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的形成，是我从 2021 年起几次寻访浙东“唐诗之路”和浙东运河的结果。
每年挤出一段时间，徒步行走于山水之间，是我最初的愿望和动力。只不过由于工作关系，每次所能拼凑出的时间，最长也不过十天。这样的时间段，对于深度旅行来说，其实是不够的。纯以步行而言，如果不算夜行，一天大概只能走 30—40 公里。如果再算上驻足停留，欣赏一路上的人文与山水景色的时间，或许只能走 20 公里左右。那么十天左右，能完成的最长路程，也不过是 200 公里。更何况，由于疫情的原因，许多景点临时封闭，有些地方甚至去了就回不了京。
因此，所执行的实际方案是，以徒步为主完成一次“浙东之行”，同时跳过一些熟悉和无法前往的景点。此外，我又以自驾游的形式“补访”了第一次旅行时所漏掉和忽略的地方。
我的家乡在浙东余姚，家门口 20 米处，便是浙东运河流经之地。但这样的旅行方式仍然让我受益匪浅。我见到了我想到的和未曾想到的东西，而一路上颇有些枯燥的独行，倒给了我不少思考的时间。行路与阅读，对我来说基本是同一回事，只是探索未知、寻找未见的不同方式。
徒步行走虽然耗费的时间较长，却自有它的魅力。开车自驾可没办法沿着浙东运河边上新修的绿道，察看当年的古桥群和古纤道遗址；也没办法沿着剡溪一路饱览山水，遥想谢灵运当年“南山伐木开迳，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的壮举。
另一方面，徒步还可观摩一路上的风俗人情。走得渴了，在国道边上的商贸小店买瓶饮料，而店铺外貌似与 20 年前的记忆没有任何差别。到了小镇上，穿进小巷，不远处便能看到当地的小寺小庙，绕上一圈，也是难得的经历。
在进入正文之前，似乎有必要先定义一下本书的空间范围，也就是说，什么是“浙东”。
秦始皇分天下为 36 郡，浙江属于会稽郡。当时的会稽郡范围包括了春秋时期的吴越，郡治也设在吴县，即今天的苏州。东汉时，又将钱塘江以北部分分拆为吴郡，被分拆之后的会稽郡就相当于浙东的前身了。
唐初分天下为 10 道，开元年间又进一步分为 15 道，浙江与苏南共属于江南东道。安史之乱后则设方镇，分设浙西观察使与浙东观察使，浙西治所位于润州，即江苏镇江，浙东位于越州，即今天的绍兴。也因此，在唐代后期，已经正式有了“浙东”“浙西”之分，这分割线就是钱塘江（浙江）。从地形上看，当时的浙西除杭嘉湖之外，还包括了苏州与常州。
公元 823 年，元稹罢相改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上任路上，拜访了时任杭州刺史的好友白居易，后者款待并作诗曰：“我住浙江西，君去浙江东。勿言一水隔，便与千里同。”两人从此“篇咏往来，不间旬浃”。北宋削夺方郡，以“路”为准高层政区，设两浙路，取浙东浙西为“两浙”。明代有南京、北京两直隶，苏南地区归于南京，从此与浙江分离。清承明制，设 18 省，始有浙江省。
简单来说，浙东与浙西的地理区别在于，浙西是肥沃的冲积平原，浙东则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浙西为句吴人故地，浙东则是于越人旧居。春秋时期，吴越争霸，战争不断，但实际上，吴与越风俗语言相通，用谭其骧的话说，它们是语系相同的一族两国。浙西与浙东的历史地理差异，也间接地影响了两地的学术取向与文化性格。章学诚云，“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文史通义 • 浙东学术》），这是就两地学术在“宗朱（熹）”还是“宗陆（九渊）”选择上的持平之论。不过在学术之外，似乎在一般百姓的习性上，也能发现学风之于民情的潜移默化之功效。
如果泛泛而言，钱塘江以南的几个浙江地级市，包括绍兴、宁波、台州、温州、金华、衢州、丽水，都可纳入浙东范围。不过此次旅行，我只走了绍兴、宁波、台州的若干地方，浙南部分并没有涉及。
全书正文包括了 7 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初访天台山》，是我和华东师范大学应奇教授在 2022 年 7 月共游天台山后完成的。其时应教授刚从上海脱身，而我们选择走访天台山，也与疫情脱不了干系，当时那里的情势还是相当平和的。第二篇文章《浙东运河游》，则是几次寻访的结果，时间上跨越了 2022 年和 2023 年。
书稿的主体部分留给了出生于浙东的几位历史人物，包括王阳明、蔡元培、蒋梦麟与竺可桢。写作的缘起是，我在行路的过程中不时碰到他们的故居和埋骨之地，一开始是偶遇，接着则变成了主动搜寻。走得多了，忍不住想去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中国的传记通常有两个糟糕的缺点，一是道德观念先行，或者为尊者讳，或者往“恶人”身上再踩一万脚，结果往往写成了一部歌颂或批判史。第二个缺点则是，呈现历史的细节不足，常常凭主观来推测，做不到无一处无来历。有时几十万字读下来，尽管也算掌握了一系列历史事件，但我对传主仍然没有什么认识。
我想了解的是，历史人物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做出了他们的选择。这些选择所导致的历史后果，是当事人不能完全控制的，不能全数“归功”或“归罪”之，也并非我最关心的。
尽管还原历史的真实场景，或者把历史事件与后人对此的评价完全分离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我们至少可以努力做到的，是将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使其仿佛跃然于纸上，成为我们所认识的某位朋友。这位朋友在那样的时空环境中，基于自己的性格和认知，或彷徨徘徊，或勇往直前，其行为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引发了我们的赞赏与叹息。
这里，在传主和后人之间好像存在一种双向的“信息不对称”，传主对于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行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后人则对事件的走向与同时代人的选择掌握了更多的认知。
由是，后人会有两种常见的反应。一方面，我们会惊讶于他们的选择，并想更多地挖掘出传主到底掌握了哪些被历史所掩盖的细节；另一方面，我们又不禁会疑惑，如果传主穿越时空，把握了后人所了解的事实，而他们又有机会重新进行选择，他们到底会怎么做呢？
