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儒墨纷流（下）
墨子对程子说的儒道丧天下的四政之三便是：
“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公孟）”
儒家对礼乐是非常重视的，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诗者，可以兴观群怨，能发人情志，故曰兴于诗；礼者，行为之规范，社会之秩序，故曰立于礼；乐者，和于人心，化于风俗，故曰成于乐。儒家以为，礼乐乃教化之本，能使人心向善，社会和谐。
而墨子却认为当务之急是利天下、利百姓，与此无关的事则不做。
在他看来，虽然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好听，刻镂文章之色好看，刍豢煎炙好吃，但这些上不中圣王之事，下不能解决民之三患，还不能制止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等等，反而：
“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于是乎对于“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非乐上）”等等要大力给予非难。
第四，“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之行，必不听治矣，为下者之行，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公孟）”
墨子以为，命定之事，如贫富寿夭、治乱安危，皆有定数，不可损益。若为上者以此为据，不听治事；为下者以此为念，不勤从事，则此足以丧天下也。
墨子之意，盖谓人当自强不息，不可溺于命定之说。
为上者当勤政爱民，致力于国家治理；为下者当勤勉从事，各安其业。若皆以命定为辞，懈怠政事，则国家何以安宁？百姓何以安居乐业？
故墨子此言，乃警世之语，劝人勿溺于宿命，当积极进取，以求国家之长治久安、百姓之安居乐业。
儒家是信天命的，论语中称“畏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五十而知天命”……
针对儒家信命定之论，墨子批判道，如果人人信命，会消解工作积极性，也就是非儒下中言：
“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墨子之言，意在强调吏治与农事乃国家兴衰之所系。
吏者，治民之官也，其职责在于安邦定国，维护秩序。若吏治不修，官员懈怠，则国家必乱，百姓遭殃。农者，国之根本也，其勤惰关乎国家之贫富。若农事不勤，百姓懒惰，则国家必贫，民不聊生。
儒者虽言道德教化，然若忽视吏治与农事，则道德教化亦难以为继。故墨子以为，儒者之言，乃是脱离实际，空谈误国，对天下百姓有害无益。
除了明确指出天下的治与乱不在于命，而在于君主的作为，墨子在非儒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儒墨之争在于一个字，“礼”。
儒家推之以“礼”，而墨家化之以”兼”。如果说“礼”是儒家的核心思想，那么“兼”在墨子的思想中便占据主导地位，墨子的很多主张均是由此衍生，最著名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便是“兼爱”。
在墨子看来，天下之乱，起于不相爱。
盗贼只爱其室而不爱异室，故窃人以利己；大夫各爱其家而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而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
而或除祸乱的办法就是推行兼爱，即：“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
“人之视国，若视其国，人之视家，若视其家，人之视身，若视其身。”
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兄弟相爱则和调，父子相爱则慈孝。天下人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同上）”
若人人能相爱，则无相害之心，自无祸乱之起。此乃墨子兼爱思想之要义也。
墨子的“兼爱”是建立在实际利益基础上的，具有互利性。
“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若我先从事乎恶贼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乎亲？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兼爱下）”
其意为：若我先去爱利他人之亲，而后他人方报我以爱利我之亲，此岂不为交易之行乎？
然墨子之意，实乃谓当无待他人之先报，而自发地去爱利他人之亲，此乃兼爱之道也。
即吾当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不望他人之回报，而后人间或亦会以爱利报我之亲，然此非吾之初衷也，墨子之兼爱，乃无差别之爱，不求回报。
实际上，“兼而爱之”就是“从而利之”，“兼相爱”等于“交相利”，人人互相帮助，不损人利己，自私自利，恰如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在墨家思想中，利与义是一致的，重利就是贵义。
墨子的兼爱还具有平等性，不分等级出身，即所谓“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兼爱上）”
“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兼爱下）”
君爱臣，父爱子，兄爱弟，谓之兼爱；反过来，臣爱君，子爱父，弟爱兄，也是兼爱。
这就是与儒家之爱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因为孔子所讲的仁者爱人，那是以礼的标准，也就是分亲疏厚薄的。
既然主张兼爱，那便不能互相攻伐，“非攻”的思想也就由此衍生。墨子在《兼爱》的篇章中说过，战争之起，就是因为人们交相别，而不是兼相爱。
匹夫庶民只爱其家，便会贼人之家；诸侯君王只爱其国，则会攻人之国。
墨子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者都知道，入人园圃取其桃李是不义的，也知道入人栏厩取人牛马是不义的，更知道杀无辜夺衣裘取戈剑是罪恶的，然而他们攻城略地，杀人盈野，却不以为非。
兵荒马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出身下层的墨子，对于战争带给百姓的灾难和痛苦有着深刻体会，并且深恶痛绝。
战争不但耽搁了农业正常耕种与收获，更使“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数不胜数。（非攻中）”
战争还耗费了大量的物资财富，牛马粮草，盾甲矛戈去而不返。为了攻占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却杀人成千上万。
结果却是村墟无人居住，土地无人耕种，牺牲有限的人口夺取多余的土地，纯粹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