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61

西汉桓宽《盐铁论·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百姓何苦尔，而文学何忧也？”

文学曰：“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且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无异于愚人反裘而负薪，爱其毛，不知其皮尽也。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谷熟而旧谷为之亏。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有长短也。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楚人搔动，相与泣悼王。其后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积，地广而祸构，恶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册任于内，吴起之兵用于外，行者勤于路，居者匮于室，老母号泣，怨女叹息；文学虽欲无忧，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春秋》曰：‘末言尔，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椎车之蝉攫，负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虽有裨谌之草创，无子产之润色，有文、武之规矩，而无周、吕之凿枘，则功业不成。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

文学曰：“善凿者建周而不拔，善基者致高而不蹶。伊尹以尧、舜之道为殷国基，子孙绍位，百代不绝。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赋敛既烦数矣，又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民无所开说容言。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非不广壤进地也，然犹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狐刺之凿，虽公输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虽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风则零落，虽有十子产，如之何？故扁鹊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国也。”

大夫曰：“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并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夫畜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故弛废而归之民，未睹巨计而涉大道也。”

文学曰：“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此所谓恋朐之智，而愚人之计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后忤，初虽乘马，卒必泣血。’此之谓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贤知之士，阘茸之所恶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孝公大说，封之于、商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世人不能为，是以相与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学曰：“君子进必以道，退不失义，高而勿矜，劳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顺；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妒其业。今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虽以获功见封，犹食毒肉愉饱而罹其咎也。苏秦合纵连横，统理六国，业非不大也；桀、纣与尧、舜并称，至今不亡，名非不长也；然非者不足贵。故事不苟多，名不苟传也。”

大夫曰：“缟素不能自分于缁墨，贤圣不能自理于乱世。是以箕子执囚，比干被刑。伍员相阖闾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杀之。乐毅信功于燕昭，而见疑于惠王。人臣尽节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种辅翼越王，为之深谋，卒擒强吴，据有东夷，终赐属镂而死。骄主背恩德，听流说，不计其功故也，岂身之罪哉？”

文学曰：“比干剖心，子胥鸱夷，非轻犯君以危身，强谏以干名也。憯怛之忠诚，心动于内，忘祸患之发于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御非，虽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吴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叹曰：‘嗟乎，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卒车裂族夷，为天下笑。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62

西汉桓宽《盐铁论·申韩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为相，则世无列国。待孔子而后学，则世无儒、墨。夫衣小缺，裂可以补，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颂》乃治之；是犹舍邻之医，而求俞跗而后治病，废污池之水，待江、海而后救火也。迂而不径，阙而无务，是以教令不从而治烦乱。夫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故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也。”

文学曰：“有国者选众而任贤，学者博览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复，愚人纵火于沛泽，不能复振；蜂虿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烦而止之，躁而静之，上下劳扰，而乱益滋。故圣人教化，上与日月俱照，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大河之始决于瓠子也，涓涓尔，及其卒，泛滥为中国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故先帝闵悼其菑，亲省河堤，举禹之功，河流以复，曹、卫以宁。百姓戴其功，咏其德，歌‘宣房塞，万福来’焉，亦犹是也，如何勿小补哉！”

文学曰：“河决若瓮口，而破千里，况礼决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断狱岁以万计，犯法兹多，其为菑岂特曹、卫哉！夫知塞宣房而福来，不知塞乱原而天下治也。周国用之，刑错不用，黎民若，四时各终其序，而天下不孤。《颂》曰：‘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此夫为福，亦不小矣！诚信礼义如宣房，功业已立，垂拱无为，有司何补，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铫利锄，五谷之利而间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奸邪之所恶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恶直绳，奸邪恶正法。是以圣人审于是非，察于治乱，故设明法，陈严刑，防非矫邪，若隐括辅檠之正狐刺也。故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无甲兵，虽孙、吴不能以制敌。是以孔子倡以仁义而民从风，伯夷循首阳而民不可化。”

文学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今之所谓良吏者，文察则以祸其民，强力则以厉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残心，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若痈疽之相泞，色淫之相连，一节动而百枝摇。《诗》云：‘舍彼有罪，沦胥以铺。’痛伤无罪而累也。非患铫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无准平，患其舍枉而绳直也。故亲近为过不必诛，是锄不用也；疏远有功不必赏，是苗不养也。故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63

