不出庄稼，古老山不长树，不是旱就是涝，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十几岁的小姑娘都没有裤子穿。自从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在共产党领导下，减轻了人民负担，休养了民力，老百姓的日子才逐年好转。但是陕甘宁边区地大人稀，人口不到150万，1941年，光保证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粮食就需有20万担，还得购买500万元公债，还要为政府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负担实在不轻。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封锁，停发军饷和军粮，企图困死共产党、八路军，延安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延安的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几乎到了没有粮吃，没有油吃，没有菜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盖，办公学习没有纸张的地步。

为了抗日救国，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为了延安人民的生存，共产党、毛主席号召军队、机关和学校自己动手，劳动生产，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到胜利。我们这些华侨青年同延安的军民一起上山开荒生产，种小米、种瓜菜。陕北人民供应军队和政府的公粮多是小米和杂粮，供应什么就吃什么，每年也供应少量麦子。有时供应不及，战士们便涉水到百十里路远的地方去背粮和驮粮。我们这些华侨青年到较近的粮站去背粮。没有粮袋，就脱下棉裤，将两个裤腿扎起来装粮食。每天学校的菜金只有6分钱，要买油盐就没钱买柴和菜。为了改善生活，除了种菜、养猪外，学校同学会还发动大家每周劳动日到几十里外的山沟去砍柴并背回来。我们一些华侨青年在劳动中表现不落后，有力气的多背，泰国归侨罗道让和叶克等同志一次就背或挑一二百斤。我自幼缺乏劳动习惯，力气小，一次只能背几十斤。同学们照顾我，要我少背些，但我总不肯，虽然走在后面，仍坚持背回来。延安附近山沟的树木本来就不多，越砍越少，越走就越远。后来运输条件改善了，才改由运输队到几十里远的地方去运石炭来当燃料。陕北公学同学会还组织同学到延安城内去捡拾敌机炸毁的城墙和房屋的旧砖来修建澡堂。我们华侨青年非常拥护，因为我们有每天洗澡的习惯，夏天可跑到延河去游泳，冬天没有澡堂就只好自己设法烧些热水洗。抗战初，有一越南华侨青年同他姊姊一起来陕北才一个月就回香港去了。后来他写信告诉我说，是因一个月没洗过一次澡。其实听说他是为了到香港去找他的女朋友。这同泰国华侨青年叶驼同志相比就大不同。叶驼同志在泰国有一很要好的女友，他却毅然离开她奔赴延安。他在延安时，学习、劳动都很努力。他打球、游泳也很出色。后来他随王震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开赴前方，在部队当指导员，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1946年，王震部队从中原突围回延安，延安华侨联合会还为叶驼同志举行了追悼会，并通过新华社电台在《告海外侨胞一封信》中播送了这个沉痛的消息。

延安的华侨青年，在学习、工作、劳动各方面都不甘落后。党中央、边区政府及八路军、学校对他们都很重视、信任。经过抗大、女大、陕公、青干班和鲁艺等学校学习后，他们陆续被派到前线或留在延安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当时，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同志有：美国归侨余光生，印尼归侨陈龙，新马归侨沈剑图、沈光、曾艾狄，菲律宾归侨王唯真等。从事外事翻译工作的同志有：新马归侨何英、印尼归侨谢生、新马归侨曾远辉、菲律宾归侨卜一等。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的同志有：新马归侨陈明、廖冰，印尼归侨丁拓等。从事文教卫生工作的同志有：新马归侨李介夫、陈经镇、温坚，泰国归侨李树坚、蔡兴，越南归侨莫扬等。延安有名的中医医生梁金生和唯一的牙科医生李德奇，以及保育工作者刘老和奶牛饲养员都是归侨。从事财经和金融工作的同志很多，有印尼归侨余震，泰国归侨庄国英、庄仲仁、朱维松，越南归侨关儿波，菲律宾归侨王汉民等。还有不少华侨青年从事机要印刷工作，如吴风、杨光伟等。从事电讯工作的有黄桂荣、李达先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