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旧日的传统和习俗是历史发展的惰力，历史往往在克服这种惰力的斗争中前进。殷代社会就是在克服神权和族权这种历史惰力的斗争中前进的。

在殷代前期部族林立的情况下，王权是统一的象征，是社会相对安定局面的保证。随着王权的提高，在殷代后期已经控制了今山东、河南、河北的大部和安徽、江苏的北部。在这个空前广大的地域里，各个部族可以较多地接触和融合。从整个殷代来看战争的次数是逐渐减少的。武丁时期一直与殷敌对的羌方，到了殷代后期即臣属于殷，故乙辛卜辞有“在羌”、“田羌”的记载786，显然是化干戈为玉帛了。被征服的方国多成为殷的侯伯。乙辛卜辞有“其从多田与多白正盂方”787的记载，即指臣属于殷的称为多甸与多伯的诸部族首领随王出征。现有的考古材料表明，北至内蒙古、东北，南至湖南、江西，西至陕西、甘肃，东至海滨，纵横数千里的地区都发现有殷代后期的青铜器，可见殷后期文化影响之大。殷王权的发展不仅使日臻完善的国家机构逐渐消除蒙昧野蛮的部落联盟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殷代的大规模的人祭、人殉与生产力低下有密切关系，但是强大的神权则是人祭、人殉得以盛行的直接原因。杀死数十百千的人去进行祭祀，这是在贞人的操纵下进行的。殷墟侯家庄西北岗一座前期大墓，墓内殉290人，东侧陪葬坑埋68人。小屯西地一处宫殿基址用人牲601人。据统计殷墟人祭人殉总数当在五千人以上。788据有关人祭的甲骨统计全部人祭数至少为14197人。其中武丁时期用人9532人，无论是总数，或是一次杀伐的人数都以武丁时期最多789。武丁时期是殷代神权最强大的时期，又是人祭人殉最盛行的时期，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神权野蛮性质的表现。正是狂热的迷信使成百上千的人被（砍头）、（肢解）等酷刑处死。、宾等贞人则是一幕幕惨剧的导演者。此外，殷代前期，不仅大量的社会劳动力被用作神权的牺牲，而且已经创造出来的大量社会财富也都在祭祀中做了毫无价值的耗费。卜辞里用牛羊豕祭祀的记载比比皆是，一次可达“千牛”790、“百牛”791之多，共浪费的数目是惊人的。

殷代后期，人祭人殉虽未绝迹，但其数量大大减少，许多残忍的刑法也不见于后期卜辞，俘获的羌人已经用于狩猎和垦田。祭祀时用畜数量也有明显减少。史载帝辛时期，“慢于鬼神”792，是有根据的。对鬼神的怠慢是好事，因为它保存了较多的社会劳动力，减少了社会财富的浪费。和神权比较起来，王权乃是使社会走向文明的积极因素。

关于殷代后期的社会政治，应当提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王权同神权的斗争取得了成效，促进了殷王朝的发展；二是殷王只注意了对诸部族的斗争，而忽略了对诸部族的联合，这是殷王朝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殷代后期，文丁杀死周部族的首领季历793，帝辛杀死九侯794、鄂侯，结果“诸侯以此益疏”，纷纷“叛纣，而往归西伯”795。周灭殷之后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汲取了殷的历史经验和鉴戒。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