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第二十九》：

韩子之术，明法尚功。贤无益于国不加赏；不肖无害于治不施罚。责功重赏，任刑用诛。故其论儒也，谓之不耕而食，比之于一蠹；论有益与无益也，比之于鹿马。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马，无千金之鹿。鹿无益，马有用也。儒者犹鹿，有用之吏犹马也。

夫韩子知以鹿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韩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将听其言也。加冠于首而立于朝，受无益之服，增无益之仕（行），言与服相违，行与术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烦劳人体，无益于人身，莫过跪拜。使韩子逢人不拜，见君父不谒（跪），未必有贼于身体也。然须拜谒（跪）以尊亲者，礼义至重，不可失也。故礼义在身，身未必肥；而礼义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谓有益，礼义不如饮食。使韩子赐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为之乎？夫拜谒（跪），礼义之效，非益身之实也。然而韩子终不失者，不废礼义以苟益也。夫儒生，礼义也；耕战，饮食也。贵耕战而贱儒生，是弃礼义求饮食也。 使礼义废，纲纪败，上下乱而阴阳缪，水旱失时，五谷不登，万民饥死，农不得耕，士不得战也。

子贡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子贡恶费羊，孔子重废礼也。故以旧防为无益而去之，必有水灾；以旧礼为无补而去之，必有乱患。 儒者之在世，礼义之旧防也，有之无益，无之有损。庠序之设，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废，道不可弃。儒生，道官之吏也，以为无益而废之，是弃道也。夫道无成效于人，成效者须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须不蹈者；身须手足而动，待不动者。故事或无益而益者须之，无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战所须待也，弃而不存，如何也？ 

韩子非儒，谓之无益有损，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夫志洁行显，不徇爵禄，去卿相之位若躧者，居位治职，功虽不立，此礼义为业者也。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礼爱义，率无礼义士，激无义之人，人民为善，爱其主上，此亦有益也。闻伯夷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风者，薄夫敦，鄙夫宽。此上化也，非人所见。

段干木阖门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闾，秦军闻之，卒不攻魏。使魏无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强国也，兵无不胜，兵加于魏，魏国必破，三军兵顿，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阖门之士，却强秦之兵，全魏国之境，济三军之众，功莫大焉，赏莫先焉。

齐有高节之士，曰狂谲、华士。二人，昆弟也，义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于齐，以此二子解沮齐众，开不为上用之路，同时诛之。韩子善之，以为二子无益而有损也。 

夫狂谲、华士，段干木之类也，太公诛之，无所却到；魏文侯式之，却强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韩子善干木阖门〔之〕高节，〔高〕魏文〔之〕式，狂谲、华士之操，干木之节也，善太公诛之，非也。使韩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则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为有功，是韩子不赏功尊有益也。

论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闾，秦兵为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虽全国有益，非所贵也。”夫法度之功者，谓何等也？养三军之士，明赏罚之命，严刑峻法，富国强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强，肯为此乎？六国之亡，皆灭于秦兵。六国之兵非不锐，士众之力非不劲也，然而不胜，至于破亡者，强弱不敌，众寡不同，虽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变孟贲之意，孟贲怒之，童子操刃与孟贲战，童子必不胜，力不如也。孟贲怒，而童子修礼尽敬，孟贲不忍犯也。秦之与魏，孟贲之与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犹童子操刃，孟贲不避也。其尊士式贤者之闾，非徒童子修礼尽敬也。夫力少则修德，兵强则奋威。秦以兵强，威无不胜。却军还众，不犯魏境者，贤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礼也。夫敬贤，弱国之法度，力少之强助也。谓之非法度之功，如何？

高皇帝议欲废太子，吕后患之，即召张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礼之。高祖见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韩子为吕后议，进不过强谏，退不过劲力，以此自安，取诛之道也，岂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议，犹魏文式段干木之闾，却强秦之兵也。

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徐偃王修行仁义，陆地朝者三十二国，强楚闻之，举兵而灭之。此有德守，无力备者也。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韩子之术不养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驳，各有不足。偃王有无力之祸，知韩子必有无德之患。

