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三溪”

浙江义乌市曾出过三位医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终，他们都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元代的朱彦修被后人尊为“丹溪先生”，是“三溪”之首。他原本醉心于理学，三十岁时母亲患病，众医家久治不愈，开始留心医药。先自学《素问》三年，治好了母亲的病，但并没有就此以医为业。四十岁时再次研读《素问》，感悟又深一层。四十四岁时，听说有名医罗知悌，亲往拜访十余次，终于被罗知悌接纳。在罗知悌处学习多年，见识到了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王海藏诸名医的著作，眼界顿开。又经过近三十年的临证，形成了“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的学术思想。留下了《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心法》三书，被后世尊为“滋阴派”鼻祖，与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共享“金元四大家”之名。

朱彦修所居住的村子叫丹溪村，后来人们就尊称他为“丹溪先生”或“丹溪翁”。丹溪先生去世后，墓地被修成了丹溪陵园，以供后人凭吊。丹溪翁的事迹在当地世世代代流传，他逐渐变成了当地人心目中的“菩萨”，所以，丹溪陵园门口卖香火的老人们常常对游客说：“给菩萨上炷香吧，他会保佑您”。

丹溪翁去世后八十年，正值明英宗正统年间，虞天民出生，他是“义乌三溪”中的“花溪”。虞天民和别的孩子一样，从小立志走科举之路，虽然家里祖辈几代人行医，但他并没有就此习医，后因母亲生病，才转而研读医学。他的学医之路主要是研读家传医学与丹溪医学。几经寒暑，虞天民之医术大进，为人治病辄验，很快成为了当地名医。

虞天民晚年自号“花溪恒德老人”，七十八岁时写成《医学正传》一书，此书收集了朱丹溪的大量医疗经验，并将家传验方一一公之于世。部分病证附有医案，即使治疗不效之处亦直言不讳，如“胃脘痛”一节载医案一则：一男子三十五岁，胃脘疼痛经年，面黄形瘦，纳食少，常有腹中胀满感，来虞天民处求诊，予以加味枳术丸，服后不仅无效，疼痛反而加剧，叫号之声闻于四邻，患者不堪忍受病痛折磨，向父母妻儿写好遗嘱，准备自杀。家属又请来虞天民诊治，此次处以大剂桃核承气汤，连服两次，大下瘀血四五碗，之后三天疲倦不能言语，令家属少量喂服稀粥，慢慢调理，最终痊愈。

“花溪恒德老人”凭借自己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成为了当地继朱丹溪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名医。他的医学著作除了《医学正传》，还有《苍生司命》一书流传至今。

丹溪翁去世后五百二十五年，花溪恒德老人去世后三百六十六年，陈无咎诞生。陈无咎起初也立志走科举道路，而且还小有成就，在宣统元年，二十六岁的陈无咎补博士弟子，举省试高第。只因七八岁时患了疟疾，此后每年夏秋之交要发作一次，并且每过一年，发作的病程就要长一点，二十二岁时寒热往来竟然月余不愈。遍请当地的医生治疗也没有治好。此时，陈无咎的母亲给他讲了乡贤丹溪翁因母病学医的故事，建议他学医以自救。陈无咎聪慧过人，很快找到了《景岳全书》的四兽、休疟二方，用这两方加减服用，竟然一剂起效，数剂痊愈。病愈之后，他对中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陈无咎并没有因此以医为业，而是以天下为己任，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工作。期间，他为孙中山、于右任、沈钧儒等许多革命元老诊治过疾病，而且效果奇佳。随着屡次革命的失败，陈无咎开始隐居，并以医为业。陈无咎的出生地有黄山溪，加之对丹溪翁的仰慕，行医时就以“黄溪”为号了。

陈无咎后半生主要在上海行医，因仰慕乡贤丹溪先生，遂创办丹溪学社，自任教授。不过，黄溪先生身上体现的更多是丹溪翁精研《素问》，善体物性的精神，而非丹溪翁的一法一方。陈无咎于解放前去世，留下了《明教方》《黄溪大案》等著作八种。限于历史条件，这八种著作流传不是很广，直到2010年才被收入《名医遗珍系列丛书》重版。

“义乌三溪”，有着类似的医学经历，他们起初皆不以医为业，后因家人或自己生病转而学医；他们在学医的过程中，都重视《素问》的研究学习；他们临证时都精于脉诊，预断病情之准确都曾令患者叹服；他们都著书立言流传后世，而且对医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种种相似，使“义乌三溪”成了中国医学史上不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