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产能过剩下发展模式的转型与金融化的矛盾
要明白当前中国的处境，首先得看清楚中国与美国两国的战略关系正处于重大转变期。
一、全球币缘-地缘格局重构背景：美中解除耦合（US-China Decoupling）
2014年开始，全球出现地缘及币缘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来的最大变局。唯有明白核心国家的竞争战略，我们才能够理解当前世界错综复杂的局势，在纷乱无序中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这个变动的核心环节之一就是中美正在解除过去20年的耦合关系。中国正在被美国推向战略对立面，并且被当作排名第一的战略竞争对手（如果还称不上敌人的话）强制性纳入“新冷战”，采取各种手段实行“去中国化”。
（一）全球结构性失衡与中美的耦合关系
过去20年被认为是全球化的黄金时期，是新兴国家经济急速增长的阶段。但这种繁荣的背后却是全球性的失衡。
首先是世纪之交国际贸易中美国与中国两大主要经济体经常账户的结构性失衡。[48]通俗地说，20世纪末期，美国“产能不足”，长期靠中国的过剩产能填补；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金融资本流动性过剩长期填补中国投资中的资本投入不足。由此，一方面美国加快了金融化进程：越多贸易逆差，就带来越多资本顺差。另一方面，中国加快了全球化进程：越多贸易顺差，就带来越多对冲外汇增发的国内货币，甚至超过货币增量的2/3——从主权货币向外储货币的实质性转化，因而被动纳入对美国金融化构成的“再依附”。由此带来恶性循环——只有不顾资源环境及社会代价而增加出口，才能维持外汇储备增加，维持基础的汇率（币值）稳定。
但中美共治这个被称为“G2”的所谓的经济互补关系，也由此埋下了因这种实质性的“双输”，而导致双方关系符合规律地走向对抗性矛盾的内因。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政策，带来以金融虚拟深化扩张为本质的财富效应，带动全球进入总需求旺盛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在美国经济转型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同期，一方面，“去工业化”客观上造成美国国内总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在高度“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一般家庭的收入增长相对停滞，国内储蓄率极低，但低利率和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极大地刺激了居民的借贷消费。这种金融化派生的结果是美国消费品大量依赖进口，尤其是从中国进口，造成其经常项目连续出现巨额赤字，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在2007年次贷危机前达到高峰。
相应地，与美国的经常项目失衡对应的，则是中国等新兴国家进出口在只能使用美元结算约束条件下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由此，造成中国国内的其他结构性失衡：内部需求不足、国内总供给过剩、居民高储蓄率与政府高负债并行……除了资源环境与人文社会加剧恶化之外，其他失衡均与美国的失衡存在着一一对应的互补关系，如图1-1所示。
图1-1 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实体经济国家的关系
中美的耦合关系由一组双货币同步扩张的资本循环连接起来。
其一，美国对中国的庞大贸易赤字使美元大量以外汇净收入的形式流入中国，而中国央行只能被动地接受商业银行的大量结汇，并相应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支付外汇占款，遂使中国的基础货币供应被动地膨胀。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在加快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的同时，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扩张，埋下量化宽松政策连带投资扩张的隐忧。
其二，与此同时，中国所累积的美元外汇储备又在美国限制技术贸易的约束下大量回流，投入美国金融市场（债券市场），于是形成一个美元循环。中国美元储备回流使美国的市场流动性充裕，因而使得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保持稳定。因此，尽管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但直至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总需求下滑幅度仍然有限。[49]
其三，中国对美长期维持低价商品出口，既在需求方面抑制了美国本应发生的通货膨胀，又为大量美元储备回流、为美国的金融深化提供了基础条件。这些客观作用，成为21世纪中美战略接近的经济动因。
于是，2015年，中国首次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3、人口占世界1/4、贸易总量占全球1/5，两者无疑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关系。
另一组方向相反的对应关系也许更值得关注：美国加速金融化，虚拟金融投资规模在股市、债市、期货市场等领域急速膨胀；而同一时期，中国却在实体资产和基本建设投资方面都形成了高增长态势。并且，这种官方推动内外投资增长拉动经济的做法，正在随着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向非洲和拉丁美洲延展。
上述情况表明，在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尤其是2002—2007年全球化贸易的这段黄金时期，中美两大经济体在各自不同的结构性失衡条件下，客观上派生出了互补性耦合关系。
（二）中美解除耦合与中国金融化的矛盾
过去全球化贸易体系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以各自结构性失衡为基础的中美互补关系，不管中美怎样同床异梦，过去20年两国的双边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耦合关系，以至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数年前炒作诸如中美共治、中美国（Chimerica）等掩盖实质关系的概念。中国国内也有官员和知识分子曾经对这种所谓的“中美大国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抱有幻想，极力主张要在美国的羽翼下继续发展利伯维尔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但转眼间便成了泡影。
由于美国近年推动内部再平衡及战略性调整，中美之间的互补性逐渐减弱，美国市场复苏对中国制造业的溢出效应也已经大幅下降，留下中国的内部结构性失衡愈加严重。[50]
当前美国的战略性调整对全球格局最大的一项影响，就是美国强制把中国纳入“新冷战”，强行“硬脱钩”，结束过去十多年奇特的共生关系。中国虽然完全没有做好进入“新冷战”的准备，但仅从维护国家主权和稳定大局的角度出发，两国势必愈益疏离而分处于战略性对立面。
我们需要恶补的常识是：“冷战”本质上是战争，是以不造成全面热战为底线，但最终必须“决出胜负”的战争，因而也就没有经济理性可言。这也是美国一方面通过支持各种涉及主权的“独”势力惑乱中国，另一方面则大规模调整军事部署并向中国周边增加战争压力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中美处在不同的发展层次，各自应对不同的危机，因而导致双方规律性地演化为对抗性矛盾。所谓规律，在于中国2005年碳排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资源环境与食品安全等问题恶化，遂在2007年确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试图在发展战略上做重大转型和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做出调整。而在同期的2007—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和接踵而至的金融海啸，誓言“改变”的美国领导人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改变自己——放弃发展实体经济的初衷，转而把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新增流动性再度连续地投向虚拟资本利益集团。
当然，中美解除耦合、转向“新冷战”，体现出对抗性矛盾的本质，对中国反思此前的发展模式确有警示作用。不论“去中国化”的措施如何演化，也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中国像过去10年那样的双重成本转嫁，也不意味着中国不再对美国有利用价值。相反，美国越深化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虚拟化危机就越恶化，就越需要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榨取实体经济价值。简单而言，美国需要以其过剩金融资本全面进入中国实体经济，直接占有“资本化”的增量价值，就需要打击中国政府向本国金融资本的赋权机制，及时做空中国货币，或者强迫中国实现金融自由化以方便海外资本进出获利。
换言之，在此前的中美耦合阶段，美国的利益在于跨国企业在华投资赚取的庞大利润，并确保中国的外汇储备回流美债市场。当时跨国金融资本在中国“屯兵”，一方面赚取高额的利息差，另一方面希望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赚取汇率差价获利撤出。但中国内地一直坚持货币是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以及坚持不完全开放资本账户，令跨国资本的美梦落空，只能麇集于香港地区兴风作浪。与此同时，中国不仅在加速自主金融化，人民币也在通过不断地签订双边互换协定迈向区域性国际化。由此可见，中美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币缘战略上的确出现了重大对抗性矛盾。
在中美解除耦合的现阶段，美国的核心利益仍然是保证强势美元地位，力阻人民币发展成为与其占国际贸易份额相符的区域性国际结算及储备货币，防止某些区域加速“去美元化”。为此，美国一方面需要从货币及军事两面巩固自身的战略同盟，另一方面阻止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同盟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要防止中国内部乃至在国际形成以人民币定价的优质资产池，并不乐见人民币资产发展成为能与美元资产竞争的避险性资产。
由此来看，跨国金融投机资本的策略在此阶段也发生了改变，就是利用中国加速金融化过程中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狙击人民币汇率，推波助澜，企图制造中国金融危机，希望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式的危机以更大规模在中国爆发，这样不仅可以劫掠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可以趁资产价格大幅下降，收购中国的优质资产。亦即，就是希望俄罗斯卢布危机在中国重现。此策略一旦成功，将会是近50年来对中国人民财富的最大劫掠。
