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经刑场

新育小学在济南朝山街的北端。当年，出圩子门向右是一条通往齐鲁大学的大道，大道中段经过山水沟，右侧有一座小小的龙王庙，左侧是一大片荒滩，对面土堤很高，这里就是当时的刑场。每当犯人被押赴刑场，就从城里院东大街路北的警察厅监狱出发，出大门向右走一段路，再左拐至舜井街，然后出南城门，经过朝山街，出南圩子门，就到了这里。朝山街是季羡林上学的必经之路。有时候，他看到街道两旁挤满了人，就知道要杀人了，立即兴奋起来，把上学的事儿忘到九霄云外，挤在人群里，伸长脖子，等候着。此时，只见街道两旁人山人海，而街道中间既无行人，也无车马。不久，一个衣衫破烂的人，喝得醉醺醺的，右肩背一支步枪，慢腾腾地走过去，这就是刽子手。再过不久，大队警察簇拥着待决的囚犯走过来，囚犯五花大绑，背上插一根木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名字上面用朱笔画一个红“×”。犯人过去以后，街上的秩序立即大乱，人群纷纷挤向街中间，摩肩接踵，跟着警察大队挤出南圩子门，抢占有利地形，以便看得清楚些，但又不敢离得太近。犯人被警察押到刑场，面向南跪在高崖下面，枪声一响，大事完毕，警察撤走。这时，人群又拥向前去，观看躺在地上的死尸。季羡林和其他几个顽皮的孩子当然不甘落后，也随着大家往前拥。等到看罢这一切，他们才想起上学的事儿，急忙往学校赶，结果免不了受到老师一顿斥责。然而，他们不思改悔，下一次碰到这样的事儿照看不误。

有一天，季羡林放学走到刑场附近，看见很多人聚集在那里，知道又要杀人了。他一打听，说是今天要处决土匪。“土匪”二字，让季羡林联想到了绿林好汉，就是他在公案小说里看到的那些英雄豪杰、侠门剑客，他们一个个飞檐走壁，武艺高强，是他崇拜和向往已久的。他曾经为了练习“铁砂掌”，背着家人在盛大米和绿豆的大缸里用手掌去插，直插得手指红肿破皮，疼痛难忍；他曾经为了练“隔山打牛”，在蚊帐顶上放一个纸球，每天起床以前朝纸球挥拳几十次，挥得胳膊酸痛。可是，现实中的土匪是什么样子呢？他们的武功怎样？又是如何练成的？他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准备好好看个究竟。

过了没多久，刽子手走过来了。他身上背的不是大枪，而是一把大刀，裹着一块血迹斑斑的破布。紧跟着的是警察的步枪队和马队，押着一个犯人。那犯人面色蜡黄，双手被反绑着，由两个警察架着，显然已经瘫软，无法正常行走。人们纷纷议论：“此人好生没种！”“怎么会有这样的土匪？”

季羡林看着犯人，觉得有些面熟；再仔细观察，原来是那个他上学时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的卖小米和绿豆的小贩。他怎么会是土匪？！

季羡林每天清晨上学的路上，人很少，但他经常会碰上一个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汉子，约莫四十来岁，头发开始花白，穿着普通的粗布裤褂，表情很和善，看上去是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有一天早晨，他从家出来的时候，看见王妈同他讨价还价。原来，家里每天吃的小米和绿豆，就是从他手里买来的。一来二去，季羡林就跟他认识了。以后每次见面，那汉子都朝他笑一笑，或者打个招呼，间或问一句：“你们家的小米绿豆吃完了没有？”季羡林开始并不言语，后来看他很和气，没有恶意，就逐渐地和他说起话来。

那汉子见季羡林挺招人喜欢，就编出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来哄他开心，说什么他某年某月看见一只老鼠，有大象那么大，这并没有让季羡林惊讶，因为他从来没见过大象。他还说某某地方有一只花母鸡，下的蛋有西瓜那么大，某某地方有一个穷小子，娶了一个仙女等等，这也难使季羡林相信。不过，季羡林寂寞时也乐得听他胡说八道，最有意思的是，他说某地有户人家蒸了一个大馒头，馒头皮有四里厚，一家人啃了几年才吃到馅儿。季羡林听了乐得咯咯的，那汉子也孩子似的笑了。

从春天到夏天，从秋天到冬天，季羡林几乎天天都能看到那汉子，他们混得很熟很熟了，他还听他讲过什么剑侠、剑仙之类的故事，只是最近两三个月没有见到他了。怎么回事？难道他去当了土匪？

季羡林一边看着那汉子，一边仔细听人家议论，这才大体明白了这人的身世：他原来是乡下的农民，因为遭了灾，没有饭吃，就铤而走险，当上了土匪。前几年他就洗手不干了，躲到济南走街串巷做起了小生意。不久前他被人告发，坐了大牢……啊，原来如此！

季羡林远远望着那个汉子，只见他老老实实跪在那里。忽然，刽子手手里的大刀一挥，一股殷红的鲜血喷涌而出……

自从那天从刑场经过，有好长一段时间，季羡林无论看什么东西，都仿佛蒙着一层恐怖的红颜色。1934年7月，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季羡林将他的这段经历写成散文《红》，发表在《文学》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