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智识活动的大多数领域，20世纪欧洲都骄傲地宣称自己独立于过去。早在18世纪，“现代”一词就已有某种战斗号角的意味，但在当时只被用作“古代”的对立面，以表明其和古典时代有着鲜明的对比。然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现代”一词已经将我们对当下生活与时代的感知和过往的一切区分开来，也和整个历史区分开来。现代建筑、现代音乐、现代哲学、现代科学，所有这些在界定自己时，都不认为自己“出自”过去，事实上，也很少“反对”过去，而是独立于过去。现代心灵对历史越来越漠不关心，因为被视为一种持续提供滋养传统的历史，已经毫无用处了。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一发展无疑值得认真关注，因为这关系到他职业存在的前提。然而对历史之死的认识，也必须引起精神分析学家的注意——在最明显的层面上，他们会将这种决然斩断与过去维系的做法，看成一代人对其父辈的反抗，以及对新自我定义的寻求。在更复杂的层面上，新兴的“现代主义”已趋于采取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在另一问题上所称的“自我重组”的形式了。在这里，历史变迁不仅逼迫个人探寻新的身份，同时也要求整个社会群体能够担当起对垂死的信仰体系进行修正和替代的重任。值得玩味的是，本要摆脱历史桎梏的努力，却反而加快了历史进程，这是因为漠视同过去的一切关联，使人们的想象力得以解放，从而衍生出很多新形式和新产物。所以，一旦历史连续性占据上风，复杂的改变就随之出现。反过来，意识到作为当下的历史的快速变革，则会淡化历史在关联过去上的权威性。

处于世纪之末的维也纳，我们分明能够从中感受到社会与政治解体的震撼，它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非历史文化（a-historical culture）最为肥沃的温床之一。伟大的维也纳智识创新者在音乐和哲学、经济和建筑、自然还有精神分析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刻意地斩断他们同某种历史观的维系，而这种历史观是他们曾赖以成长的19世纪自由主义文化的核心。本卷书中的各章，即要探索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这一文化转型的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