所以，美国符合官方与私人投机性资本的共同利益的策略，主要是敦促中国尽快开放资本账户及金融市场，解除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同时，在政治上让中国“去国家化”、政府失去调控经济的能力，最终使中国本来完全用人民币来推行本国实体产业和资源经济的自主“货币化”的经济过程，被美元或其他西方货币替代，不断地占有本来归属中国的“货币租”。
也就是说，核心国只有先借助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手段，对边缘国家实现“去国家化”，才能把这种“国家主权向本国货币赋权”形成的信用体系摧毁，才能彻底实现全球美元化与再殖民化。
明白这个大格局，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十次危机
（第三次输入型危机）
当前中国正处于自1993年开始的大危机压力下加速全球化以来最关键的转折期，经济、社会、政治形势异常复杂。2015年夏天，在国内外金融利益集团夹攻下，国内发生多次股灾；人民币汇率内外两个市场逆向波动，造成外汇储备锐减；实体经济持续下滑的同时，资本出逃、就业下降……我们归纳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输入型危机，并越来越多地表现出“金融资本无分内外”的全球化特征。
中国这种实体经济国家的当期危机并非某个国内因素孤立造成的，不是内生性的，仍然很清晰地具有输入型危机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发生核心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近年来在世界虚拟资本极度膨胀压力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愈益虚拟化，愈益体现出币缘战略军事化的趋势——军事强权与币缘战略结合，炮舰与货币双管齐下，不断地制造对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的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多空投机，强制性地“剪羊毛”洗劫公共财富。
剪羊毛
图1-2 美元指数（1967—2015年）
以上资料分析表明：核心国家金融资本集团法西斯化及其币缘战略军事化，已经有祸延全球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发生了十次经济危机。如果做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则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所有领导人任期内都曾遭遇危机，也都发生过数千万工业劳动力失业的情况。海外媒体对中国经济社会大量的负面报道，大都与危机代价有关，从具体现象上看，也同各国遭遇危机发生的社会矛盾冲突情况类似。
简而言之，20世纪50年代初期遭遇的第一次危机，是双重因素造成的：一是从民国延续而来的长期通胀；二是新政权按照“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鼓励私人资本的内生性代价。而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发生的六次危机，属于国内产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国家资本经济的内生性结构性失衡；最终表现为1993—1994年中国面临财政赤字、外汇赤字、银行系统资本金赤字三重危机。
其后是以“软着陆”为名、顺周期紧缩为实的宏观调控，中国在城市失业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导致内需无力的压力下，全面朝向出口导向的“加工贸易型”经济发展策略，遂有这种过度依赖外需拉动的增长方式必然纳入全球化过程之中而遭遇到的三次危机，它们均可被归结为输入型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加快融入全球化，随之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大量外资进入，使中国更深地融入国际分工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之后，1997—1998年、2008—2009年、2015年至今的三次危机，也都属于输入型危机。[52]
面对输入型危机，中国转而采取“逆周期做多”的宏观调控策略，更多地依靠增发国债，启动多轮基础投资拉动经济，以弥补出口下滑的影响，包括1999年的3.6万亿元的西部开发、2001年的2万亿—3万亿元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2003年2万亿—3万亿元的中部崛起、2006年以来不断追加至今已超10万亿元的新农村建设，都属于国家投资战略；此外，还有2008年2万亿元地震灾后重建资金、2009年的4万亿元救市资金，以及2015年的扶贫攻坚和2017年的乡村振兴战略。
在出口及投资拉动下，美国IT泡沫崩溃的2002年到次贷危机的2007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高速发展且与美国战略接近的黄金时代。但这急速增长的背后，却是国际和国内的结构性失衡。
尤其是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美、日及欧洲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救市的时期，一方面是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外资继续大规模流入，但外需却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中国自2011年开始明显地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到2014年西方相继结束量化宽松政策之际，中国依赖外需的实体经济全面不景气；于是，以私人资本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生资金大量析出流入股市的情况，紧接着是2015年连续发生的股灾蒸发掉20多万亿元投资人的金融资产，遂有官方承认进入“经济下行期”，亦即本书指称的“第十次危机”发生。
这次危机在性质上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外需下降引发的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因此，可被称为“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同年则针对性地提出“工业供给侧改革”，要求“三去一降一补”；直到2015年股灾之后，才非正式地改称为“L形经济下滑”。
在中国经济增长于2015年进入L形的“萧条阶段”后，官方此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带有顺周期的作用，恰与18年前第一次生产过剩时强力推出的逆周期调控政策相对立。[53]延宕一年多之后，当国家经济工作再以“新型城镇化”这种传统战略，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名义试图改回到投资拉动时，却坠入2017—2018年以来“中央增加投资+地方土地融资与企业联手推高房地产泡沫=社会过度负债”的债务金融陷阱之中。这种宏观调控的导向错误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付出的代价巨大。若比照西方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二战”后的60年代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同期的社会动乱，则中国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代价“可期”；且2018年美国利用掌控制度权和话语权发起“新冷战”、强行推进“去中国化”，使局势更加不容乐观。
中国参与全球化带动增长是一方面，但被忽略的是另外一方面。
从1998年开始的长达20多年的投资拉动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债投资和国有大型企业相配合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优化了一般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且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国家基础工业和装备工业下游市场发展“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阶段几乎被外资控制的局面。基本建设带动自主工业化的崛起，使中国成为综合产能世界最强的制造业大国，虽然在高端领域还未能赶上美德日等先发国家，但在某些领域已达领先水平，更重要的是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建立一个供应链完整而有效率的工业体系的国家，这是中国国力的核心支柱，而中国的整体经济效益及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提升。例如，2014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GDP总量达10万亿美元的国家（不计欧盟），2015年以PPP（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工业实际GDP已经是美国的两倍。
但若从成本看，中国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是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劳工福利缺失，所以有人说，中国沿海开发区这些年来的发展其实是靠吃“环境资源租”及“劳工福利租”得来的。其结果表现为“两大矛盾（严峻的生态环境矛盾及社会矛盾）”爆发，以及“四大失衡”——地域发展失衡、城乡差距、贫富分化及经济部门之间的失衡。
总之，中国2015年以来进入因外需全面下降引发的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以来，遭遇产能与流动性双重过剩矛盾的冲击，并深陷于实体经济通缩及债务膨胀的流动性空转陷阱。
三、双重过剩条件下的发展极限
首先是产能过剩。从1998年开始，中国已经出现类似于西方1929—1933年发生的产能过剩的潜在危机。中国的解决方法也如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利用政府国债投资，引导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这项措施维持了中国15年的高增长。在此期间，尽管西方连续发生多次经济危机，比如2001年美国的IT泡沫破灭，同期发生的阿根廷经济危机，乃至美国后来2007年的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又进而导致2009年全球大危机，以及2010年开始的欧债危机等。其间，中国之所以还能维持高增长，主要归因于不仅使用了“国家干预”这种“看得见的手”，而且还“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势搞应对危机的“举国体制”，这在西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诚然，仅仅用对内投资来缓解外向型经济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用长期产能过剩掩盖短期产能过剩；如今，长期过剩问题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过去将大规模过剩产能转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征用资源，特别是征地，这导致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山区的基本建设还连带发生了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
