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上古神话传说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上古神话虽然只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一种幼稚的认识，它反映现实的方式也是幼稚的、主观幻想的，其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都带有原始的性质，但是，它作为人类童年时代这一永不复返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仍然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而且，上古神话传说产生于我国文学史初始时期，在文学史上有开创作用。它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对后世文学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上古神话传说本是先民口头创作，植根于他们的劳动与斗争的生活，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愿望，对我国古代文学优良传统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后世作家那种善善恶恶的褒贬精神，也当从体现先民爱憎感情的神话作品里受到过有益的启示。特别是被艺术地概括在神话传说里的优良的民族性格，对后世文学在思想性方面的积极影响则更为深刻。屈原对清明政治的追求，陶渊明对桃花源式的乐园的向往，李白“谈笑安黎元”的抱负，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望，都与富于理想的民族性格一脉相通。干将、莫邪之子的头被楚王放在汤镬里煮了三天三夜还不烂，而且“踔出汤中，踬目大怒”（《搜神记》卷十一），这种复仇抗暴的精神，同刑天反抗天帝的“猛志”就极其相似。六朝志怪小说、唐人传奇以及后来小说戏剧中关于死后变厉鬼报仇的故事，也在某种意义上再现了神话英雄死而不已、执着顽强的斗争意志。
上古神话传说往往是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有着丰富多样的内容，后世文人因而喜欢加以利用，作为自己的创作素材。历代以神话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对禹、契、后稷等神话传说人物的讴歌，一直到清代小说《镜花缘》对《山海经》所记远国异人、奇禽怪兽的利用，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以神话为素材的作品系列。
神话给文学发展提供丰富的素材，当然是它影响后世文学的一个方面，但是，更有意义的影响则表现在创作方法上。
神话传说里固有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经后世文学艺术家反复提炼、加工之后，便逐渐构成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这种创作方法的主要特征，通常就是用神话形象及别的神话因素表达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评价。这一特征表明，神话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何其深远。
最早以神话为素材，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当推作于战国中期的《穆天子传》。作品虽然只是描述了周穆王驾八骏远游的事，其重点又只是在穆王和西王母的关系上，但是它却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个广大、神奇的旅游天地，可以使人开阔心胸和眼界；而且它的一部分人物和故事，刚从上古神话脱胎而出，更能显出上古神话的影响。
广泛取材于神话，并继承、发展了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家，当首推屈原。《九歌》运用灵秀的笔触和优美的语言，细致地描绘了日神、云神、山神、水神、司命神等一系列神话人物的活动和思想感情，显示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及其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离骚》所述屈原为了祖国和人民体解未变、九死不悔的决心，同神话英雄的斗争精神是相通的；诗人那种乘龙御风、使令诸神、上天入地、见重华、求神女、问卜于灵氛和巫咸等等奇特的幻想，也当得力于他对神话的喜爱和熟稔。《天问》所提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大多是关于神话传说的。其中“鸱龟曳衔”和“化为黄熊”（鲧神话）、“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和“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羿神话）等等故事，还是最早见于记录。诗人在这首长诗里所表现的主题，不是对神话传说的怀疑与否定，而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真理的探求。
战国时代，受神话影响较深的，还有《庄子》一书。书中不少寓言是根据上古神话改编的：《逍遥游》里的鲲和鹏，都是《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记黄帝的孙子、北海神而兼风神的禺强的化身；同篇藐姑射，就是《海内北经》所记的“姑射国”；《应帝王》里的没有七窍的浑沌，即《西次三经》所记“浑敦无面目”的神鸟帝江；……这些神话材料的采用，使本来“恍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庄子散文，更加焕发出浪漫主义的光彩。
