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选取及研究方法
中国的古代先贤对自己的民族语言早就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音韵、训诂、文字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语法方面的探索性研究成果也散见在诸书当中。汉语在表示语法意义方面，主要不是依赖形态的变化，语法标志相对隐蔽，虚词和词序的作用格外重要。这一点我国古代学者早有关注，对虚字的分类和作用也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察，只是多集中在释义的层面。
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有机会接触汉学和兰学，受到两种外来文化的刺激，他们得以在对比中分析语言特点，对汉语特点的认识也有不俗的表现，最主要的就是产生了清晰的汉语词类观。有了词类划分的意识，汉语研究就有了基本的条理，他们也因此发现了一些符合汉语语言事实的规律。
1980年，汲古书院出版发行的六卷本“汉语文典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由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小岛宪之和户川芳郎共同选编而成。丛书的序言指出：“汉语助字于构文发挥着微妙作用且变化多端，欲捕捉并非易事；尤以汉诗助字，更别有一层精微之妙。想要捕捉此种微妙，江户时代的儒学者们经历了重重艰辛。这份艰辛不仅在于阅读汉诗汉文时的被动，同时还在于想要以创作汉诗汉文为己任的能动之中。于是，产生了很多研究助字的专著。同时期的中国正值清代，王氏父子的《经传释词》，探究先秦古典中的助字，创见卓说不胜枚举，确实难以比肩。可是大典禅师的《诗语解》《文语解》《诗家推敲》举例丰富，胜过刘淇；荻生徂徕的《训译示蒙》、伊藤东涯的《用字格》，实属一流；即使二、三流的著作也各具其时代意义。如今本丛书将其汇聚一堂，以资汉学者参考回顾；也为国语学者、国文学者，提供易被忽略却不容错失的一面内容。”[15]
可见“汉语文典丛书”收录的十五位江户学者的著作，是存世著作中的典型作品，因而本书以“汉语文典丛书”材料为依托，选取文献进行探讨。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汉语文典丛书”没有收录早期毛利贞斋的著作。毛利氏的《鳌头助语辞》受到后期《重订冠解助语辞》的覆盖；《训蒙助语辞谚解大成》只是一本俚谚抄，这两部著作本书不做分析。仅以《重订冠解助语辞》一书来探讨毛利氏的注释内容，观察江户早期的虚词释义面貌，且已通过《续修四库全书》找到此书存本。
表1-1呈现了《丛书》中收录的二十九种著作，简介各部著作的作者、刊行年份、卷数情况。其中部分著作是再版的版本，其刊行年份不能代表著作发生影响的最初时间，这点会在其后对应的正文中详加说明。另外，毛利贞斋的三部著作虽然未在“汉语文典丛书”收录之列，但作为研究的发端文献，将其一并列出，以示江户时代虚词研究文献的大致面貌。
表1-1 《汉语文典丛书》收录著作
表1-1 《汉语文典丛书》收录著作-续表
在“汉语文典丛书”收录的著作中，荻生徂徕《译文筌蹄》《译文筌蹄初编》《译筌后编》，以及松本愚山《译文须知》虚字部、实字之部，主要训释动词、形容词等，成书主旨在于讲解汉和翻译要领；皆川淇园《虚字详解》《实字解》也以释动词、形容词、名词为主，《助字详解》文字晦涩，难以译读；太宰春台《倭读要领》主要讲解汉文训读法；伊藤东涯《操觚字诀补遗》、青山居士《译文筌蹄字引》是附录性内容；北条让《助字辨》篇幅过小、疑未完成。因此，对于这些著作暂不做专门讨论，而以表1中列出的其他十八部著作为对象，来分析江户儒学者的古汉语虚词研究概况。从最初注疏、译解《助语辞》，到脱离《助语辞》展开独立的研究，再到江户末期虚词研究的逐渐衰落，依据研究的阶段性特点，其研究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江户前期，从1641年《助语辞》在日本翻刻刊行开始，到18世纪初《语助译辞》的问世，虚词研究依附于《助语辞》，围绕它展开翻刻、注疏、扩充、和译等研究工作，释义上以继承前代为主，辅以一部分个人见解。实际上是对《助语辞》及我国古代虚词注释成果的总结整理。作为虚词研究的发生期，为其后的研究奠定了释义基础。后来，1762年问世的冈田白驹《助辞译通》也沿袭了这一时期《重订冠解助语辞》的释义成果，为便于分析，将此书也提到该期。代表性著作有：
（1）毛利贞斋：《重订冠解助语辞》[16]（1717）；
（2）三好似山：《广益助语辞集例》（1694）；
（3）松井河乐：《语助译辞》（1719）；
（4）冈田白驹：《助辞译通》（1762）。
第二时期是江户中期，从18世纪初荻生徂徕、伊藤东涯的著作开始，到18世纪中后期，皆川淇园、大典禅师的著作问世的这一时期，虚词研究脱离《助语辞》，以著者自己的见解，完成对汉语虚词意义、用法的训释。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一时期虚词研究以清晰的词类划分理论作为指导，思路开阔，结论可信。虚词研究的发展期，较发生期有了极大进步。代表性著作有：
（5）荻生徂徕：《训译示蒙》（1714～1715）；
