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爱人:家庭凶杀案中的两性关系(译文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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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

当准备和卡尔对话时,我正在思考所有这些问题。

卡尔坐在桌子的对面,没给我太多视线上的关注。事实上,在整个会面过程中,他从未进行过长时间的眼神上的直接接触。然而,他是有备而来的,他紧紧地捏着一堆文件。当我开始介绍自己时,他整理了起来。他短暂地抬头瞥了一眼,又往下看,然后把文件推向我。

“你可以帮我上诉。”他直白地说道。

显而易见,他对我何以出现在那里做出了假设。我开始解释我想谈的话题,但他并不真正感兴趣。卡尔只对他要说的话有兴趣。

“瞧,”他说道,“我不应该因为谋杀而被判刑。我尝试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愿意听我说话。我只是需要去看医生,得到精神疾病的诊断。这是审判不当,这才是事实。”

据我所知,卡尔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正式诊断,但他坚持他受到阻挠,未能得到恰当的救助。他肯定是想掌控这场会面进行的方式——我会为他做什么,以及我该如何为他做。我并没有试图抗拒他。我早就知道,当他不能为所欲为时是何等模样了,对此我再不需要多知道一分一毫。

他继续拉扯,称他的定罪是不公平的。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借口,以及一个又一个的理由来说明何以他不该为谋杀邦妮而被定罪。他不再否认他杀害了她,但他坚持他只应被判过失杀人罪,并且扬言他将对判决提出上诉。他和文森特一样,把自己描绘成当时情境下真正的受害者。

“如果他们帮了我,”他继续说道,“如果他们听了我的话,那这一切就永远不会发生了。这是他们的错。他们就应该让她远远地避开我。”

“你是指什么?”

“我摆脱不了她,”他说道,“他们应当叫她走开,因为她一直在骚扰我。”

这真是惊天的逆转:应该被阻止的不是他,而是。他的想法全然地只专注于他自己以及他眼中所见,邦妮几乎不作为一个拥有自己权利的人存在。他希望人人都按照他的需求来解释一切。

“他们一定都很清楚,但他们无所作为;他们应该告诉她的;是他们把事情搞得越发不可收拾了,”他继续叨叨,“我不敢相信他们(陪审团)都反对我,”他说道,“就好像他们根本没在听。”

卡尔开始焦躁起来,不过这是由于所有人——陪审团、警察、医生——都没有顺着他的角度来考虑,也没有原谅他。他毫无悔恨,除了自己的看法以外,他没有想过其他可能。

他从未提过邦妮的名字,只说了一句:“是啊,她死了真是可惜。”就好像她是死于一场意外。

“有人要死。”他说道。

“为什么?”我问道。

“因为它总是会那么发生。他们应该阻止的。他们肯定知道我是给逼到那个份上的。”

“他们怎么阻止你?”

“他们应该叫她躲远点,别让她把我惹急了。”

他试图把规范自己行为的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而不是他本人。比如,他应当受到保护,免得人们“激怒了”他,而不是保护别人免遭他的侵犯和暴力。他不应当在监狱里,应该别让他们惹急他。正如我所说的,一个惊天的逆转。

“你可以帮我把它们纠正过来。”他说道。

看起来似乎是卡尔正在试图操纵我去做些什么,左右我对邦妮和审判的看法。但当我透过他那副金属细边的眼镜,注视着他那双冷漠的蓝色眼睛时,我发现这并非想要控制我,也不是为了卡尔自己。我茅塞顿开:这操纵是假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