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附小

季羡林到济南是来求学的。叔父先是把他送进曹家巷一所私塾，并给他起了学名。按照季家的家谱，喜子属于林字辈。林什么呢？叔父十分仰慕宋代那位梅妻鹤子的诗人林逋，于是为他取名羡林，字希逋。塾师是婶母的远房亲戚。上了不久，就因为他太顽皮，要求家长“另请高明”。私塾读不成，那就上学堂吧。1918年，季羡林进入一师附小。学校全名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地点在南城门内升官街西头。所谓“升官街”，与升官发财毫无关系。“官”是“棺”的同音字，这一条街上棺材铺林立，大家忌讳这个“棺”字，所以改称升官街，图个吉利。

附小校长由一师校长王士栋兼任。王士栋，字祝晨，绰号“王大牛”，是山东教育界的名人。民国初年，他担任过教育界的高官，同鞠思敏等同为山东教育界的元老，学习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精神，新旧共蓄，兼容并包，因而在学界享有盛誉。在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眼中，校长宛如在九天之上，可望而不可即。可是人生变幻莫测，过了16年，1934年季羡林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教书，王士栋也在这里教历史，他们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季羡林对他执弟子礼甚恭，他则再三逊谢。季羡林一想到竟和自己当年的校长同事，心里就憋不住直乐。

季羡林在一师附小待了不到两年。两年初小学习生活，没有给他留下多少记忆。唯一残留在脑海中的一件小事，就是认识了一个“盔”字，但并不是在国文课堂上，而是在手工课堂上。老师教他们用纸折叠东西，其中有一个头盔，知道学生不会写这个字，就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写完了这个字回头看学生，戴着近视眼镜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那时季羡林迷上了玩推铁环。他找来两根铁条，把一根揻成一个圆圈儿，另一根揻成曲尺状，这样就可以推着滚了。他上学也不忘带着铁环。南关大街上人多车多，铁环推不成，可是一走到僻静的升官街，青石板铺就的路面光滑平整，他推着铁环轰隆隆地跑过，一口气跑到学校门口，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李长之是季羡林在一师附小的同班同学，后来他们在清华大学又成了同学，彼此的友谊保持了几十年。

那时候，季羡林野性未驯，性格外向得很。他喜欢打架，欺负人，也被人欺负。有一个男孩子，比他大几岁，个子比他高半头，总好欺负他。最初季羡林有点儿怕他，时间久了，忍无可忍，就同他干了一架。他个子高，打季羡林的上身；季羡林个子矮，打他的下身。后来两人搂抱着滚在双杠下面的沙土堆里，打得难解难分，没有决出胜负。这时上课铃响了，他们各回自己的教室。从此，天下太平，这个同学再也不敢欺负季羡林了。

季羡林有时也欺负别的孩子。有一个名叫刘志学的小学生，比较懦弱，被季羡林选中，成了他欺负的对象。季羡林让他跪在地下，不听就拳打脚踢。他如果敢于反抗，季羡林就会收敛一些；如果逆来顺受，季羡林就变本加厉。有一次，刘志学受了欺负，回家向家长诉苦。刚巧，他家同季羡林的婶母是拐弯抹角的亲戚，他父母便找上门来，季羡林免不了挨婶母一顿臭骂，这一出闹剧终于落幕。

上初小的时候，季羡林还做过几次“小生意”。在他上学的路上，位于新桥的一家炒货店，门面不大，但这里的五香花生米——济南话叫“长果仁”——咸香脆，赫赫有名。有一次季羡林突发奇想，用买早点的钱买了半斤花生米，拿到学校用纸包成几个小包。同学们都想尝尝新桥花生米的美味，纷纷掏钱购买。第二天，他仍然照此办理。几天下来，季羡林居然赚到了几个小钱。如果这生意一直做下去，说不定季羡林还会发点儿小财。可惜他见好就收，财运也就与他无缘了。

季羡林离开一师附小并不是因为毕业，而是因为转学。王士栋是个新派人物，“五四运动”一来，积极赞同新文化运动，很快就把文言文的国文教材换成了白话文。课本中有一篇著名的童话《阿拉伯的骆驼》，内容是：在沙漠大风暴中，主人躲进自己搭起来的帐篷里，而把骆驼留在门外。骆驼忍受不住风沙之苦，哀告主人说：“让我把头放进帐篷行不行？”主人答应了。过了一会儿，骆驼又哀告说：“让我把前身放进去行不行？”主人又答应了。又过了一会儿，骆驼又哀告说：“让我全身都进去行不行？”主人答应后，自己却被骆驼挤出了帐篷。谁知，课本被季羡林的叔父看到了，这位守旧的家长大为不满，说：“骆驼怎么能说话？荒唐！转学！”于是季羡林就转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