凡人禀性也，清浊贪廉，各有操行，犹草木异质，不可复变易也。狂谲、华士不仕于齐，犹段干木不仕于魏矣。性行清廉，不贪富贵，非时疾世，义不苟仕，虽不诛此人，此人行不可随也。太公诛之，韩子是之，是谓人无性行，草木无质也。太公诛二子，使齐有二子之类，必不为二子见诛之故，不清其身；使无二子之类，虽养之，终无其化。尧不诛许由，唐民不皆樔处；武王不诛伯夷，周民不皆隐饿；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闾，魏国不皆阖门。由此言之，太公不诛二子，齐国亦不皆不仕。何则？清廉之行，人所不能为也。夫人所不能为，养使为之，不能使劝；人所能为，诛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则太公诛二子，无益于化，空杀无辜之民。赏无功，杀无辜，韩子所非也。太公杀无辜，韩子是之，以（是）韩子之术杀无辜也。

夫执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诛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赏之乎？赏须功而加，罚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赏出仕未有功之人，则其诛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韩子是之，失误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贪多利。利欲不存于心，则视爵禄犹粪土矣。廉则约省无极，贪则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则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洁之人。贪，故能立功；憍，故能轻生。积功以取大赏，奢泰以贪主位。太公遗此法而去，故齐有陈氏劫杀之患。太公之术，致劫杀之法也。韩子善之，是韩子之术亦危亡也。

周公闻太公诛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执贽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类也。周公礼之，太公诛之，二子之操，孰为是者？宋人有御马者，不进，拔剑刭而弃之于沟中。又驾一马，马又不进，又刭而弃之于沟。若是者三。以此威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车，马无罢驽；尧、舜治世，民无狂悖。王良驯马之心，尧、舜顺民之意。人同性，马殊类也。王良能调殊类之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则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驯马也；太公之诛二子，宋人之刭马也。举王良之法与宋人之操，使韩子平之，韩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马，宋人贼马也。马之贼，则不若其全；然则，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韩子非王良，自同于宋人，贼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术与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韩子好恶无定矣。

治国犹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伤害之操，则交党疏绝，耻辱至身。推治身以况治国，治国之道，当任德也。韩子任刑，独以治世，是则治身之人，任伤害也。

韩子岂不知任德之为善哉？以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故作法术，专意于刑也。夫世不乏于德，犹岁不绝于春也。谓世衰难以德治，可谓岁乱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国，犹天地生万物。天地不为乱岁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周穆王之世，可谓衰矣，任刑治政，乱而无功。甫侯谏之，穆王存德，享国久长，功传于世。夫穆王之治，初乱终治，非知昏于前，才妙于后也，前任蚩尤之刑，后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舍恩，治国不能废德，治物不能去春。韩子欲独任刑用诛，如何？

鲁缪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见，君问庞是子，子服厉伯对以其过，皆君子（之）所未曾闻。自是之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韩子闻之，以非缪公，以为明君求奸而诛之，子思不以奸闻，而厉伯以奸对，厉伯宜贵，子思宜贱。今缪公贵子思，贱厉伯，失贵贱之宜，故非之也。

夫韩子所尚者，法度也。人为善，法度赏之；恶，法度罚之。虽不闻善恶于外，善恶有所制矣。夫闻恶不可以行罚，犹闻善不可以行赏也。非人不举奸者，非韩子之术也。使韩子闻善，必将试之；试之有功，乃肯赏之。夫闻善不辄加赏，虚言未必可信也。若此，闻善与不闻，无以异也。夫闻善不辄赏，则闻恶不辄罚矣。闻善必试之，闻恶必考之，试有功乃加赏，考有验乃加罚。虚闻空见，实试未立，赏罚未加。赏罚未加，善恶未定。未定之事，须术乃立。则欲耳闻之，非也。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宫，闻妇人之哭也，抚其仆之手而听之。有间，使吏执而问之，手杀其夫者也。翼日，其仆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不恸。凡人于其所亲爱也，知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韩子闻而非之，曰：“子产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参伍之正，不明度量，待尽聪明、劳知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

韩子之非子产，是也。其非缪公，非也。夫妇人之不哀，犹庞是子不孝也。非子产持（待）耳目以知奸，独欲缪公须问以定邪。子产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闻〕定实；缪公亦不任吏，而以口问立诚。夫耳闻口问，一实也，俱不任吏，皆不参伍。厉伯之对不可以立实，犹妇人之哭不可以定诚矣。不可〔以〕定诚，使吏执而问之；不可以立实，不使吏考，独信厉伯口，以罪不考之奸，如何？