鉴于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生产过剩与债务负担问题愈加凸显，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以后很难再沿用国债投资来转移生产过剩的发展模式。经过20多年的全方位出口导向（所谓的全球化），中国当前的处境是：无论就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条件而言，走了几十年的旧发展主义路径正面临极限。
仅就美国带领西方发起“去中国化”的外部环境而言，中国就不能像过去20多年那样依赖向美、欧、日输出商品来维持增长。
首先，美欧等经济体依然沿袭以信贷膨胀来达成制度寻租的路径依赖。
但是，一方面，日益虚拟化及具排斥性的经济模式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纳新就业人口及提供社会层级向上流动的机会，其表现为年轻人失业率高企，缺乏发展机会，以及社会两极化（去中产化、“下流化”，或称M形社会结构），结果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这又造成恶性循环——中下层群众愈加依赖借贷维持生活，缺乏增加税收的条件下公债又日益膨胀，国家总体负债率持续上升，社会文化日渐激进，右翼政治得以利用民粹主义情绪高涨乃至推行法西斯化，最终甚至有可能又再一次诉诸大规模战争来消耗过剩产能，同时替西方国家债务“撇账”。
另一个现实是，以WTO为代表的那种多边全球化贸易已进入尾声，当前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显著下滑，靠出口拉动增长已无以为继。接下来登台的，应该是以“区域一体化”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例如，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形成的自由贸易区；再如，美国原来积极推动、后来由日本接手的以TPP为代表的排他性区域贸易壁垒。
其次，全球生态环境亦达到资源再生可承载的极限。
人们难以继续像过去数十年那样，通过生产海量的消费品试图把全人类卷进全球化体系中。面对自然资源约束及制度扩张的极限，全球经济将进入低增长周期。与此同时，在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端，中国面临越南等具有更低工资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而在高附加值端，除了个别少数领域外，还未能赶上美、德、日、韩等先发国。正是在这种恶化的外部条件下，中国迫切要进行内部结构调整，以形成“国内循环”。
2015年，中国的顶层设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新说法[54]，其实质内涵（如提升供给侧的创新和效率及降低制度性成本等）与一直以来强调的各项改革目标其实没有多大差异。现在从西方经济学借来一个词，实际上是指出1998年以来沿用的以增量为主的“需求侧”刺激经济措施的边际效用正在下降。[55]据估计，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前，1元人民币新增债务便能增加1元GDP，而目前需要4元新增债务才可推动1元的GDP增长；传统的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均再难以扩张。扩大货币供应及以国债拉动投资已无以为继，出口增长率呈下降之势，消费也受收入分配结构性的约束，现在只能走优化结构的路子。
中国需要依据2017年确立的“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从产业升级、产能整合等方面来优化经济结构，推进质量效益型的国内循环。对此，一方面应该投资于生态化乡村空间资源开发，以及AI、5G和大数据等新经济领域；另一方面加大投资于医疗教育、环境保护、可再生洁净能源、高新科技研发等公共物品领域，改善国民整体生活质量（不仅是货币收入增加）及促进社会福利，作为下一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转型时期的问题错综复杂：如何扶植中小型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活力？如何防范金融化过程中资产泡沫的无序爆破？如何通过改革税制来改善社会财富分配？如何在保障粮食主权及安全的大战略前提下改善农民的生活？如何使作为核心发展策略的城镇化切实成为以人为中心的有机城乡整合，而不是简单地维持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径依赖？如何防止农村土地的商品化及金融化动摇农村土地作为中国社会稳定调节器的功能？如何避免地方政府债务过度膨胀？等等，不一而足。
不难理解，这条结构调整之路障碍重重，牵涉多方利益。
简言之，中国现阶段一方面需要加大力度保护环境，另一方面需要进行产业整合，压缩过剩产能。但那可能意味着失业率上升、地方税收下降，本来希望接收低端产业赶上国家发展步伐的贫困地区，最易受影响。
在这种内部两难的困境下，中国对于美联储缩表及重返加息周期更显敏感。
2013年6月市场上释放出美国量化宽松退出信号，银行体系顿时出现钱荒。政府本来清晰地表达了坚持利伯维尔场的政策取向——拒绝干预，但被现实压力所迫，结果还是依靠中国人民银行紧急干预向资本市场注入流动性来缓解；12月，美联储正式落实退出量化宽松，导致市场量化宽松削减恐慌（taper tantrum），触发资金撤离，致使钱荒升级，银行间流动性短缺愈趋紧张。随之中国的经济增长整体开始放缓，东北和西部部分区域甚至出现塌方式下滑，名义GDP增速和财政增速都出现了负增长。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滑落至自1990年以来的新低，官方称之为“新常态”，之后改为承认其为“L形下滑”，并进一步在2017年1月明确了不再用GDP增长率考核各级干部的新政策。
当然，调整过往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模式本身不是坏事。2014年，中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了7%，单位GDP能耗下降了4.8%，高新技术产业有较快速发展，这表明经济结构局部走向优化。但疲弱的经济使中国的内部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生产领域的萧条与金融资产市场的泡沫化、传统制造业的困境与新型产业的崛起并存，东部地区基本保持繁荣，但部分缺乏转型条件的滞后地区，则陷入衰退的边缘。[56]
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环境红利等，所有短期获益而未支付长期代价形成的红利都基本耗尽了。于是有人寄希望于再来一次全面土改。要知道，1950年的毛泽东和1980年的邓小平无论怎样评价，其共同点都是在遭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时，给农民“平均分地”，主要靠“革命红利”和“土改红利”支撑中央宏观调控，才缓解了那个时代的大危机……于是，2019年著名的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以“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为手段来“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政策，并且明确乡村振兴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中国作为超大型“大陆国家”，在此期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两个可以预期的前景：其一，向沿“一带一路”的地区提供中国过剩但沿路国家缺少的产能；其二，推动人民币的区域性国际化，即期望有秩序释放人民币流动性，并打造优质的人民币资产。（参阅附录《专题5美欧中战略关系分析（2015）》和《专题9“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布局与挑战》）
除了已经延续近20年的产能过剩之外，中国还面临流动性过剩而引致债务膨胀、资产泡沫化、金融市场不稳等随着金融深化而出现的新时期问题。在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的同时，股票市场在政策带动下快速上扬，股票泡沫开始替换此前出现的房地产泡沫；另外，生产领域收益与金融收益背离，导致生产领域的萧条与股市泡沫并存。2013年6月，量化宽松退出的消息引发经济危机，由于中国具备较佳的基础条件及仍实施一定的资本项目管制，因此当时所受的冲击较其他新兴国家更温和，但真正的金融危机延后了两年，到2015年6月终于爆发。（参阅附录《专题6中国2015年股灾背景及过程》）
四、去主权化的“对冲增发”造成金融膨胀及“被金融化”
在资本主义跃升至金融资本阶段之后，任何边缘国家，只要纳入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就难免被卷入核心国的金融扩张进程。
中国不仅属于边缘国家中尚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实体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在纳入金融全球化之中勉力维护本国货币主权的最大国家。于是，中国有两个加快“金融化”的机制：一方面是“主动地”推进本国经济的货币化，以本国主权向货币赋权，形成国内信用，来加快本国的经济资源和实体资产的货币深化，同时构建国内资本市场来吸纳不断增加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在外资大量流入的同时，也只能“被动地”按照即期汇率对冲增发本币，导致“被金融化”内在地改变了主权货币性质，造成通货膨胀压力。
中国21世纪之初表现出的流动性过剩矛盾，主要源于过去长时间的外汇占款主导了基础货币供给机制。
中国外汇占款机制
中国的外汇占款主导基础货币供给的时序简述如下。
2000年及以前，基础货币供应主要通过内生渠道。
2001—2008年，经常账户中贸易盈余的外汇占款高速增长，基础货币发行机制转为相对“外生”。
2009—2011年，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增加流动性，造成全球流动性宽松，热钱流入各新兴国家，中国资本项目下也有大量热钱流入。2009年央行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值达到121.6%的历史高点。
2012年后，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带来的流动性边际宽松减弱，[57]新增外汇占款急速滑落。随之，2013年美联储明确其量化宽松政策结束后，中国以外汇占款为主的货币投放机制再也无法满足经济对流动性的需求，成为实体经济通缩压力的一个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被动”地加快基础货币供给，已经造成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和M2货币供应规模（2016年3月末144.6万亿元人民币）均名列世界首位。在这种货币机制下，本应承担国家宏观调控职责的中国人民银行，其利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汇率政策“绑架”，陷入两难的被动局面。面对涌入中国套息及等待人民币升值套利的热钱，如果中国人民银行降低利率，则可能加剧通胀压力；但如果经济过热，央行加息降温，则短期海外资本就会加速流入追求无风险套利。[58]
