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1924年，弗朗茨·卡夫卡在经受了病痛的百般折磨后辞别人世。他逝世之后，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没有遵照他销毁一切手稿的嘱托，而是开始整理出版亡友的遗作，《审判》（又译《诉讼》）在这种情况下于1925年出版。

《审判》出版之后，和卡夫卡的其他主要作品一起，在全世界的读者中，尤其是研究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逐渐形成一股卡夫卡热；二十多年后，这股热浪也蔓延到我国。一时间，“卡夫卡世界”几乎成了恐怖、凄惨、阴沉的代名词；卡夫卡式隐晦、荒诞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成了人们研究讨论的热门课题。过去近百年间，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出发，思考着，探索着，试图摆脱面对卡夫卡的困惑，寻求隐藏在离奇故事情节背后的真实含义。在卡夫卡研究领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先后出现了从各种理论视角出发的讨论——阐释学的、犹太文学的、心理分析的、符号学的、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的、女性主义的，等等，不一而足。评价视角的优劣，不属于我们在此要探讨的范围；但涉及我们译介的《审判》，有一点却有必要强调指出，这便是人们在阅读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往往都有意或无意地将其视为一部完整的作品——或者干脆就称它为一部业已完成的作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部伟大作品的开放性，忽略了它的形式和内容上的片断性和意义上的多层次性。

事实上，《审判》是作者离世九年之前就被“束之高阁”的未竟之作。它动笔于1914年8月15日，当时，卡夫卡刚刚在柏林与女友菲丽丝·鲍尔解除了婚约，他怀着自我拯救的强烈愿望，在孤独之中开始了《审判》的创作。在完成第一章“被捕”之后，他一反往日的习惯，没有按部就班地续写下一章，而是很快就创作出了“结局”。后面的工作，则是补写故事的开头与“结局”之间的情节；有人确证，作者有时甚至是同时撰写不同的章节。1915年1月28日，也就是卡夫卡解除婚约后再次见到菲丽丝的前夕，他（至少暂时）放弃了这部小说的写作，细心地将手稿保存了起来。这份手稿，便是我们如今看到的《审判》的全文。

有论者指出，《审判》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作者的写作过程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奇特的平行关系。[1]它的被放弃，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无奈之举。约瑟夫·K在大教堂里回答神甫时所说的话似乎暗示了这一点：“以前我想肯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现在连我自己有时候都对此产生了怀疑。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作者自己此时大概也对当初为小说设定的“结局”产生了怀疑。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的内涵。

1921年，卡夫卡尚在世时，布罗德就曾这样介绍过这部小说：“卡夫卡最伟大的著作，长篇小说《审判》中的主人公……名叫约瑟夫·K，（这部作品）在我看来，是已经完成了的，可是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完成，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出版。”[2]然而，这样一部作者自己认为并没有完成的作品何以在他身后风靡世界，获得如此大的关注呢？

从情节上看，《审判》讲了一个荒诞而离奇的故事：约瑟夫·K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他三十岁生日那天清晨，某个神秘而具有无上权威的法庭，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他。从此，K开始了他漫长的“诉讼案”。开始时，他还可以享受某些自由，只需在指定时间去设在郊区某个阁楼上的法庭接受“审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K的命运越来越受到官司的左右，那个神秘的法庭仿佛是一张庞大而无形的网，无论被告人怎样挣扎和反抗，都难以摆脱它的控制。在K三十一岁生日前夕，他终于被法庭派来的两个刽子手杀死在郊外一座偏僻的采石场上。

正因为是一部未写完的作品，《审判》的某些细节经不起推敲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一些片段如“检察官”“与副经理的明争暗斗”“那栋房子”等难以确定其属性，而且其他章节之间也往往缺乏连贯性，文字上偶尔也有前后矛盾的现象，如“律师——工厂主——画家”一章开始说的是冬天，可后来又成了“可恶的秋天”。然而，正如米勒所指出的，《审判》的完整性体现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即作品的“精神理念”上。[3]