韩子曰：“子思不以过闻，缪公贵之；子服厉伯以奸闻，缪公贱之，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此鲁君之所以劫也。”夫鲁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闻奸也？夫法度明，虽不闻奸，奸无由生；法度不明，虽日求奸，决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无衔，见马且犇，无以制也。使王良持辔，马无欲犇之心，御之有数也。今不言鲁君无术，而曰不闻奸；不言〔不〕审法度，曰不通下情，韩子之非缪公也，与术意而相违矣。 

庞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缪公贵之。韩子非之，以为“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无礼，顺情从欲，与鸟兽同。谓之恶，可也；谓奸，非也。奸人外善内恶，色厉内荏，作为操止，象类贤行，以取升进，容媚于上，安肯作不孝，著身为恶，以取弃殉之咎乎？庞是子可谓不孝，不可谓奸。韩子谓之奸，失奸之实矣。

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择；烁金百镒，盗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设明法于邦，有盗贼之心，不敢犯矣；不测之者，不敢发矣。奸心藏于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则不须考奸求邪于下矣。使法峻，民无奸者；使法不峻，民多为奸。而不言明王之严刑峻法，而云求奸而诛之。言求奸，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专意于明法，而专心求奸。韩子之言，与法相违。

人之释沟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沟渠而缮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阏，其势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奸君父，犹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奸，而非其不闻知，是犹不备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于水，不责水而咎己者，己失防备也。然则人君劫于臣，己失法也。备溺不阏水源，防劫不求臣奸，韩子所宜用教己也。水之性胜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胜，必矣。夫君犹火也，臣犹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奸，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64

北宋李清臣《法原策》：

法者何也？圣人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于道徳礼义，而其用散于号令赏罚。凡有天下之君，未尝有无法而久者也。昏世尝有无法之君矣，奈何乎人之多欲而趋乱也如归市，人之多欲而无法以齐之，故有臂者攘，有足者驰，勇者苦怯者而夺其资，知者绐愚者而兼其声色耳目之奉，纷纷籍籍，其去禽兽者间不容一毫。故圣人为之法，使天下强弱、小大、贵贱、远近，莫敢不一于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而治道毕矣。法为贵，君位次之。法坏则民亡，民亡则君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惧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惧天下之慢法而法坏也，故一举事而不敢忘法。赏罚以法，号令以法，取予以法，废置以法，杀生以法，动静以法，视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坠地设、不敢辄破坏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损法，不以一时苟利而增法，使天下无有不由法而自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善可抑，我忿可窒，而法不可离。骨肉可刑，亲爱可灭，而法不可屈也。故虽成王之叔，不得以流言而乱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仪；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门、绝驰道；光武之姊，不得保臧获、奸使吏民。爱若孝王，嬖若韩、邓，功若陈汤、冯奉世，义若郭解，不免于有司之议，而天下不敢私，恐其开乱法之原而后争以为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为右，右者不为左、上不夺下职，下不使上事，为廷尉者不以才有余而道礼乐；为太常者不以官优寡事而议刑法，士者不为工商，贾人不为士也。今夫大匠之起巨室，弹画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长短，必皆就吾绳墨规矩焉。其参差不齐，龃龉不合，则斤削燎括而已矣。若毁吾弹画而从木之情，则工劳事拙，纷扰而不可理矣。故圣主立法，贤王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于道德礼义，而后布之天下以为法；守法者使赏罚号令必出于法，而后以为赏罚号令。法不出于道徳礼义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还。赏罚号令不出于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坏而天下不从。故法一则威，法二则疑；法固则君尊，法揺则君削；法行则要而治多，法不行则烦漫而无功。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户之中，传盈尺之纸，而风驱霆行，杀生废置人于千里之外；提癯夫羸老仅胜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诸帷幄，进退万夫若羊彘然；童子据奥室，群湖海之珍怪，处女婴珠玉，而立乎衢途，乌获戾目而不敢动，以法在也。故天下视法如籓篱，立法如封界，强者以挛缩，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卫，天下所恃而生也。暗主则不然，不能以法制胜私欲，不知己亦待法而后安，故从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可自出也，何有于法哉！昵乎所爱，则无劳而封爵，有罪而不诛。或利害仅如毛芥，而辄变大法，名分不立，百职相侵，日革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知法之易挠而可逾也，则险庸谲诡者舞其私意以动法，幸谀便僻者倚上之恩以货法，悍暴杰健者奋其乱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国亡矣。如籓篱然，臧获者超履穿穴而主人勿禁，安能使盗之不窥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隧然，其羊童牛牧已尝有蹊之径之之迹矣，安能制众人之不来而全其果蔬稼穑也？或曰：法之说无乃胶固滞事而失于圆通徇物之道欤？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时之偷便也，短术也。法同而治异者，吏不能举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轻立，亦不可屡变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汤、文、武、汉祖、唐宗者也。议法之臣，必若皋陶、伊尹、周、召、萧、张、房、杜者也。晁错且尚弗克，况庸人乎？臣窃观今之世，朝廷或弛祖宗之法，群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率胸臆而轻法，庸士或作众辨而侮法，为牧伯者或击断于法外以为能。臣恐纪纲制度缘是乱，法缘是而亡，故作《法原》。65