纳入金融全球化的中国之所以在21世纪遭遇宏观调控两难困局，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本身的货币政策已经遭到庞大的外汇储备及囤积的热钱绑架。某时段内，跨国金融资本热钱大量屯积，一方面乘人民币升值的浪潮图利，另一方面赚取息差，低风险双重套利。不管是外汇储备增加还是热钱涌入，中国人民银行都需要相应增发本币，造成基础货币供给扩张。人民银行只好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等手段回笼商业银行流动性，结果市场可贷资金短缺，利率攀升，造成企业融资困难。[59]
由此发生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尴尬：中国银行体系出现自身货币宽松，而一般非金融类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面临的却是信贷紧缩。
而这一切，恰恰又是因为中国向美国双重输出廉价商品及廉价资金，才促成以最低制度成本获取最高制度收益的美元资本大举进军中国。这样被称颂的“新型大国战略合作关系”，确实是有利于美国金融资本的。其实际作用，使得本来应该供应中国企业的建设资金和流动资金，被大量转移到美国金融资本集团手里；反过来，再用中国送去的资金来收购中国的战略性资产，或者直接用于占领中国的市场。
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安排，被有些研究者称为“金融世界大战”。
中国在一段时期内“被动”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量，客观上派生了以下效果。
1.资产泡沫化
大幅推高银行体系可用资金规模，中国的流动性出现“系统性过剩”，创造了适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融资条件。宽松廉价的融资条件不仅为资金密集型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也通过资产价格升值预期、降低实际融资成本等机制拉动了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60]
诚然，宽松而低廉的融资条件也曾经起到推动制造业投资及发展的积极作用，但随着产能过剩的恶化及国际竞争的加剧，制造业的边际利润率下降，在某些领域甚至趋向于零，而且因为银行对实体资产抵押的偏好，制造业融资需求的优先性渐渐被替代，结果大量增发的货币供应集中流入房地产市场及股市等投机性部门，造成资产泡沫化。在2015年6月的峰值上，沪市和深市的规模达到10万亿美元（约为GDP的100%），综合市值让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股市。
另一边则是在土地财政背景下出现的房地产泡沫。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造成“强中央、弱地方”的财政状况。从那时起，地方政府一般税收难以维持正常运作，于是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的膨胀，发展到土地债务平台的普遍化。其实质是，地方政府一次性出让70年土地使用权，从银行获得70%土地抵押贷款用于本地公共建设，而本届政府不对其债务承担责任。可见，房地产泡沫的背后是各利益集团分享超级地租而不顾后果。[61]
流动性过剩的同时伴随着流动性短缺，因投资拉动增长内生的不平衡，使某些较多承担国家宏观调控任务的部门（基础建设投资、房地产、国有企业等）享受信贷宽松，而消费乏力也使一般产能过剩的制造业面对信贷紧缩的情况。
2.债务膨胀
据估计，中国2016年总负债率为342.7%，除去金融的实体总负债率刚刚超过250%，10年前的数字为150%。与此同时，欧元区约为270%，美国为248%。
诚然，中国当前确实存在债务泡沫风险，降低杠杆率、防止企业债务问题易演变成大规模危机，是当局需要审慎处理的问题，但中国相对很多出现债务问题的先发国家及新兴国家，还是有较高应对冲击的基础的。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比的因素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庞大的资源性资产未进入市场交易而留下巨大的货币化空间。据此来看，只要保持信用主权、依靠投资拉动增长，就会造成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双增加，则债务作为分子就可能会缩小。
尽管如此，西方媒体以至投机者近来大肆渲染中国的债务问题，似乎为多年常唱不衰的“中国崩溃论”找到了一个新版本。IMF等国际组织多次警告中国要处理企业债务问题，否则中国经济有可能爆发系统性风险。
须知，美、欧、日应对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下滑的一个重大措施，就是政府直接出手救市，推出量化宽松，也就是美、欧、日的政府相继扩张货币信用。而照搬西方做法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是：国家调控经济和金融的能力缺失。国家信用做逆周期投资恰恰是处理经济危机的最关键因素。可是，当西方以强化国家调控经济功能来应对危机风险时，一方面呼吁中国处理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否定甚至提倡解除中国政府进行逆周期调控经济的主权能力——西方在这方面显然持有双重标准。
3.金融深化改革
中国进行金融深化改革的动力，既有内源性的，也有外源性的。
中国在21世纪之初完成国家工业化，一方面出现产能过剩、工业的边际利润率下降的不利条件；另一方面，资本内在具有扩张及逐利的冲动，社会上累积的流动性不断增加，但缺乏导入投资产业的渠道。于是，便出现了金融部门追逐回报的强大动机下的“脱实向虚”。
因此，如果单从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一般规律看，中国自然具有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内源性动力。
但也不可忽视外源性的推动。实际上，2001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FDI）及热钱涌入造成大量的贸易盈余，迫使中央银行以外汇占款形式注入的基础货币供给高速增长，超越实体经济增长的速率。尤其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派生量化宽松政策增加约4万亿美元、大量追逐短期回报的热钱涌入，再加上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压力及复杂国际形势，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过去十多年是处于迅速“被金融化”的状态中。
另外，中国内部的金融改革也在客观上催生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
1998—2000年，中国财政向不良资产占比在30%以上、濒临技术性破产的国有银行体系重新注资，同时剥离了全部坏账，交给国有资产公司处置。此后，经过十多年的金融改革，中国的金融业（银行、保险等）无论在资本规模还是盈利等方面均已名列世界前茅。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金融部门实质上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诉求，要求中国加速金融深化改革，为此而大量借鉴美联储私人银行家机构的制度和政策。与之相对应的是，服务于国际金融资本利益、盛行于中国知识界和政策界的新自由主义精英集团同时推波助澜，倡议金融自由化，解除金融管制，大力推动金融深化改革。此外，为了推动剩余产能向外输出、人民币国际化等战略目标，相关经济部门也需要推动金融深化改革。
正如中国过去加入全球化，是以农业和其他弱势产业利益一度被边缘化为代价，由此，以吃租为实质的加工贸易全面地取代了多少还有自主性的一般贸易。中国名义上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实际上只是代工厂而已；一旦无租可吃，那些投机性的无根外资就迅疾流出，甩下污染、失业等包袱给地方政府。
同理，当前中国推动金融深化的利益集团因得天独厚而从之者众，正在重演上一轮产业资本加快全球化的戏码：资金从实体经济析出，进入投机市场，致使中国从东南沿海开始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63]
五、中国金字塔双稳态结构的变化趋势
西方资本主义在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之后，已经形成了倒金字塔结构，如图1-3所示。
图1-3 全球不稳之源：世界流动性倒金字塔
图1-3数据表明：全球流动性呈现倒金字塔形结构。现金等只占全球总流动性的1%，相当于世界GDP的7%；各种银行贷款占全球总流动性的6%，相当于世界GDP的80%；证券化债务占全球总流动性的12%，相当于世界GDP的145%；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占全球总流动性的81%，包括期货、期权、掉期交易等，相当于全球GDP的976%。
这种西方金融资本阶段客观形成的“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结构，正是流动性泛滥下全球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根源，也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99%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起源。
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及经济两个领域呈现双金字塔形的稳态结构。
在社会结构方面，1949年中国农村全面推行了土地改革。全国大部分小农户都被平均分配到了一小块土地，实际上使得农民的社会属性成为小资产所有者，经济上则因地制宜地小规模分散且兼业化，成为中国保持生态文明的基础，同时也成为社会稳定秩序的基础。我们在《八次危机》中已经详细分析过中国成为产业资本第一大国也可归因于此：20世纪90年代初，农户的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寻求现金收入。小资产阶级家庭派生的农民工仍然具有与土地不可分割的财产关系属性，这使他们成为世界工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勤奋、低对抗性、高纪律性的制造业劳动力，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贡献了最大化的制度红利。
同理，这是中国得以以低劳工成本参加全球化竞争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社会面对现代化、城市化及全球化的负外部性危机时，可以通过内部化化解危机的基本条件。而即使在城市，也有很大比例的居民拥有自己的物业。这些占中国城乡总人口60%的小资产所有者，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下层主要由赤贫群体组成不同，他们构成了中国社会稳态的长期基础。
在小资产所有者的下层社会之上是中等资产者，即相对散乱、缺乏自觉性的城市中产阶级，约占人口的30%；而顶层是政治化的大型资本（主要成分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国家资本）控制，这个群体估计占不到10%的人口。