像卡夫卡的所有作品一样，《审判》中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现实世界。说它是虚拟的，是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是卡夫卡个人的；说它是现实的，是因为它细节上真实、形象，也因为在主人公约瑟夫·K身上显然有作者卡夫卡本人的影子，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它采用寓意和象征手法，形象地展示了病态的、荒谬绝伦的社会以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的内心恐惧，写了人们或许感觉到却没有说出来或者说不出来的东西。而卡夫卡的伟大则在于把这种难以言说之物用形象的方式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像《城堡》中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堡一样，《审判》中法庭的最高权威机构也始终都是个谜团。在与它的斗争中，K宛如陷入了迷宫，无论做何种努力，他都不可能直接面对它，他接触到的人，都不过是最下层的法官。他就像大教堂里神甫所说的那个乡下人，虽然瞥见了法律的光辉，却在法律门口无谓地等待了一生，直到耗尽生命；法律的大门据说是专为他开的，可他却至死都不得入内。在法庭这个庞大的组织里，没有公理，没有道德，有的只是营私舞弊的看守，故作姿态让人把自己画成大法官模样的下层官员。而那些多多少少都与这个法庭有点关系的人，诸如辩护律师胡尔德、律师的女佣莱妮以及画家迪托莱利，他们虽然都声称愿意帮助K，但最终也都不过是领着他在迷魂阵中多转了几个圈。画家迪托莱利所说的他可以帮助K的三种可能性（无罪释放、假释以及拖延诉讼），让人感受到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

面对这样无形而无处不在的权力机构，暴露在它面前的人极易受到伤害。卡夫卡形象地用穿衣和脱衣来象征主人公的反抗和他反抗的失败：约瑟夫·K是在床上，也就是说在只穿着睡衣的情况下被捕的；第一次接受审讯时，他挑选了最好的黑上装，这说明他接受了挑战，决心捍卫自己；在迪托莱利的住所，即使再热再闷，K都不愿意脱掉上衣，后来不得已脱了，也是放在腿上，随时准备穿上。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结局”一章里，尽管事先并没有人通知K会有人造访，他也已是一身黑礼服，在等待着那两个行将结束他生命的人了。而到了采石场后，那两个人也是先脱光了K的衣服再动手杀死他的。

阅读《审判》，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有那令人窒息的环境。对K的初审是在一栋贫民楼上进行的，房间里乌烟瘴气，听众衣着破烂，表情怪诞，而下层人物就只能弯着腰站在楼座上旁听了。设在阁楼上面的法院办公处，环境更为恶劣，“健康”的人到了那里就像生了病似的；而让人奇怪的是，长年在那里工作的办事员又见不得新鲜空气，否则也会生病。《审判》中的世界不仅肮脏，而且充满了黑暗：辩护律师家里只点一支蜡烛，大教堂里黑得让人辨不清路径。在这个肮脏、黑暗的世界里，活动着一些形形色色病态或者行为怪异的人：银行职员卡米纳因患慢性肌肉抽搐症，总是一副可憎的笑容；辩护律师病入膏肓，只能躺在床上接待客人；前途无量的法学大学生是个罗圈腿；画家迪托莱利家楼里的小姑娘不但浪荡，还“有点儿驼背”；就连待K不薄的上司也总是病恹恹的……至于那些官司缠身的被告，更是个个如行尸走肉一般，有人迟钝呆板，连回答一句问话的勇气都没有（像那些在法院办公处等候的被告）；有人卑躬屈膝，那个已经打了五年官司的商人布洛克，干脆就跟一只癞皮狗似的，跪倒在律师胡尔德的床前，全然没了人的尊严。

《审判》中另一个贯穿始终的现象是人的迷惘和困惑。尽管约瑟夫·K一直不愿放弃努力，试图看透一切，弄清自己被捕的原因，尽管他至死都在告诫自己要“保持理智”，但他最终什么都没弄明白。可以说，无意义充斥了K的一切努力，他慷慨陈词地自我辩护，他煞费苦心地到处求救，到头来都不过是无谓的行为。在不同的场景中，作者多次提到事物的不可理解（商人布洛克读不懂深奥的法律文件；神甫斥责K“你难道看不到两步之外的事情吗？”），他想告诉我们的无非是：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能有什么逻辑和认识可言？

有论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审判》也是卡夫卡的自我审判，它包含着“对个体生存及其整体背景的深刻检讨”。[4]鉴于卡夫卡对于父亲和对于菲丽丝一家人的“愧疚”心情，鉴于他一贯的想要世俗生活又惧怕世俗生活的矛盾心理，这种观点有它的道理。但一部《审判》之所以能够打动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大概主要还在于它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揭露，在于它以独特的艺术方式展示出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的人的困惑和痛苦。“……我总是试图倾诉那些难以倾诉的，解释那些难以解释的，叙述我骨子里感受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只有在骨子里才体验得到。”[5]卡夫卡如是说。

最后要说明的是，《审判》一书在我国目前已有几种译本，作为重译者，本人不敢奢望自己的译文能超越前人。我所注重的，是尽量忠实于原文，其中包括保留了原文中某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重译所依据的原著，是德国莱克拉姆出版社1990年的版本，该版本更多地保留了原著的片断性质，几个难以确定顺序的章节均附录于后。译者尤其希望我国的卡夫卡研究者能注意到这一点。

冯亚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