苏轼《论商鞅》：

商鞅用于秦，变法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暗于大道，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而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來，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司马迁之罪也。

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田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所以富强者，孝公敦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之言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

夫尧、舜、禹、汤，世主之父师也。谏臣弼士，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乐也。故为商鞅、桑弘羊之术者，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者，专以天下适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

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之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服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66

南宋吕祖谦《宣帝此篇论好申、韩之说》：

呜呼！申、韩之害，流毒后世，何其远耶！《史》：“申不害为韩相，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号《申子》。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亦著书，传于后世。秦始皇、二世用之，以亡其国，赵高、李斯用之，以亡其身。《史·始皇纪》：斯曰：“若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始皇崩，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尊用赵高，申法令，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者，宗室振恐。三年，赵高为丞相。竟按李斯，杀之。关东尽畔，二世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与其婿阎乐谋诛二世。二世自杀，二世兄子公子婴为秦王，遂刺杀高，三族高家，以徇咸阳。生乎秦之后者可以戒矣。而汉晁错复明申、韩，佐景帝，更律令，削七国，天下几至于亡。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景帝即位，错言事辄听，法令多所更定，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后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错斩东市。甘蹈亡秦之辙而不顾焉，生乎晁错之后者，可以重戒矣。

宣帝复好观《申子·君臣》之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甘蹈晁错之覆辙而不顾焉。彼申、韩之说其入人之深，虽明君贤臣，皆陷溺而不能出。何也？其令行禁止，奔走天下，诚足以称快一时也。乐其一时之快，而不暇顾其它日之害，此其说所以盛行于世欤？观宣帝之为君，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其所以功光祖宗，业垂后嗣者，盖励精之效，初非申、韩之功也。《纪赞》：“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信威北夷，单于慕义，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商宗、周宣矣。”至于用恭、显而启元帝之信宦者，石显、弘恭皆少坐法腐刑，为中黃门，以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任中书官，恭为令，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恭死，显代为中书令。时帝被疾，遂委以政事。贵许、史而启成帝之任外戚，《外戚传·孝宣许皇后》：“许伯，皇后父。史商，宣帝外家。成帝立，以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赵、盖、韩、杨而启哀帝之诛大臣，元康二年，京兆尹赵广汉有罪，要斩。神爵二年，司隶校尉盖宽饶有罪，下有司，自杀。五凤元年，左冯翊韩延寿有罪，弃市。二年，平通侯杨恽大逆不道，要斩。《哀帝赞》：“睹孝成世，禄去王室，权柄外移，临朝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开三大衅，终以亡国，此岂非择术不审之流弊乎？故论其功大为中兴之君，论其罪则亦为基祸之主，其功罪相半者，盖失于欲速而用申、韩也。

昔者圣人亦知迟之不如速，钝之不如利矣。然其为治，乃曰“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曰：“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易·恒卦》云。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其迟钝迂阔，每不若申、韩之速，独何欤？使圣人而不知此理耶？是不智也。使圣人知而不行耶？是不仁也。不仁不智，岂所以为圣人哉？殊不知圣人虑事至精也，其举事厌迟而恶钝，亦与人同也，使有道于此加顷刻之捷，则圣人己先为之矣。惟其原始要终，探端穷本，知吾道虽有岁月之迟，而终成千百年之安。申、韩虽有岁月之速，而终贻千百年之害，故去彼取此也。由是论之，则莫速于圣人，莫迟于申、韩；莫利于圣人，莫钝于申、韩，其理甚明。宣帝不知此理，反非太子用儒之谏，元帝为太子，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岂天未欲斯民见三代之治耶？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