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侯冲
本书是王见川先生和我一同主编的《〈西游记〉新论及其他：来自佛教仪式、习俗与文本的视角》（下文略称《新论》，引用时仅标页码）一书的新编版。《新论》2020年7月由台湾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后，很快有了热烈的反响，王见川先生提议将“其他”去掉，增补一些新成果，编一本《〈西游记〉新论集》，在大陆出版，作为大家了解《西游记》研究新动态的参考。在校对《新论》一书清样的过程中，我也多次感慨其中的“新”，觉得有必要写一篇介绍该书的文章。因此，如果能促成该书在大陆出版，无疑更能彰显其价值和意义。
说《新论》的“新”，总体上来看，它是新成果。2019年9月19—22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文大藏经未收宋元明清佛教仪式文献整理与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民间流传佛教仪式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组主办的“仪式文献与明清小说”工作坊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有感于工作坊参会者发表的成果是《西游记》研究的新成果，与会的王见川先生在讨论过程中提议：
在工作坊会后总结时，王见川先生重申了上面的提议。（第5—6页）
于是，会后在各位与会师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集众人之力最终编成《新论》这一包括“《西游记》新论”“其他论文”“《西游记》资料”三大版块、厚达600余页的新成果。
在根据大家提供的信息校对清样的过程中，我对《新论》的“新”，有四点感触。
一是文章新。除工作坊发表的新文章外，王见川先生在“编后记”中说：“王见川在上（海）师大研讨会发表的论文《从明代宝卷与佛门科仪文本谈世德堂等版的〈西游记〉》，因部分内容已先发表及一些参考资料为未出版抄本，未收入本书。因此，他另外新写二文代替。”（第604页）我在“序”中也说：“四川大学韦兵教授未能参加工作坊，书中收录的他的大作，是2019年12月初我跟他一同在大足开会期间，直接向他约的稿。”（第6页）因此，他们两位的三篇论文，都是他们2019年12月以后新撰写完成并首次发表的大作。而“近六年《西游记》研究目录”，更是收录了迄至2020年中旬的最新成果。由于是新撰，他们的大作尤其是王见川先生的两篇大作，直到最后三校时才完成定稿。三次清样，清楚记录了《新论》一直不断更新的轨迹。
二是资料新。最有代表的，就是王见川先生“编后记”所说“侯冲提供的多种《佛门请经科》与许蔚贡献的《齐天大圣经》”（第604页）。许蔚提供的《齐天大圣经》图片，是首次披露，对研究《西游记》成书后的影响有较大价值。而《佛门请经科》此前王熙远、刘琳和左怡兵均有录文发表，但无校本，似乎资料不多，而且只在个别地方存在。事实上，《佛门请经科》不仅有不同的抄本，而且在中国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不少地方都有遗存，地域广泛性较强，而且根据其地域广泛性的特征，可以肯定其成书时间不晚于明初，是《西游记》研究新资料，对于《西游记》成书研究有重要价值。这两种资料都是在《新论》中最先发表。
三是视角新。《新论》的副标题是“来自佛教仪式、习俗与文本的视角”，已经明确了《新论》与此前不一样的视角。从既有《西游记》研究成果及其作者来看，一方面很少有佛教学者研究《西游记》，另一方面，也很少有《西游记》研究者具备专业的佛教知识。至于从佛教仪式角度对《西游记》进行研究，则始于《新论》所收的几篇论文，即《〈西游记〉与佛教关系新探》《〈佛门请经科〉：〈西游记〉研究的新资料》《斋供科仪所载取经故事与平话系统〈西游记〉关系考》等。而《玄奘：从僧人到形象大使》和《冥府的金融与契约：寿生寄库信仰及〈西游记〉取经缘起》，则是从习俗角度对《西游记》及相关专题的新探讨。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从文本的视角。
