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相关“域内文本”田野

自人类社会建构以来，所有的创新无不建立在一定的传统基础之上，创新也只是一对相对于传统的人为存在物，它们是二元对立的观念物象，是人们评判社会发展程度的依据来源。事实上，随着时空的更变，传统与创新也只是一对具有一定相对性的术语而已，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也将随着时空的变迁而被不断重构，以满足新的时代诉求。基于传统的重要性和创新的必要性，在开展问题研究时，有必要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粗探，尤其是对“域内文本”的梳理极为重要。介于研究的向性问题，本文主要基于人类的消费行为来展开相关“域内文本”的田野工作，以便较好地把握研究思路。

消费乃人类最基础的本能实践。无论是人为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还是最为初始的自然之物，无不成为人类消费的对象和内容。可以说，消费一直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自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一方面人类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性的破坏，甚至出现裂变式的生态危机。这些不可磨灭的事实，源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人类非理性和膨胀式的消费行为。实际上，生态危机是人类生产实践与消费行为调适不当所引发的一种生态失衡现象。当然，这些难题并非无解。近年来，人们开始反思和研究自身对自然生态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并着力寻求一种与自然生态和谐互动的良性发展路径，即转变人类自身的消费模式，从而建构一套全新的生态消费文化，以服务于人类生态文明建设。当前我国所倡导和建构的“两型社会”，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正符合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是一种行为规范，也是一种生态消费文化，它对于我国创建生态文明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可以说，生态消费模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终极支撑。当前，就人类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国内外学术界主要基于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等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大多数探讨和研究的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消费理论探研历程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就曾在《光明日报》《求索》等重要报纸和刊物发表了《论生态需要》《再论生态需要》《关于生态消费的几个问题》《消费文化学》等相关著述，重点阐述了生态消费力、绿色消费、和谐消费、消费文化、生态消费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发展生态消费，满足生态需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问题。在《论生态需要》一文中，尹世杰教授明确提出：“生态需要，不仅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存需要，也是很重要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生态需要得到较好的满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反映了人的本质要求；要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审视生态需要；从文明的高度、从文化的高度去引导经济、社会的发展。”[1]除此之外，尹世杰教授还把研究领域由经济消费拓展到文化消费，提出了精神文化消费、消费文化等新概念，强调文化教育是第一消费力，倡导建立消费文化学，研究探讨消费文化的形成、变化、发展规律。

学者刘志飞在《生态消费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一文中，认为消费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一种体现人的道德价值观的伦理文化现象。创建生态文明社会必须改变人类现有的消费方式，推进消费方式生态化，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重塑消费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持续性和谐。[2]薛萍在其《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生态消费理念研究》一文中，认为生态消费理念是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对旧的消费观念的一种批判，它是一种建立在生态价值观基础上的消费伦理，它要求人类在生产、消费的过程中体现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观。该文指出，生态消费伦理是对现代西方消费伦理的超越，并指出传统生态消费理念的积极意义及其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揭示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消费理念的关系，提出科学生态消费理念确立的理论依据，以及基本内涵、逻辑构成。[3]

尹华北、文国权在《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与王埃亮先生商榷》一文中，对消费文化的内涵给出了独到的见解，并认为消费文化作为指导消费者行为的一种准则，是用来指导、规范和制约某一特定社会成员的行为、消费观念、消费价值观和消费习惯的综合，是文化这个大系统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4]邱耕田在《生态消费与可持续发展》一文中提出，生态消费是一种绿化的或生态化的消费模式，它是指既符合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一种消费行为。此定义凸显了一种系统的观点，即把人与生态环境共置于一个系统之中，并把人类的消费纳入生态系统之中，接受生态系统对人类消费的约束，使之与生态系统协调统一。[5]又如胡江在《生态消费——迈向21世纪的新消费》一文中指出，所谓生态消费是指消费的内容、方式符合生态系统的要求，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助于消费者的健康，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探索，生态消费理论在我国逐步形成体系，并助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在国外，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一书中就提到：“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就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而言，恩格斯给出了经典的论断：“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8]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人和大自然应该和谐相处，如果人类不善待自然，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和报应，人类活动的结果将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其《区隔》一书中，重点揭示了文化、社会结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从社会阶级和品位的角度阐释了他对消费文化的理解，从社会阶级这一方面提出了理解消费文化的另一种途径。