汉魏六朝的诗歌、小说及赋体作品（特别是从张衡的《二京赋》以后的作品）中，采用神话材料和形象的情况很普遍。如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里的第九首（“夸父诞宏志”）和第十首（“精卫衔微木”），不仅把古神话中斗争性最强的几个英雄的精神充分地表达出来，而且显示了诗人思想性格里“金刚怒目”的一面。至于《列女传·有虞二妃》里关于娥皇女英教舜穿鸟工龙裳，以免于涂廪浚井之难的故事（《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引，今本《列女传》无），以及《搜神记》里所记蚕马、盘瓠故事，都比较接近原始的神话材料。
唐代诗歌取材于神话者，为数相当多。如李白、卢仝、李贺、李商隐都喜欢以神话入诗。卢仝的《月蚀》和《与马异结交》二诗，几乎全用神话素材写成，颇富浪漫情调。李贺常常在自己的诗篇里运用“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七星贯断姮娥死”（《章和二年中》）一类神话形象，构成凄艳奇幻的浪漫主义特色。李商隐的诗作中则有许多巧用神话典故的佳句，如“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等。李商隐尤其喜欢取嫦娥神话入诗。如《嫦娥》一诗即通篇皆以嫦娥为描写对象。
唐代诗歌中，浪漫主义手法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兼而有之的，首推李白的作品。作为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李白同屈原一样，非常喜爱和熟悉神话，在他的诗作里随处可以欣赏到神话典故的活用与妙用。诗人大量驱遣神话典故以发泄心中的苦闷和忧愤，同屈原的作法也颇相近。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描绘烟缭云绕、电闪雷鸣、神仙遨游、熙来攘往的神话境界，以与庸俗、污浊的现实生活对立。又如在《蜀道难》里，诗人通过想象把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神话传说编织起来，构成一幅蜀道险难的奇异图景，寄寓着对表面安稳而危机四伏的现实的讽刺。李白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抨击，在《梁甫吟》一诗里表现得更加突出：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
这里的几个句子，同屈原《离骚》、《天问》等诗中的相关语句，在化用神话典故及采用浪漫主义手法方面，也是一脉相通的，而描写更直露，感情更激越。
宋代以后，小说、戏曲、诗词等继续受着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影响。这种影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小说作品里。宋人小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代小说《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六卷八十回，周游著）、《西游记》、《封神演义》，清代小说《镜花缘》，等等，都是取材于神话传说并且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神话的浪漫主义传统的。其中《西游记》是一部最成功地运用神话的浪漫主义手法并发扬其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伟大小说。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乃直接移植唐传奇《古岳渎经》里的神话形象无支祁，而且间接受到过夔神话的影响。孙悟空大闹天宫及“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第七回）的思想，同共工与颛顼争帝、刑天与帝争神的叛逆精神，有相通之处。孙悟空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斩妖锄魔，也有羿射十日、为民除害的遗风。
上古神话传说是浪漫主义的源头，在它的影响下，不仅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和作品，而且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声势浩大、奔腾不息的浪漫主义巨流。
上古神话的悲剧美和崇高美，及其众多文学形象，同样给后世文学以不少有益的启迪。在我国文学史上，悲剧艺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离骚》、《孔雀东南飞》、《窦娥冤》等伟大作品，都是悲剧艺术的代表。这些作品通过悲来表现崇高，借助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来预示希望和光明，同神话故事所体现的美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悲剧艺术传统的形成，同神话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神话形象的影响，在肖像描写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在神话传说（特别是纬书神话资料）中，对于主人公的形貌，已有极简古的描述。如写“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东经》）。又如写“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列子·黄帝篇》），“伏牺大目”（《艺文类聚》卷十七引《孝经援神契》），“庖羲须垂委地”（《天中记》卷二二引《帝王世纪》）。神话传说在肖像描写方面的最初尝试，给后世作家的影响很大。首先，神话英雄的肖像模式，是小说和戏剧中“脸谱化”的滥觞。其次，静态的、单纯正面的肖像描写，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占有很大比重。尽管长篇章回小说开始有所突破，但它们的动态（或情态）的、多侧面的写法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第三，小说里用以描绘人的外貌的动物特征，乃是人类始祖的图腾特征的残留。虽然肖像描写经历了一个由“动物形”向“动物人类形”进而向“完全人类形”的演变过程[13]，但“龙颜”、“赤髯如虬”、“螓首蛾眉”、“燕颔虎须”、“丹凤眼”等等刻画肖像的套语，作为神话的影响的标记，却长期被古典小说家们所沿用。