（6）伊藤东涯：《新刊用字格》（1711）、《助字考》（1716）、《操觚字诀》（？～1736）；
（7）皆川淇园：《太史公助字法》（1760）、《左传助字法》（1769）、《诗经助字法》（1783）；
（8）大典禅师：《诗语解》（1763）、《文语解》（1772）、《诗家推敲》（1799）。
第三时期是江户后期，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的这一时期，除东堂弘的《助辞新译》取得了一些成果外，其他各书在研究中过度求新求异，释义多凭主观臆断，最终曾盛极一时的虚词研究由此逐渐衰落。代表性著作有：
（9）河北景桢：《助辞鹄》（1786）；
（10）三宅橘园：《助语审象》（1817）；
（11）释介石：《助字
》（1861）；
（12）东堂弘：《助辞新译》（1870）；
本书以年代为纲，就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做出评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评价江户时代有影响的汉语研究著作的得失，从语法分析的角度去探讨这些著作的研究特点，揭示其释义方法、术语体系，以及汉语词类观等内容。此外，江户正值我国明末到清代前中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虚词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如袁仁林《虚字说》、刘淇《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经传释词》等书，均不乏精辟说解。因此，将中日同期的虚词研究加以比较分析以凸显各自的研究特点、确定其学术价值。
关于汉语白话的研究著作，则从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些教材的特点，分析冈岛冠山对教材内容的处理原则等。涉及的教本包括《唐话纂要》（1717）；《唐译便览》（1726）；《唐话便用》（1726）；《唐音雅俗语类》（1726）；《经学字海便览》（1725）。
[1] 王勇主编《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4页。
[2] 〔日〕八木壯一主編《宮内庁書陵部影印集成2·日本書紀二》，東京：八木書店，2006，第160～161页。
[3] 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93页。
[4] 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第291页。
[5] 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第193页。
[6] 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第292页。
[7] 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おける支那俗語文学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第417～421页。
[8] 鲁宝元主编《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江户时代唐话五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第61页。
[9] 〔日〕牛岛德次：《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甄岳刚编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10] 王寶平：《清代中日学術交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
[11]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商务印书馆，2006，第389页。
[12] 杨初晓：《日本研究汉语语法的历史》，《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3] 王宝平：《〈操觚字要〉考》，《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
[14] 王雪波：《荻生徂徕〈训译示蒙〉的古汉语虚词研究》，《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9期；王雪波：《伊藤东涯的古汉语虚词研究》，《东方学术论坛》2017年第3期；王雪波：《江户时代皆川淇园的古汉语虚词研究》，《东方学术论坛》2018年第3期；王雪波：《日本江户时代〈助语辞〉研究》，《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11期。
[15] 翻译自“汉语文典丛书”第一卷序言，第1～3页。
[16] 《重订冠解助语辞》是《鳌头助语辞》的精校本，两书只是精疏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