与这个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对应的是金字塔形的经济结构，其特征是：中国首先是实体资产占到社会财富最大部分的制造业大国；政府长期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实质性地力推实体资产增值，形成的作为社会财富底座的实体资产总值大约为500万亿元人民币；在此之上中央政府得以不断增发货币，形成的金融资产总值约200万亿元；以这700万亿元资产为基础，最上层的政府债务资产总量约60万亿元。据此来看，金融资产与债务合计占全部社会实体财富的比重约为50%。这样看，中国已经构成一个具有相对稳态基础的经济金字塔结构。
图1-4 中国的金字塔形双稳态经济/社会结构
从这样的社会经济双金字塔稳态结构看，海外竞争对手如果不靠软实力或其他巧实力策略从内部瓦解，纯粹靠外部力量做空中国，很难得逞。
中国属于东亚稳态社会的一种类型。整个东亚不论何种意识形态全都完成了平均分地，即使遭遇严重危机也不会演化为社会动乱。例如，日本1990年以后虽然经历了25年的经济衰退，但仍保持了长期的社会稳定。这表明，东亚稳态结构和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不一样。
金融（信贷）本来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产业资本在一般市场条件下的形成离不开金融。当金融资产和债务跟实体资产还是呈金字塔式的比例结构时，工业资本主义还可以保持在一定程度的稳态中运行。但随着金融深化加速，一旦金融资产和债务过度膨胀，经济愈益虚拟化，最后变成倒金字塔形结构，金融危机爆发就是规律决定的必然结果。而一旦危机爆发，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金融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全球化的种种金融制度安排，向核心国的中下层民众及半边缘、边缘国家转嫁成本。如果最终不能顺畅转嫁，则会诉诸战争，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源于无法解决第一次大战遗留的战争债务问题。
诚然，中国的产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本来无可避免地需要发展金融市场引导剩余的流动性，促进产业的优化。但随着中国的金融利益集团不断壮大，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推动金融改革加速深化，拓展衍生工具市场，热衷于从各种核心国家照搬的“金融创新”，极力挣脱较合理的金字塔形比例约束，最终可能如同核心国家一样，金融异化于实体经济，甚至反过来绑架实体经济。这是从内部瓦解中国双稳态结构的潜在力量。
一般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金融深化，是一种极少数人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压制“99%”（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口号）来维护其利益的现代化上层建筑，制度成本必然大增。综观西方金融发展的历史，金融化的过程总是与公共债务的急剧膨胀并行。如果以政府债务为表征的上层建筑制度成本过度膨胀，变成倒金字塔结构，经济基础最终将无法承受，从而爆发危机。
金融深化也必然触动财产关系。以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为例，中国农村传统的村社土地共享制度，一直是中国社会保持稳态的基础。当前有关土地流转的讨论，我们要保持清醒，在种种意识形态及经济理论包装之下，符合外部金融资本核心利益的政策就是推进农村土地的货币化、商品化及金融化。一旦财产关系改变，社会关系也会发生改变。如果改变这种农户与村社为两级产权主体的土地制度，农村势必失去过往数十年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换句话说：只要允许目前金融深化改革的趋势向农村蔓延，中国的社会及经济双金字塔稳态结构，将不复存在。
六、中国当前的输入型危机分析
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中国金融资本甫一形成，就经历着重大的历史性演变。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的共性特征，是中国当前连续发生输入型危机的制度基础；但同时，其作为主权国家，凭借政治强权向信用体系赋权形成的资本力量，也是国家逆周期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这看似对立的性质，反映出中国金融资本的内生性矛盾。
上一轮发生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中央政府针对国有银行强制推行的市场化改制，是中国金融资本成为独立的资本力量的催生剂。中国改革界的主流一直以美为师，由此在银行商业化改制之初就推行美国当代“混业经营”模式。中央政府从1998年开始着手银行与财政脱钩的商业化改制，2008年完成四大国有银行上市融资的股份化改制，这10年间的两大改制措施，恰恰都有外部金融危机作为背景。虽然中国基本具备了参与金融全球化竞争的制度条件，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对于向来以美国新自由主义金融体制为榜样的精英群体而言，不啻“浪遏飞舟”——西方连续发生金融危机的事实客观上阻遏了被精英群体主导的激进改制。
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形势比人强”。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造成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以后，在外需陡然大幅度下降直接导致外向型实体产业凋敝的影响下，中国金融资本也不可避免地逐渐产生异化于实体产业的趋势。尽管中央政府仍然强调“银行服务于实体经济”，但在4万亿救市资金大规模投放的背景下，货币信贷增速远高于GDP增速，工业增加值与M2及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出现背离。究其原因，尽管增加的信贷资金大部分进入国有企业承担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由此使中国成为全球危机中维持世界增长的“发动机”；但也有批评指出，救市投资没有带动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扩张，大量获得融资的非金融企业放弃收益低的基础产业，通过开展信贷、理财等业务进入金融行业。[64]
进而，从2011年国内房地产企业利润下滑，开始大规模转向西方模式的金融资本经济，房地产基金纷纷转战保险业、互联网金融等虚拟经济领域；同期，国内影子银行盛行，投机性金融市场快速扩展。近几年来，加快异化转型的金融资本集团与代表其利益的有关部门大力推出“融资融券”、金融期货、场外融资等一系列利于衍生品发展的交易工具。配合这个金融异化实体趋势的官方部门，也于2015年4月新推出几项股指和做空机制，这为海内外金融资本联手做空中国经济，制造了难得的历史性的机会。[65]在内外配合下，中国股市在2015年6—8月开始大跌。（参阅《专题6中国2015年股灾背景及过程》）
客观来讲，中国2015年多次发生的股灾和汇率波动，是中国金融资本纳入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发生的一场对决。
（一）资本项目局部开放
近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敞开半边，这恰巧给予了海内外金融资本集团这些年梦寐以求的做空中国、借机抄底的历史性机会。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势必是原材料和能源最大进口国，也就在客观上造成国内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间接造成国内利率上涨、融资成本上升，[66]内在地压迫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促使制造业衰落。如果这个外向型经济结构被其内在的客观规律约束，则反过来又使得国内各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大都渴求派生于核心国家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大量制造出来的“廉价外资”，也由此势必派生出大批对新自由主义金融制度几乎如痴如醉的拥趸。
于是，从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导致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本来需要勉力维护的主权币制实质性地被外储币制渐进抵消，对外开放资本市场成为国内新兴资产阶级众口一词的改革呼声。回顾历史，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曾向呼吁宪政改革的资产阶级妥协而推行了“路易十六改革”[67]。人们不该轻易忘记2015年股市下跌前那些金融全球化加速的一系列举措：为了方便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演变出的沪港通和深港通、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大扩容、A股纳入国际指数、上海自由贸易区率先向海外金融资本全方位开放等。
随之，沿海甚至内地中心城市也紧跟上海步伐，跃跃欲试。而多空大战的机会和条件，正是由这些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其实，这些所谓的资本项目对外开放，都与沿海地区强烈要求在体制上实现“去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有关，即要求中央让渡对外资进出管制的权力，以便由地方政府直接对接廉价外资。但是，中国的体制特色是对国家安全承担无限责任的只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承担最终还债的责任，等于是在迎接外国资本的过程中享受机会利益，却把风险向上传递给中央政府。[68]
据此来看，2015年6月开始的股市连续暴跌及其后人民币离岸汇率波动只是“扳机”，那不过是蝴蝶扇动翅膀——只要有人启动了某一个做空操作，便足以引起风暴。
为了防止股灾失控，中央政府动用大量国家财政资金，直接注资国有企业入市“做多”，抗衡内外投机资本“做空”力量。据估计，中国政府共动用近1400亿美元以避免股市出现崩盘式下挫。而有业内人士估计，包括社保、证金公司和其他入市机构投资者在内，救市资金达到2万亿—3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
但稳住阵脚后，中国的各类金融精英们还是没能反思，仍然顺从金融资本规律推动进一步金融深化。
股市大跌发生之时，2015年8月31日，四大财金部门（证监会、财政部、国资委、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现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通知》，主要内容是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大力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积极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创新支付工具和融资方式；通过并购贷款、境内外银团贷款等方式支持上市公司实行跨国并购。市场人士对此普遍欢迎，认为可以提升资本市场效率和活力。