此外，神话传说在提供肖像模式的同时，还为后世作家提供了某些故事类型。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神话的影响同样是值得注意的。如应龙以尾画地助禹治水的故事（可以叫做“动物辅导建造型”），志怪、传奇的作者就仿效其类型写过许多作品。《搜神记》卷十三《龟化城》云：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14]
同书同卷的《马邑城》、卷十四的《撅儿》等皆属此型。又如“望夫型”的故事在小说和民间传说里颇多。《舆地纪胜》引无名氏《临海记》云：
五龙山脊，有石耸立，大可百围，上有丛木，如妇人危坐。俗号“消夫人”。父老云：昔人渔于海滨不返，其妻携七子登此望焉，感而成石。下有石人七躯，盖其子也。
刘义庆《幽明录》里的望夫石的故事，也属此型。该型故事亦仿自洪水神话。《吕氏春秋·音初》载涂山氏女候禹于涂山之阳，并作《候人歌》。后人把这个情节同涂山氏因禹化为熊而感到惭愧，自己也变成石头的情节捏合在一起，种种很流行的望夫石的故事便逐渐产生出来。夸父的手杖化作邓林的情节，则孳乳而成后世民间文学中为数最多的所谓“遗物型”的故事。
[1] 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按：神话的历史化，是在许多民族中都曾发生过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哲学家爱凡麦（Euhemerus）认为，神话是英雄史迹的夸大叙述，神话中的人物原来都是历史上的帝王或英雄。他的主张被称为爱凡麦主义（Euhemerism）。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Maspero）所著《〈书经〉中的神话》（冯沅君译）一书于是又把“神话的历史化”称为“爱凡麦化”。
[2] 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始见于三国时吴人徐整所著《三五历记》（《艺文类聚》卷一引佚文）。其见于记载虽稍晚，然其由来颇悠远。今人常任侠说：“伏羲与槃瓠为双声，伏羲包牺盘古槃瓠可通，殆属一词。”（《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更证以苗、瑶、侗等少数民族口头传诵的关于盘古或槃瓠的神话。并可见盘古神话源流之古。
[3] 《淮南子·天文》：“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其雨。”高诱注：“丰隆，雷也。”张衡《思玄赋》：“丰隆
其震霆兮，列缺晔其照夜。”（《文选》卷十五）李善注：“丰隆，雷公也。”
[4] 茅盾说：“应龙与水潦的关系，却大概可以决定了的。”（《神话研究》）当是。
[5] 《列仙传》一书，旧题刘向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是魏晋方士所作。但汉末应劭《汉书音义》已引其文，可证旧题不误。
[6] 《山海经·中次六经》：“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无草木，无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蜜蜂有神来掌管，即是对养蜂业起源的一种解释。
[7]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帝俊及羿禹》，袁珂《中国古代神话·羿和嫦娥的故事》、《古神话选释·羿与嫦娥》，均主此说。
[8] 详见《山海经·海内经》及《史记·周本纪》。
[9] 《世本》（张澍稡集补注本）：“胲作服牛。”胲即王亥，服牛即驯牛。《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仆牛即服牛。《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10] 汤伐桀的神话，详见《墨子·非攻下》及《吕氏春秋·慎大》。武王伐纣的神话，详见《淮南子·览冥》及《韩诗外传》卷三。
[11] 袁珂说：“巨鳌戴山的神话，虽然出于疑为后人伪作的《列子》，但实际上应当是一个相当古老的神话了。《楚辞·天问》即有‘鳌戴山抃，何以安之’这样的问语，王逸注《列仙传》（今本无）亦云‘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而抃舞戏沧海之中’，可见的确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神话故事。”（《古神话选释》）当是。
[12] 请参看褚斌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悲剧美和崇高美》（《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
[13] 参见李福清（Б.Л.Ρифтин）《中国古典文学在苏联》（田大畏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4] 引文据中华书局汪绍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