可能有人会问：研究《西游记》的人，都看文本，“文本的视角”也可以算新视角吗？应该说，就完全根据《西游记》文本本身展开讨论而言，《新论》的文本视角，肯定是此前其他研究者没有的新视角。小的来说，《〈西游记〉与佛教关系新探》和《关于世德堂版〈西游记〉的底本、前身本与祖本》对瑜伽教、应赴僧（应佛僧、应付僧）的关照，是了解《西游记》中佛教内涵的切入点。大的来讲，《〈西游记〉与佛教关系新探》对历史上的玄奘与小说中的唐僧的辨析与区别，是对既有研究中将小说视为历史资料，将唐僧当作历史人物玄奘的纠偏；对唐僧到西天取经目的的追问，是理解《西游记》内容架构及将小说纳入佛教仪式研究的切入点；对《西游记》中唐僧所取经、唐僧行实、法会仪式的解读，对《西游记》中“秉教”“秉教伽（迦持）”“秉教沙门”及诸多与佛教仪式文献相同文字的披揭，明确其与佛教瑜伽教的密切关系；还有《〈明心宝鉴〉与〈水浒传〉〈西游记〉关系初探》对《明心宝鉴》不同版本与《西游记》所引文字的比勘，确定世德堂版《西游记》出现的年代上限，等等，都是最新从文本视角对《西游记》的研究。其中成果就是指出世德堂版《西游记》多次引用万历十三年（1585）十月出版的《御制重辑明心宝鉴》，可知世德堂版《西游记》是在万历十三年十月之后成书，而当时吴承恩已经去世几年。很明显，这个新成果推翻了世德堂版《西游记》是吴承恩所作的传统说法。本书关于瑜伽僧的文章，也说明世德堂版《西游记》的框架与瑜伽僧有关。这样的结论，更彻底切断世德堂版《西游记》与吴承恩的联结。因之而来的意见，必然是要重编/新编《西游记》资料集。
四是观点新。2021年2月8日《澎湃新闻》中，朱明川发表的《〈西游记〉新论：唐僧不是玄奘？作者不是吴承恩？》，指出《新论》“汇集了文学、佛教、善书及民俗等不同领域研究者的最新成果，许多论证颇具新意，如：目前存世刊印年代最早的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的编订者不可能是吴承恩；唐僧不是历史上的唐玄奘；《西游记》不只是供世人阅读消遣，其故事框架和部分文段与超度亡者有关”，并对《新论》中诸文新观点做了详细解读。由于他已经有较为全面的介绍，且文章已经收入本书，这里不再重复摘引。
与《新论》相比，本书新增加了五篇论文和两则资料。论文为王见川《〈金瓶梅〉与〈水浒传〉〈西游记〉〈明心宝鉴〉关系探究——兼谈〈金瓶梅〉成书年代》与《近代台湾流传的〈西游记〉及其故事》，赵益《通俗文学的作者属性及其文学意义——以〈西游记〉与全真教、内丹道的关系为中心》，山下一夫《明清时期三清形象的转变与发展——以〈西游记〉等小说之插图为例》，朱明川《〈西游记〉新论：唐僧不是玄奘？作者不是吴承恩？》；两则资料为左怡兵整理的《取经道场》和《真经宝卷》。另外，有三篇论文，即王见川《〈明心宝鉴〉与〈水浒传〉〈西游记〉之关系——兼谈〈水浒传〉〈西游记〉的成书年代》《世德堂版〈西游记〉的底本、前身本与祖本探究——兼谈“应佛僧”》和左怡兵《填补取经故事演化历程佚失的一环——以〈真经宝卷〉〈长生卷〉〈取经宝卷〉为中心》，是对《新论》所收论文的大幅修改完善。因此，本书从书名、全书结构到内容，都是对《新论》的更新。特别要指出的是，《近代台湾流传的〈西游记〉及其故事》一文，可能是较早探索《西游记》在地域社会流传情况的文章。在此文中，我们除看到不同面向，如戏剧、丧葬仪式、说书、小说的《西游记》及其故事进入台湾社会的情况，也发现台湾从事丧葬仪式的释教人士（带发的俗人从事丧葬仪式，近似应付僧）的科仪文本，虽叫《西游记》，但内容与《佛门请经科》非常不同，相信随着《西游记》及其故事在其他地域（如江苏、福建等省）流传研究的开展，《西游记》及其故事的多元面貌与同一性会更清楚，而《西游记》的影响也能较准确评估！到时就更能理解《西游记》，不只是神魔小说，更是影响世俗民众的世俗小说（性质与《封神演义》类似，不同于《金瓶梅》）。
在《新论·序》中，我说过：“我相信，随着更多新资料的出现，不论对仪式文献还是对《西游记》的认识，都将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入。就利用仪式文献中的新资料研究《西游记》等小说而言，本书的出版，将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第6页）《新论》封底有文字说：“相信（《新论》）在《西游记》的研究视角、资料与讯息方面，会对以往研究造成新的冲击。”这话不假！因为我自己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在学习和重温各位师友，尤其是王见川先生不断更新和撰成的大作之后，除更坚定《西游记》非吴承恩所编/作外，更有感于他们迭出的新见，遂有了进一步广泛搜集资料研究《西游记》的冲动，并确实在完成《新论·序》一年后，即2021年五一长假中，对《西游记》又有了新的认识。不过，由于需要比对的资料太多，新认识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跟大家分享。就目前而言，希望大家在阅读本书后，也有新的收获，到时我们再进一步分享大家对《西游记》的新认识，再编一本新的文集。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编成之后，陆续在台湾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历史、艺术与台湾人文论丛》第21—22期与《善书、经卷与文献》第4、5期有多篇研究《西游记》的论文，请参看。特别是《善书、经卷与文献》第5期“《西游记》非吴承恩所编/著特稿”专辑，代表了《西游记》最新研究的另一成果，更值得一看！
是为序。
2022年7月15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