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延安，路途遥远

回到厦门，我考上集美初中三年级。集美中学是陈嘉庚先生办的，学生大部分是南洋的侨生，不要学费，每月只收4元膳费。我想上完初中不成问题，总比无所事事好些，搞张初中毕业文凭，也许日后有用。

开学不久，日寇空袭厦门，威胁到隔海的集美。学校迁到安溪县文庙里，许多侨生纷纷回南洋，我跟着到安溪。福建地处海隅，与内地交通不便，消息不灵；安溪在群山之中，更是闭塞，只能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北方抗战的新闻。偶尔接到香港的刊物，看到八路军打鬼子的消息，同学们争着传阅。有一天，吴其进同学收到一本《群众》杂志，有一篇延安抗大生活的通讯，还登着招生简章。读过后，我的心立刻飞向延安，决定初中毕业，无论如何也要到陕北去。

我试着寄封信到汉口给董冰如老师，不敢公然提到延安去，只说毕业后要上北方参加抗战。真令人高兴，居然收到复信，大信封上印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行红字，复信中叫我到陕北去。反复读了信，更坚定了去延安决心。解放后我才知道，董老师当时在周恩来和郭沫若同志领导下的第三厅工作。

那时，福建泉州驻军旅长钱东亮，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侄儿。钱东亮在泉州各县横征暴敛，鱼肉乡民，抽壮丁，敲竹杠，老百姓叫苦连天。1937年寒假，我回到家乡，将见闻写了一篇《国难严重下的泉州军政》的通讯，寄给汉口《全民周刊》。1938年5月，文章登出来，我还没有见到。

有一天，李法西同学悄悄问我：“汉口杂志登了一篇骂钱东亮的文章，是你写的吧？”李法西原是菲律宾侨中的同学，我用的笔名“王爽”，又是在菲律宾用过的，只得点头承认。他说：“钱东亮正在暗中查访，你要当心！”

我写文章时出于义愤，有点“牛犊子不识老虎”，经他提醒，真有些后怕。想起厦门某报记者曾尤先生，发表一篇《暴风急雨话泉州》，被迫逃往香港，我把钱东亮骂得狗血淋头，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怎肯与我甘休？不禁暗中捏了一把汗。

暑期毕业考试结束，我匆忙回故乡。路过泉州，到生活书店，问有没有新到的《全民周刊》？售货员端详了我一阵，从柜台下取出1本说：“总共只来了5本，这是最后1本了，要好好保存！”我付了款，感谢他的好意。

回到家里，匆忙阅读3月前寄出的文章，心情十分激动。同乡一位女教师来了，她曾在泉州参加过妇女军训，文章的部分材料是她提供的。她说钱东亮大发脾气，命令追查谁写的文章，让他查到就要命！她叫我赶快离开福建。

福建禁止壮丁出境，我当时19岁，正是被禁之列。形势不容久留，又不好明言，我只告诉父亲要去汉口找老师，对其余的人说要回南洋。父亲手头拮据，拿不出多少钱来，嫂子拿出一只金耳坠助我作旅费。临行那天早晨，父亲亲手给做了一碗面线，送我到汽车站。我觉得父亲太好了，此番出门，不知何日再见，汽车开动时，止不住流下眼泪。没想到这次分开，竟成了生离死别。

这时厦门已被日军占领，要去香港只能在泉州湾乘英国船。由于逃港的难民太多，港英当局规定，只许乘头等、二等舱的旅客上岸。我只好买去汕头的统舱票，到汕头再想法去香港。我姐姐一家在九龙避难，必须找姐姐资助，否则去不了陕北。

船到汕头，我在潮阳过夜。第二天乘长途汽车到惠阳，第三天到樟木头，转乘火车到九龙。在姐姐家中住了几天，筹足了旅费起程。在广州遇到集美同学林有声，他和陈耕国、李金发两位同学，在文德南路租了一间楼房，邀我搬去同住。他们也想去延安，因为陈耕国得急病住进中山医院，把旅费花光了，正等南洋的汇款。前几天李金发接到汇款，已经先头出发了。

广州经过日寇大轰炸，有钱人纷纷逃往香港。人去楼空，房租很便宜。我们住的二层楼，每月只花几天的租金，其实是给房东看房子，所以有时就赖着不付钱，而且唱起电影《十字街头》中的插曲：“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做个怪模样，郎里格郎……”

同楼住着一个青年救国团体，经常邀我们一块上街做宣传工作，我们闲来无事，当然乐意。大家用广东话唱着《武装保卫大广东》《民众起来打倒日本仔》等歌曲，向围观的群众宣传抗日的大道理，有时还演街头剧。

两位同学写信向家里要钱，说要回南洋，家里似乎也发现了什么，迟迟不汇款，一直等到9月下旬，才把钱寄来。我们急忙到东山百子路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一张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介绍信，立刻动身去汉口。日寇正在包围大武汉，敌机每天来空袭，听到警报，市民们成群拥往租界。我们在广州司空见惯，对敌机满不在乎。我找到永安堂药房，想会见董冰如老师，太不凑巧，他去广州了，真让人失望！

我们往西安进发，火车开到河南明港，忽然停下不走，传来日本骑兵到了驻马店的消息，大家都很焦急，幸好敌人很快撤走了。后来听说，敌军第二天便切断平汉线，我们是最后一班客车。沿平汉线各车站，都有小贩卖食品，烧鸡每只1毛钱，我们贪便宜，拿烧鸡当饭吃，把肚子都吃坏了。火车从郑州往西开，上来很多大兵。车厢里有3位湖北姑娘，挨近我们的座位，看到几个兵痞挑逗她们，其中有个姑娘叫钟国权，有意把我们当卫士，不断和我们说话，一来二往，慢慢熟悉起来。我们义不容辞，一路照护她们。到了西安车站，钟国权给了一张纸条，写着她们的住址和电话，邀我们去作客。

出站以前，几个“丘八”查完行李，拼命盘问我们。我们藏起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异口同声说是到西北联合大学读书，没有露出破绽，才让我们出站。

次日上午，我们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人员要我们等候编队，还说从西安到延安，没有汽车，要徒步行军，叫我们尽量轻装。

在旅社等候通知，闲来无聊，给钟国权打电话，3位姑娘一阵风似地来了，坐了一会，热情地请我们去作客。她们住在亲戚家，西北实业公司的后院，一座阔气的楼房。女佣人倒茶时，呼三姊妹“小姐”，称我们“少爷”。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称呼，感到很刺耳。玩了一阵，起身告辞，钟国权和两位堂姊妹，坚决留我们吃中饭，说是为了答谢一路的照顾。萍水相逢，盛情难却，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下午她们又请去看电影，片名《王老五》，是部低级趣味的片子，由韩兰根和蓝苹（江青）主演。

以后几天，三姐妹天天到旅社来玩，有时出去逛马路，看电影，下小馆。从钟国权口中，我知道她父亲叫钟相毓，是国民党洛川专员。我告诉她要去延安抗大上学，她表示有机会也想去陕北。临走那天，三姐妹来送行，钟国权交给我一封信，要我到洛川亲自交给她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