这份通知的基调是在危机中进一步推动金融深化。会议强调国企改革需“做强做优做大”“优化企业管理”，强调防止国资流失。从某一角度来看，它符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早前在2015年6月5日通过的两个国企改革先导性文件的精神。央企的兼并重组可能朝着两个维度来进行：第一是针对外向型央企，通过兼并重组提升国际竞争力；第二是针对内向型央企，兼并重组将有助于这些央企压缩过剩的产能，应对过度竞争的恶性环境，从而集中做大。这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在危机时刻，这无疑是拿出央企最优质的资产向私人资本群体让利，并明确鼓励现金分红以增加股票市场的回报率。这也可以被看成是金融利益集团利用这次危机倒逼加速金融深化改革的一次胜利。
诚然，生产过剩压力下把社会累积的剩余流动性有序引入股票证券市场，以改善企业的融资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这个策略从应对危机本身而言是必需的，否则无处可去的资金便会有冲动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物业资产泡沫，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关键是如何防范金融利益集团绑架策略。
而在股票市场稍为喘定之际，中国在2015年8月11日进行了震动全球市场的汇率改革。
人民币“811汇改”
图1-5 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价差破纪录
图1-6 汇率维稳的代价
人民币贬值加速了本来的资金外流趋势。另一个隐忧是国内的富裕阶层开始抛售人民币买入美元等外币，或者在海外购置产业，把资产美元化或外币化。调整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后，中国国内汇市每天都有300亿到400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其后外电引述消息指出，中国政府大举抛售美债，金额估计1060亿美元，以缓和人民币过度贬值的压力，也可能是为了应付汇市大量的人民币兑换美元需求。资金以正规及非正规方式流出的情况趋于严重。某些报道甚至指2016年1月至9月间，大陆地区的资金非正常流失高达21400亿元人民币。虽然此数字准确性目前缺乏实证，但资金以非正规方式大量流失的情况令人关注。这方面俄罗斯的教训可为佐证：俄罗斯危机恶化的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国内资产权贵阶层大量向国外转移资产。
E7比较研究表明，越是借助国家赋权于信用体系形成高度“去在地化”的金融资产阶层，越是异化于本国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会自发地对本土社会、国家和民族怀抱忠诚，除非受制于严格和有效的制度约束。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印证，金融化财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流动性获利”特质，决定了金融化资产拥有者内生性地跟从金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这是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规律。任何新兴国家的政治家若是以为不断向“先富”起来的金融资产阶层让利，就可以吸引他们留下来同舟共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历史教训值得人们深切反思。
究其原因，在于金融资本的特性之一即依靠流动性获利。故而，作为最具有“非在地化”的资本形式，在资本运动中必然体现出“金融资本无国界”的特征，这也是全球金融资本共同的制度要求。因此，金融资本，不管是国内资本还是国外资本，对于在地化的民族国家都没有“忠诚”可言，其“亲和感”的对象只能是金融资本主义核心地位的国家或地区，即全球化金融资本流动的核心，例如美国或美国操控的伦敦、东京。
在一定程度上，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就是新自由主义[71]。近年来中国的顶层设计所提倡的深化金融改革，在政策解读过程中常被某些部门和部分学者曲解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思路，试图背离国家核心经济主权性质而跟从货币霸权国家的金融帝国主义，甚至反对“在地化”情感认同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相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旧的产业资本阶段的帝国主义“老三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72]，当代的金融资本更具有“新三性”：流动性、短期性、集中性。其中，流动性获利是金融资本的第一大特点，其他两个特性是派生的。因为追求流动性获利，就必然有短期性的、集中性的进入和退出。只有追求流动性才能实现资本获利，所以它希望全球都没有国界；同样，除了认同以军事力量维持货币及金融霸权的核心国，金融资本家也是无祖国的。据此，当代的新金融帝国主义也是“非在地化的”，它并不需要占领其他国家的国土，而是货币霸权国通过各种地缘政治操作及巧实力，弱化目标国的主权，以极大化核心国的币缘-地缘利益。
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定义为唯一的自觉阶级，在于他提出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就是所谓的“工人阶级无祖国”。但工人阶级没有实现“工人阶级无祖国”的国际主义理想[73]，因为产业资本和工人群体大部分是“在地化的”，产业资本的收益需要通过国家进行二次分配。因此，世界大战爆发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且以摧毁他国产业资本与工人群体最集中的工业城市为战争内容。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100多个殖民地附属国取得了独立，其中绝大部分由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成立了国家。而且新生的发展中国家以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工业化为奋斗目标，自然更强化了各种形式的民族资本主义。
20世纪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向世界蔓延的历史。其客观经验表明：只要是产业资本在地化发展，就不再有工人阶级单独追求国际主义的条件，尽管左翼运动和进步知识分子仍然把《国际歌》作为某种倾向表达……
相反，在21世纪的金融资本主导全球金融化的历史阶段，投机资本可以注册在开曼群岛[74]、巴哈马群岛，可以注册在任何一个低税制的小国，资本家并不在乎祖国在哪儿。或许可以借马克思的话改成我们的说法：金融资本集团只有完成对全世界的掠夺，才能最终消灭金融家自己！据此，似乎只有金融资本真正在追求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的“世界主义”，[75]它们的意识形态正是以“去国家化”为主要内涵的新自由主义。
（二）金融资本主义的最终内爆崩溃[76]
尽管秉持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对中国2015年以来股市连续下跌幸灾乐祸，但其实，“金融资本因异化于实体经济而无祖国”这个现象跟自由主义抑或极权主义也无关，只是金融资本阶段由不分国籍的海内外金融资本家操纵的多空战役的一个历史片段。
中国有些私人资本参与做空，和个别违背中央政府做多意图的国企管理层沆瀣一气，其实都是资本集团的利益代表或参与者，在本质上与海外投机资本并无差别，都不过是根据金融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资本市场上做“顺周期”操作而无任何良心之不安。
对此，人们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国家资本及其有关部门直接出手做多。无论成败，那也只是中国这个历史上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暴力革命形成的，因而应该对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的政府尽了其本应尽到的“逆周期调节”责任。
今天更为客观地看，中国2015年发生的股市暴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断深化所带来的结果。既然这种主流政策选择符合金融全球化，也理所当然地使得国际金融资本集团终于得到了历史性的做空中国的机会。显然，中国怨天尤人的股民们还要在嗟叹之余努力提高分析能力，才能理解出卖耶稣的犹大就在身边——“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外部的索罗斯们的作用，远不如中国内部的“邯郸学步”大赛的组织者们。
不过，中国单一执政党制的上层建筑确实能在关键时刻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2013年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之际，中国共产党开始强力反贪，屡破贪腐大案，震撼全国。可见国家审计、监察和金融资本管理部门对占据70%金融资产的国有资本尚能加强约束。由此可知，这个过去每次遇到危机都强制推行国家逆周期调控、致使某些利益集团受损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体制，既是中国应对核心国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比较制度优势”，也是西方软实力及其长期操控的中国学术界攻击的最重要的目标。
如果2015年这一次中国的证券金融监管部门不紧急采取措施，那意味着当股灾全面爆发的时候，就给了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和国内金融资本集团一次极佳的通过做空来抄底的机会，那将会让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输得更加惨烈。这些年通过压低劳工福利、破坏资源环境所积累的实体经济的那点财富，将会先被打压得一钱不值，然后外部资本再一拥而入抄底优质资产。这就像俄罗斯1991年施行的在西方思想指导下的“500天私有化计划”的深化改革新政策，造成本币坍塌、产业崩溃。
苏联改革中的“500天计划”
参考资料：[俄]Л.Я.科萨尔斯等著：《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石天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
整理：逯浩
金融资本如此反复洗劫实体经济，对于金融资本短期来看或许会有好处，但是从长期看，当金融资本把所有的实体经济都金融化的时候，最终将因为多空大战不能继续做下去而导致自身的崩溃，那它自身也就走向了灭亡。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提出基本规律的时候早就预见到，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时候，就会因金融资本自身的寄生性，而使得它必然是腐朽的、垂死的。[77]
在2016年之后的美国，地产商出身的“非典型”政治家以或明或暗地代表“铁锈带”和“99%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形左实右”诉求参选获胜，成为具有哲学上“否定之否定”意义的标志性事件，随之发生的是这个核心国的战略陡然朝着恢复实体经济转向。在没有新的意识形态解释之前，人们似乎只能理解为从符合金融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符合产业资本复兴需要的“新民粹主义”！不管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对此是否有理论解释，这种急转弯却是在被全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军事机器推进着！于是，无论原来跟从新自由主义的盟友还是来自外部阵营暗通款曲的“战略竞争对手”，都不可能在思想和行动上适应急转弯。
