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进程中的优势演化

中国经济特区的工业化普遍起步于“三来一补”，凸显了经济特区工业化启动时期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今天的经济特区经济依然高度外向，但是其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力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培育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和高科技产业集群。尤其是深圳，依靠自身以及周边生产制造体系支撑，发展出全球领先的硬件创新能力，被称为“硬件硅谷”。中国经济特区卓越的创新表现为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工业化深化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本节着重阐述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的特征及其表现、演化路径与构成因素（经济特区钻石模型）。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特区的改革特征、开放特征以及创新文化特质，对于经济特区成功建立竞争优势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特区能够在工业化深化阶段有如此优异的表现。

一 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的特征与表现

（一）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的特征

中国经济特区在应用创新领域建立了成本领先、速度领先、与发达国家错位竞争的节点性竞争优势。在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演化的工业化深化假说中，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深化阶段，建立起的是一种与发达国家错位竞争的节点型比较优势。这种错位竞争，指的是发展中国家不直接和发达国家在基础创新、原始创新上进行竞争，而是充分利用自身的禀赋结构与产业基础，在应用创新领域取得成本领先、速度领先。这种节点型竞争优势特质在中国经济特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2015年发布的《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报告，中国已经成为对全球企业和创业者最具吸引力的“开放式创新”平台之一，在中国最快完成原型设计的时间只相当于西方国家公司内部研发的1/5，并利用按需生产产能实现产品的全面投产（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随着全球技术变革速度不断加快，在创新上的速度领先优势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一样是至关重要的。麦肯锡报告指出，“中国速度”已经从生产制造进入创新领域。中国企业在产业链完整、快速响应的产业集群基础上，发展出了快速商业化的独特创新模式，能够以领先全球的速度对市场反馈做出反应，迅速转化为新的功能和设计。依靠成本优势和速度优势，中国经济特区进一步发展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竞争优势，一项在硅谷完成的原始技术研发，投资人往往会优先选择在深圳而不是硅谷进行后续的产业化研发。

（二）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的表现

中国经济特区的节点型竞争优势在研发投资结构、相对成本优势以及出口结构方面均有体现。

首先，中国经济特区研发投资结构侧重于应用性研发。2017年，深圳经济特区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达2.04万件，超过德国（1.89万件）和韩国（1.57万件），仅次于东京，位列全球城市第2名，是中国第2名北京（0.51万件）的4倍。在国际知名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 2020年度最新发布的5G行业专利报告中，来自中国经济特区的企业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华为以3147件排名第一，中兴通讯以2561件排名第三（C114，2020）。但在研发投入方向上，中国（包括中国经济特区）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异。表1-4对比了中国和部分国家的研发结构投入差异。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科技研发投入大国，但是在投入结构上，中国只有5.1%投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研发总支出的95%左右。美国研发投入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达到了16.9%，日本也达到了11.9%。由于中国从事基础研究的高校科研院所大部分都不在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基础研究所占比重只会更低。当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特区需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从节点型竞争优势走向领导型竞争优势，势必要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但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目前发展阶段，将主要资本投入在应用研发领域，是与中国经济特区所处的工业化深化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表1-4 2015年部分国家的研发投入结构

其次，中国经济特区节点型竞争优势在科技创新与成果产业化方面相对发达国家具备相对成本优势。为了与领导型竞争优势错位竞争，节点型竞争优势依然需要具备一定的低成本优势。只不过，这种低成本优势不再针对简单生产制造，而是针对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产业化。中国经济特区创新领域的低成本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大规模普及高等教育创造的工程师红利。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2015年，中国在校大学生规模达到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2852所，位居世界第二，由此推动了中国的技术劳动力供给大幅增加。2000～2014年，理工科本科毕业生数量从35.9万人左右增加到165万人，是美国理工科本科毕业生数量（74.2万人）的2倍多。根据著名企业家曹德旺的估计，目前中国制造业岗位普通工人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1/8左右，生产线工程师的价格大约是美国的1/2。曹德旺投资的行业在美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在生物医药、IT等美国当前的支柱性产业中，中美之间工程师价格差异会更大。