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从消费文化入手，论述了后现代社会的特征、消费文化对后现代的影响，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人物。他将消费文化置于后现代社会的语境下，提出消费是后现代社会的动力的观点。以符号与影响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消费，引起了艺术与生活、学术与通俗、文化与政治、神圣与世俗间区别的消解，也产生了符号生产者、文化媒介人与文化资本家。消费所形成的消解，即使后现代社会形成一个同质性、齐一性的整体，又使追求生活方式的奇异性，甚至反叛、颠覆合法化。他的这种后现代研究的方法对于研究消费文化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英国社会学家西莉亚·卢瑞在其著作《消费文化》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她看来，消费文化是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她借用了“艺术—文化体系”这个词语来阐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并重点强调了美学知识在消费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性。

（二）生态消费行为与生态消费模式构建演变

自从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逐步形成一套低消耗的生产体系和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人们的生活以一种积极、合理的消费模式步入小康社会以来，我国学术界便开始探讨消费模式的转变，生态消费模式也因此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学者徐长山在《消费方式：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转变》一文中提出：“生态消费是一种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新的消费方式，它倡导适度的消费规模、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健康、科学的消费行为。”[9]又如黄志斌和赵定涛在《试论未来的生态消费模式》一文中提出：“现代‘非生态化’消费模式的困境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考虑起生态模式的消费。以尽可能低物质消耗换取尽可能高生活质量的生态消费模式是人类迎接美好未来的综合最优的理想模式。”[10]除了国内学者普遍关注人类生态消费行为和生态消费模式研究以外，国外学者也热衷并致力该领域的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呼吁对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环境问题制定新的应对战略。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农业学家莱斯特·R.布朗在他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明确提出要通过转变人类的消费方式，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消费方式，以此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中也提到，建立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消费方式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会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构成危害。

（三）我国少数民族生态消费文化研究

目前，就我国少数民族生态消费文化研究而言，学术界研究成果相对较少。1998年学者陈伟明在其《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饮食消费与民俗文化》一文中，主要从主食和副食的生产消费及饮食民俗方面来阐述与探讨了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活动与特点，以及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状况与特色。肖雅锟在《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审视》一文中，重点探讨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规范效力、保护物种多样性的作用，以及对增强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等，认为其理论对于构建现代生态伦理、提升社会的生态道德观念、促进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以及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借鉴意义。朱艳飞也在《试论贵州生态消费模式的构建》一文中重点探讨了贵州生态消费模式、生态消费模式构建的重要性、生态消费模式制度缺失及其对策路径。通过梳理生态消费文化相关研究文献发现，目前学术界主要从经济学视角来关注和研究人类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当然，从其他学科来探讨和研究人类生态消费文化也并非没有，只是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然而，在我国，把某一个特定民族的消费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几乎是一片空白，有待深入研究。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倡导和构建“两型社会”，旨在创建一个和谐的生态文明社会。生态消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支撑，这在客观上要求人们转变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构建一套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模式，即生态消费模式，以服务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参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们共同体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苗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一方面，许多苗族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部分苗族生活聚居区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甚至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是人类对自然生态过度消费、“非理性”消费所致，从而引发整个生态失衡。事实上，这种矛盾并非不可调解。除了使用现代所谓的“科学”以外，巧借传统智慧也是一种有利的路径。

苗族，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人们共同体，在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充分运用自身劳作智慧，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就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而言，苗族先民曾给过科学的诠释。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具体行为，无不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性。他们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生态消费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对苗族人民的消费行为有所规范，而且对于苗族社区持续稳定发展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深入挖掘和探究我国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不仅可以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白，对于正确引导苗族人民的消费行为也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进而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推进。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指出：“盲目追求GDP总量，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建立在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必须向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即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因此，倡导和发展生态消费不仅符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政方针，也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苗族生活聚居区内，有许多传统智慧和地方性知识，尤其是苗族生态消费文化，它对于苗族人民的消费行为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强调和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性、持续性。在这种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双重影响下，苗族社区内的人、自然、社会一直保持和谐稳定的状态。应该深入挖掘和研究我国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并使之成为一种治理资源，服务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