若据此看新兴国家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遭遇的困境，则会发现与本研究做的三组分类有明显的相关性。须知，这个金融资本通吃的世界已经越来越走向“全球竞劣”。最终出现的，是不能遏制贪欲的人类的“多输”结局。
1.币缘战略博弈下金融战争的风险
综合前述两大分析：全球币缘战略及中国内部金融深化所引发的潜在系统性风险上升，中国即将面对一次外部地缘战略强力打压及内部经济危机同步发生的高概率风险。不仅本书做此分析，在当前的全球币缘战略博弈的大棋盘上，不少分析者也指出中国面临金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金融战争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发展至一定阶段的特殊国家冲突形式。
控制国际金融及货币制度权的核心国家，需要占有在实体经济中积累利润的“边缘国家”的收益，才能维持金融资本集团的全球统治地位；这种榨取外部收益的特性，导致其势必利用软实力瓦解他国维护金融主权的制度体系，以及采取各种金融手段打击实体经济为主的目标国。例如，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集中攻击目标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汇率，使其陷入金融及经济危机；或者挑起地区军事冲突，令资金大量撤出；甚至可以以各种理由直接进行金融制裁。其目的是攻击目标国的经济及金融体系，最终削弱其整体国力，达致不战而胜的效果。
此外，金融战争的背后，也必然需要硬实力——军事战略的配合。
假设这个前提：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美元霸权，为了维护美元霸权，美国必然对任何有潜力挑战美元的货币进行“币缘-地缘”战略打击，不管是20多年前的日元、马克，还是十多年以来的欧元乃至接下来的人民币。那么，E7各国唯有中国在2015年之前一直在软实力屡战屡败之困境中仍然勉强地坚持货币主权！
由此，在2015年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前，美国还不大可能像对付日本那般，只用一道《广场协议》便能使中国乖乖地自行金融切腹。据此来看，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随着内部金融深化及人民币国际化而加速推进的资本项目开放。[78]
但美国的软实力进攻，一向是被硬实力所派生的……
美国军事上与政治上“重返亚太战略”，军事干预南海岛礁纷争，多种手段扶持“台独”“港独”，以及西部民族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等，都对中国造成巨大压力。采用硬实力贯彻国家战略的收获之一，就是2015年第7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70多项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
①推进自由浮动汇率，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
②资本项目开放，中方承诺增进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和投资者对其资本市场的参与，特别是开放债券市场；
③降低美资对华投资收购的限制；
④允许外资评级机构发布对地方政府债券的评级。
众所周知，全球金融评级服务由几家西方公司垄断，并且它们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表现出了为了利益纷争不断不专业和不诚信嘴脸，其本身就已经是信用破产的状态，甚至理应被追究法律责任。可是今天它们还控制全球的金融评级，赚取庞大利润。中国容许外资评级机构发布对地方政府债券的评级，等于让外国人操控本国的融资成本。当条件配合时，只要这些评级机构下调对中国的评级，国内的地方融资成本就会大幅增加，甚至直接引发债务危机象征的国家信用危机。
在美国把主要军力投向中国周边、造成战云密布的环境下，2016年6月的第8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首次决定给予美国2500亿元人民币的RQFII额度，该额度仅次于此前中国香港的2700亿元。目前，中国总共提供RQFII额度1.21万亿元，遍及16个国家及地区。据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更计划下一步在美国设立人民币清算行。虽然RQFII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进程，但一次性给予美国额度之大，明显期望以给予利益的方式来拉拢战略伙伴关系。
但这也是双刃剑，实际上给予了国际资本协同做空中国金融市场的条件。
也许中国的经济决策者有必要更多了解本书对新兴七国（E7）国家纳入全球化的教训的研究。如果不清醒认清中美正在解除耦合关系的重大币缘-地缘变动现实，还在一厢情愿地憧憬所谓的中美大国新型战略合作关系，以为单方面向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开放让利，便可以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那无异于给对方送上武器，再引颈待戮。
在E7比较研究中，我们吸取2015年中国股市的教训，认为金融管理部门应该加强防范金融风险。而对资本流动的适度管制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假设国际金融资本成功多方配合做空中国的金融市场，引发股市、银行和信托等领域的全面信用危机，中国央行在救市的过程中大量消耗外汇储备，外资撤出及国内富裕阶层把资产美元化并且转移到国外，便会同步爆发国际兑付危机。那么，接下来中国别无选择。国际资本一方面可以趁低廉价格吸纳中国有价值的资产，另一方面美国可以根据《中美投资协定》要求中国变卖最有价值的国有资产进行偿付，并且进一步瓦解中国的经济主权。[79]如果中国因内部发生重大变革而拒绝履约，作为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制定者的美国，便可以启动它近年操作完备化的最低成本、最大杀伤力武器——金融制裁，[80]更不用说能源及粮食禁运等其他贸易制裁武器。
一旦中国经济元气大伤，若不选择屈服，就只能面对最后的战争。如此来看，中国人似乎亟须同仇敌忾地唱响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国家金融安全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逐利本性驱动的金融深化，必然引发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上升。自2007—2008年经济大危机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内生系统风险一直维持在高水平。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发展借助IT业的技术创新，到21世纪之初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居高不下！因此，如何防范内外金融风险伤害国民经济，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巨大挑战，尤其是对在国际金融制度权下处于相对较不利位置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其中，以E7为代表的不甘沦为附庸的新兴国家，不得不面对外部地缘战略的强力打压，以及内部经济危机同步发生的高概率风险。
经历了早前盲目急促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恶果，中国的政策顶层近年似乎开始痛定思痛，几次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有关部门遂展开大规模反腐斗争，清理财经部门。201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把金融安全上升至国家安全的最高层面。7月14日中国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领导金融安全工作。监管当局也要严防国内资本外流到美国的泡沫资产市场接盘。2019年明确提出“金融供给侧改革”之后，又在2020年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义，在对“违纪”的银行高管通报处理的官方文件中，首次把“不执行中央关于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作为处罚的依据。
国家综合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将会是影响这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破坏全球供应链，造成产业大转移中的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3.金融化加速与去工业化的综合性危机
20世纪后期，除了东亚的日、韩和新加坡等尚能维持部分关键设备制造业之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资本相继大规模转移到包括E7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欧洲的金融资本，主导国家危机爆发的主要表现是股灾、本币大幅度贬值或债务违约……中国这种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爆发危机，主要表现是企业倒闭、工人失业[81]；但中国近期在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升级阶段，则有综合性危机的多种表现。
我们在2013年出版的《八次危机》里已详细分析过，1997年和2008年中国经历了两次严重的输入型危机，都是因为中央政府仍然维持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加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农村还能发挥作为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再配合其他应对措施，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因此没有爆发大规模危机。
但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再次遭遇输入型经济危机之际，虽然中国于2017年启动了“乡村振兴战略”来应对，却发现过去实现软着陆的经验未必还能奏效。因为，经历3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通过“撤村并镇”占用大量农村建设用地，特别是2013年开始的急速城市化，以及2014年确定全面深改促进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日趋商品化，农村作为综合性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已大为削弱。2015年的这一次对外开放资本市场为诱因的输入型危机直接造成2016年经济增速下滑，而如果“去工业化”造成的大批失业人员再也不可能回流已经被城市化破坏的乡村，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发生内生叠加外生因素的综合性危机的硬着陆，恶化本已严重混乱的社会局面。如何化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十次综合性危机，是当前最严峻的考验。
