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江东从此无鼠辈](https://wfqqreader-1252317822.image.myqcloud.com/cover/241/52949241/b_52949241.jpg)
第85章 河渠工程
查看过田亩后,严毅又带人马不停蹄地赶往九曲河。
运城的田亩太少了,只有长水和九曲河两岸的河畔之地才适合种植。离河较远的地方,田亩就很难得到有效的灌溉。
必须筑沟修渠,扩大河水的灌溉面积,才能大量增加运城的田亩数。
不过修筑河渠不止是沿着河岸挖掘沟渠那么简单,事先必须经过仔细勘探和规划,因地制宜,制定好恰当的水利方案,才能实施。
实施之后,还要经过春汛和夏汛的检验,方能证明工程质量是否合格。
如果检验失败,对主政者的威望将会造成严重的打击。反之,则会给主政者带来巨大的声望。
因为兴修水利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那些有名的水利工程,比如郑国渠、都江堰、灵渠、京杭大运河等,更是被视为整个农业社会发展的标杆。
一个政权如果能够成功完成一项水利工程的修建,说明这个政权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组织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说明主政者在当地的力量和威望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层次。
除此之外,每一项水利工程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钱财,一旦出现什么纰漏,其损失可想而知。
因此,虽然长河和九曲河的沟渠灌溉只是一个很小的工程,但是严毅仍是表现出了绝对的重视。各种钱财、人力、物资的调动准备不说,光是河渠的修建方案,都是他动用了严白虎的关系,不远百里去徐州下邳请陈登设计的。
陈登在陶谦主政徐州时,曾担任典农校尉,主持了多项水利工程的修建,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麾下的水利人才也很多。所以,设计一个河渠的修建方案,对陈登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他甚至对严毅派去的使者说:“你家县君年少志远,才略过人。初掌一县,便能做到以民生为本,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我又岂能贪图他这点工料钱呢?就当是我为运城的百姓稍尽绵薄之力吧。”
于是将使者奉上的五十万设计工料费尽数退还。
陈登对严毅表现出来的善意,自然不是像他说的这么简单,而是和当下的政治局势有关。
去年,扬州刺史陈温去世后,袁绍遣袁遗领扬州刺史,有经略扬州之心。但袁遗在上任途中,遭到同样窥视扬州的袁术袭击。袁遗败逃沛国,为乱军所杀,袁术则立即任命陈登堂叔陈瑀为扬州牧。
但是当袁术在兖州争夺战中败给曹操,逃往寿春时,当时占据寿春的陈瑀却拒绝接纳袁术,二人进而兵戈相向,陈瑀最终遭到袁术驱逐,逃往下邳。
自此以后,下邳陈氏和袁术的关系就彻底决裂,而陈氏效力的陶谦也和袁术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因此陈登十分厌恶袁术。
陈登曾公开评价袁术‘骄矜纵恣,并非治乱之主’,日后更是不断离间吕布和袁术的关系,使吕布和袁术彻底决裂。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近日与吴景暗中交锋的严氏自然就成了陈登交好的对象。
而严毅的一系列军事和政治行为也陆续传到了陈登耳中,对擅长在军事行动中运用计谋和重视民生的陈登来说,严毅的行为非常符合他的胃口,颇有惺惺相惜之感。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陈登为何愿意无偿为严毅设计河渠修建方案了。
按照陈登的回信所说,再有十余日,他派出的匠人就将抵达运城,而这差不多也是春耕快结束的时候,届时严毅就可以从结束春耕的百姓中征召人力,开始修建河渠。
而在这之前,河渠修建的准备工作就已经紧锣密鼓的展开了。
此时在严毅眼前,九曲河的施工现场,就已经堆满了各种石材、木材、土料、竹子,以及大量的施工工具和运输工具。
除此之外,在临近施工点的里舍内,也已存放了大量生活物资,比如粮秣、薪烛、食盐等等。
两辆记里鼓车也正在现场做着最后的里程勘测。
再过十多日,工程就可以动工了。
届时还会进驻一支五百人的部曲,维持秩序。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四个月后,工程就会完工。
在这项工程中,严毅投入的各种钱粮和物资,少说也有两千万钱。
从运城缴获来的钱货,正在迅速减少。
不过对严毅来说,这是他乐见其成的一件事,不把这些钱货第一时间转化为战争工具和生产力,难不成要任其在府库中闲置发霉?
看着眼前蜿蜒奔流的九曲河,他又想起了一项和运城十分契合的财税收入。
那就是渔业。
乌运二地自古就有‘鲐五六月税’‘鲐五六月税钱六十’等记载,两地的渔业十分发达,早已形成了捕、运、销、税的完整产业链,如果不是钱铜这个败家子出于军事原因考虑禁锢了渔业,运城的百姓也不会穷成这副摸样。
而现在,是到了开放渔业、恢复渔业的时候了。
严毅深信,只要有了纺织业和渔业的支撑,再加上迅速增多的田亩,运城的人口和经济一定会进入一个飞速发展期。
不光是他有这个自信,运城的所有人在这方面都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感知。
这也是严毅在运城的声望如日中天的重要原因。
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这位运城的主宰者就像是一个戏法师,正在以一种让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快速改变着运城的面貌,将其导向繁荣。
代价是严毅都快累成狗了。
巡视完里舍、田亩、河堤,他还要一一接见辖内三乡的三老、孝弟、力田。
乡三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最早是在礼记中出现,但形成正式的制度和广泛推行则是在秦汉时期。
其职责包括教化百姓、解讼理怨、协助官寺传达政令和征收赋税等,有时候还要主持和参与祭祀。
能够担任乡三老的,基本都是乡中德高望重的长者,由乡民选举产生,深受乡民尊重,兼具官民双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