作家的工作，正在于沟通读者与历史，让读者更深入地沉浸于历史之中，看到人物与事件的方方面面。有一千个读者，便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里的前提是，莎士比亚刻画出了一个立体的“哈姆雷特”，而读者出于自己的心境，获得了自己想看到的那一面。一个平面的人物，再多读者去努力阅读，也看不出第二个形象来。
写作历史人物的一个乐趣正在于，像侦探一样寻找线索，破解谜题。有时读到一段材料，心生疑惑，却又不明白前因后果。过了一段时间，在主动搜索或机缘巧合之下，突然找到了另一块拼图，于是恍然大悟。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对他的传主有了更深一层认识，也忍不住要将此种喜悦与读者分享。
或许有些巧合的是，本书所涉及的四位主要人物中，有三位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蔡元培作为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位教育总长，他的教育理念，到今天仍有深远的影响力。而蒋梦麟和竺可桢，一位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北京大学校长，一位则是浙江大学的精神图腾。
民国时期的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至今仍为中国文化界所怀念。而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们，以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为首，也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的怀念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如果放到世界高等教育史的维度来观察，可以发现，他们更多的只是踏着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全球浪潮而行，他们的作为和人格固然令人钦佩，却也不能因此而高估民国学术的实际水准，任何神话和理想化都必然是虚假的。
就世界高等教育史而言，20 世纪上半期同样是第一流教育家的爆发期。奠定哈佛大学作为世界现代大学象征的查尔斯 • 威廉 • 艾略特（任期为 1869—1909），以及令芝加哥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罗伯特 • 梅纳德 •哈钦斯（任期为 1929—1945），都可以说是高等教育从只与极少数人有关的象牙塔，转型为社会必需品这股时代浪潮的弄潮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他们理解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代创业家，正如乔布斯和比尔 • 盖茨之于现代信息产业，洛克菲勒之于现代石油工业。蔡元培也罢，竺可桢也罢，他们的思考与实践，仍然影响着今天的中国教育。当我们通过其本人的作品和日记来观察他们时，会发现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不过是基于自己的信念，在布满礁石的海岸线上勉力前行，尽量让所掌舵的那艘小船不至于倾覆。
蒋梦麟等人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正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之初。对他们的早期人生而言，如果要算一个分水岭，那就是1904 年，也就是张之洞等人进行“癸卯学制”改革的那一年。蒋梦麟于1904 年考取南洋公学，竺可桢则是由家里借了一笔钱，在第二年考取上海澄衷学堂。
张之洞可谓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总设计师，“癸卯学制”固然有模仿日本和西方教育制度的那部分，但同时又在西方教育制度的本土化方面进行了相当超前的思考。这场学制改革改变了一代年轻人的成长道路。1904 年之后，包括初小、高小、中学、师范、高等学堂、女子学堂乃至职业技术学校在内的新式教育机构很快便遍地开花，之后的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 的 教育体制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着“癸卯学制”的思路。郭秉文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作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可谓以现代学术眼光评判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变迁的第一人。他以为在清末，“政府对于新教育的态度绝不像胆怯的没有经验的海浴者。它已不是一次跳水，而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惜任何代价为人民兴办新教育”。而在蒋梦麟等人执掌大学的那个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尚未完全成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体制，有足够的空间探索与挥洒。当然，他们的实践也通过某种形式塑造了中国现代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世界的高等教育都被陆续体制化，留给后继者们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书稿中的多数文章，曾经在微信公众号“山水澄明”上发表，编辑在刊发时费了不少心力配图，在此予以感谢。《〈竺可桢全集〉中的竺可桢》一文，曾节选部分发表于“澎湃新闻”，感谢彭珊珊编辑的工作。同时要感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渠敬东教授的邀约，没有他的热心支持，我可能不会想到要去完成这一系列文章。最后，当然还要感谢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胡洪侠社长的鼎力支持，否则读者未必能看到这部书稿的纸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