4.农业对国家应对危机的基础性作用
任何一个民族，必须有自足的或至少能维持基本粮食安全的农业生产力和完整工业体系，才算是真正独立自主的民族。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向金融资本阶段升级，改为按照市场交换计算增加值的GDP统计体系之后，那些维持传统农业并且有功于全球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国家，才因农业很少直接入市交换，而无一例外地在GDP竞争中落败，被认定为“贫困国家”。
但若从既往教训看，若忽略了农业对国家安全的基础作用，无论一时的GDP增长多么耀眼，也可能只是南柯一梦，最终都只会落得依附他国任人宰割的下场。
综观历史，任何一个曾经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都必须兼备强大农业生产力、先进工业能力及货币权，缺一不可。无论是荷兰、英国，还是当前的美国，都不例外。这本来是稍为研读历史便明白的常识，如果读了一些根据金融意识形态而编修的“先进”教科书，以为经济是线性发展过程，发展工业就要牺牲农业，然后发展金融服务业便可以放弃工业，却无视美、欧、日这些最先进、高度金融化的国家，不惜花费大量的财政补贴保护本土农业的简单事实，那就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
那么，谁最乐意推进这些“先进”教育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呢？正是在“后冷战”阶段就已经把握住单极霸权的核心国家——不仅始终坚持直接补贴来保护本国的强大农业生产力和高科技工业体系，而且可以利用增发货币及其背后的金融霸权去操纵大宗农产品期货投机，以资本优势及价格竞争来瓦解他国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最终得以使用粮食武器威胁他国主权。
中国用了几代人的血和汗，总算解决了温饱问题，不仅农村接近于实现小康社会，而且是世界上少数拥有完整产业体系的国家。据此来看，目前中国综合国力的根本支柱，不是那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吹胀，然后一下子又可以被戳破的金融资产，而恰恰是基本农产品能够相对自给的农业和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七、中国面临重大战略选择
“危机”，中文字义本来就是危中自有机。而英语的crisis，其希腊语字源为
，意谓“分歧点”“选择”。我们多年来提出危机论，并非为了吸引目光而危言耸听，而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的周期性，更重要的是提醒世人，每次一个国家面临危机时，其实都是面临发展路径策略的抉择。
中国古代哲人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在自觉推进向生态文明的战略转型：在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最高，并由此进入高增长的2003年，提出了“放弃单纯追求GDP”，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在仍然维持着高速增长的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并且在2006年确立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经济”发展目标：2012年换届之后新一届政府进一步确立生态文明发展战略；2015年明确强调深化生态文明改革的政策；2017年确立了有助于生态文明转型的“乡村振兴战略”……这些步骤表明中国已经确立了21世纪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发展目标。
但在上百年的产业资本阶段已经形成了老的利益集团，在21世纪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的过程中也正在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不仅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有机结合思想的执政当局，而且与社会公众之间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各自有利用新媒体及理论界的利益表达方式，因此，当前中国仍然面临两种发展策略或称经济领域的“两条路线”的选择。
第一条路线是深入贯彻两届政府明确提出的真正意义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
中国如果对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做出统筹协调，则需要针对复杂的利益集团形成各个不同层次的有效利益协调机制。产业资本内生性地要求标准化的规模经济，其与生态文明的矛盾在于后者的核心是人类与自然的多样性可持续。后者在发展战略上的内涵，首先是全面发展多功能的生态农业，在维护生态资源可持续的条件下改善小农生产和生活，维持中国社会的土地制度稳定基础，保障粮食主权，保证国民能享用安全的农作物；其次则是保护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按照生态文明思想下的产业政策加以优化升级。
承接这套生态文明战略的载体，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乡整合；而非有关部门几十年坚持的把“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的反生态方式。
中国虽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无疑付出了极大的生态环境及国民福利代价。这套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究竟是为了把污染留在国内，然后把商品输送到外国供人消费，还是服务于整体国民福祉？
中国必须大力保育生态环境，优化产能及产业结构，提升国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不仅是增加现金收入，还包括环境、医疗、教育、文化等），共享发展成果。而从生产环节征税向财产税为主的税制改革，无疑是其中的关键环节。虽然应该扭转过往在“亲资本”年代制定、倾向资本利益、由雇员劳动者主要承担税负的财税体制及名目繁多的行政收费制度，但这显然会遇到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另一方面，则应该创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及保护生态资源的税收环境，并大幅增加资产持有、转移的税负，使资产性收益不过分高于产业平均收益率，以免资本过度集中，流向寻租性及投机性的金融化项目。
至于金融，它的功能本来是为了创造流动性及调动剩余流动性以服务于实体产业的发展、促进技术的研发，以及保持商品和服务从生产至消费过程的资本循环的畅通。它应该是吸引价值投资者（value investors）的低调、沉闷的功能化金融，永远不能喧宾夺主，成为只吸引非短期投机者（short-term speculators）的泡沫化的、以流动性获利为目的的虚拟化金融。然而，对这种传统功能的制度维护，显然与正在要求扩大金融开放的利益集团构成了冲突。
于是，第二条路线恐怕是推行占据主流话语权地位的既得利益群体所要求的全面金融化。
2003年国际直接投资带动中国外向型经济高增长，外汇同步增加促进人民币对冲增发，这使得中国金融资本在最近10年间高速扩张，在总量上可与美元和欧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时候，若中国也按照核心国家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的“现代化”经验来走，则进一步的发展策略就是加速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靠资源资本化和价值虚拟化使金融资产价值急速膨胀。诚然，从核心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往往都会吸引一般中小投资者在高位时进场，变成实质上形同赌场的不平等零和金融博弈。并且，金融资本寄生于城市化核心地带的“中央商务区（CBD）”，资本高度集中，时刻伺机以短期炒作实现流动性获利，使得大城市产生的GDP增量最多。这也是很多城市政府热衷发展“总部经济”的内因。
有些金融机构增加朝向农村的流动性释放——推动“资本下乡”，其中不少资本是投机性的。其不是为了发展稳态、多功能的生态农业和新乡村建设，而是把农村土地货币化、金融化，并据此占有空间生态资源的资本化收益。
本来，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主义朝向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源于资本逐利的强大冲动，这是资本运动的规律。中国国内的金融资本利益，期望打造优质的金融资产池，并开放金融市场吸引国际资金流入，其中具有庞大的潜在利益期待。但在中国的金融资产真正发展成为优质的国际避险资产之前，如何防范因为激进的金融化及资本市场过度自由开放而爆发内生及输入型的系统金融风险，最终祸及整体国民经济？如何避免未见金融资本所渴望之利而反见一般百姓所受之害？这是金融精英必须向国民郑重说明的关键问题。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全球化处于解体的十字路口上，中国的高层决策者需要顶住国内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按照既定战略选择，真正走向生态文明为内涵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2012—2013年全球危机深化，新兴七国大部分堕入“发展陷阱”，导致全球需求显著下降之后，中国领导人于2013年把生态文明确立为国家重大战略，2017年提出把生态文明转型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这是近百年来追求中国模式的现代化的又一重大历史抉择。
本研究的理论创新，就在于强调核心国金融资本恶性扩张的“双重成本转嫁”主导了E7各国危机的演化。其中较特殊的现象是：全球危机之下E7各国相继堕入“发展陷阱”之际，唯有中国仍然保持贸易盈余和外资进入“双重增加”，同期造成国内货币大规模“对冲增发”，而迅速向金融资本经济跃升！由此可能演化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方面，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因坚持金融主权而得以在自己国家范围容许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这是与没有条件实现资本市场和外汇兑换管制的其他六国的体制最大的不同，但也构成了通胀基础。所以，在美国2018年发起贸易战、2019年公开把中国作为排名第一的对手而发起“新冷战”、2020年借助疫情推行“去中国化”的打击下，一旦外资逆转为净流出，就必然引发中国金融危机。另一方面，更为吊诡的是，本来就只“善谋内事”而不善于金融资本国际竞争的财经高官们，在内心对美国主导金融秩序认同的情况下，却反过来被这种制度牵着鼻子走向中美金融资本对撞！
好在，中国早在2013年就确立了朝向生态文明的重大转型，2017年确立了支撑生态文明转型的乡村振兴，2019年推出金融供给侧改革，2020年遭遇“去中国化”，则提出“国内经济循环”的对策。这些堪称未雨绸缪的大政方针，都有助于中国应对全球化解体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