最后，中国经济特区节点型竞争优势还表现在出口结构的升级上。由竞争优势替代低成本比较优势带动了经济特区产业升级和出口结构升级。表1-5显示了2008年、2018年深圳的进出口结构，低成本比较优势支撑的“三来一补”贸易活动在进出口比重中大幅下降，一般贸易占比则大幅上升。从行业类别来看，依赖低成本比较优势的纺织家具行业进出口额大幅下降，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这10年间比重有了明显上升。进出口结构是地区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角色的直接体现，有力地佐证了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建立起参与全球创新分工的节点型竞争优势。

表1-5 深圳的进出口结构变化

二 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建立的路径

（一）改善要素禀赋结构

在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理论争议中，最重要的分歧点在于要素禀赋的动态改进能否完全满足工业化深化对高端生产要素的需要。通过对中国经济特区人口结构中大学文化人口比例进行纵向与横向对比，我们发现，工业化推进确实带来了要素禀赋的动态改善，但是与中国经济特区在科技创新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相比，禀赋改善的水平相对滞后，说明禀赋结构改善仅仅是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的形成途径之一。

要素禀赋结构会随工业化的推进而升级。表1-6列出了中国四个经济特区1990～2015年几个重要年份常住居民中的大学（包括大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比情况。深圳居民中大学文化人口比例从1990的4.47%上升到2015年的22.67%，增加了足足4倍。珠海的劳动力结构改善程度更大，从1990年的2.56%上升到2015年的21.52%，增加了7.4倍。厦门和汕头的数据只到2010年，改进幅度同样非常大，厦门从1990年的4.64%提升到2010年的17.80%，20年提升了2.8倍。汕头20年间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也提升了3倍。从纵向对比来看，伴随着工业化推进，中国经济特区的要素结构的确实现了大幅度升级。

表1-6 全国与国内部分城市25年间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

但这种程度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尚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的形成。要判断经济特区禀赋改善水平是否能够充分支撑工业化深化的创新需求，可行的方法是与其他地区所拥有的禀赋结构进行横向对比。我们首先进行国内对比，选择三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5]，再加上厦门经济特区所在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同时将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整体，组成国内对照组，与四个经济特区城市进行比较。2000～2010年10年间，大学人口比重增长最快的是珠海，增长了1.45倍，增长最慢的是汕头，增长了0.87倍。这个速度快于北上广，但是慢于福州和全国水平。这说明全国范围内的禀赋结构改善速度存在很强的地区趋同效应，基数越低的地方增长相对更快，并不完全由地区之间的工业化进程差异决定。另外，尽管四个经济特区城市中的大学文化人口比例提升很快，但迄今依然低于北上广，尤其是显著低于北京和上海。例如2010年，深圳居民中大学人口比例为17.18%，北上广三市分别为31.5%、21.95%和19.23%。到2015年，深圳常住居民中的大学学历人口比例上升为22.67%，但依然低于同期广州23.65%的水平。鉴于深圳在应用性创新领域的全球竞争中已经领先于北京和广州，说明仅仅用要素禀赋结构改善，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特区为什么拥有如此突出的竞争优势。

为了验证此判断，可以将中国经济特区的禀赋结构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表1-7列出了西方、东亚和拉美部分国家25岁以上成年劳动者中大学学历人口比例的数据。除越南是2006年数据外，其他国家数据都位于2010年前后。虽然存在统计口径差异（中国经济特区数据是全部人口中大学生比例，各国数据统计的是25～65岁年龄段人口中大学生比例），但仍能够说明问题。可以大致认为，中国经济特区在劳动力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上超过了多数发展中国家，但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东亚成功赶超经济体之间依然存在明显差距。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成年劳动者中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达到了40%，其他发达国家也普遍在25%以上。鉴于目前是用中国经济特区城市与其他国家总体水平进行对比，可以合理推断，各个国家大城市的高技能劳动者比例会远远高于全国整体水平，因此中国经济特区与发达国家大城市在禀赋结构上差距会更大。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关于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具有多种来源的判断。

表1-7 世界各国25～65岁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比例

（二）促进规模经济扩张与技术进步

制造业基础雄厚有利于规模经济扩张与“干中学”，加速了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的建立。尽管中国经济特区在高端要素供给上与发达国家甚至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依然存在显著差距，但是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经济特区铺就了一条集中于应用创新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扬长避短发展竞争优势的道路。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珠三角是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这又进一步增强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规模经济优势，使得这两个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竞争优势的建立速度要远远快于其他经济特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优势和巨大规模让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获得了22美分/瓦的成本优势，相当于比国际同业的成本低15%～20%（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此外，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特区及整个珠三角地区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通过“干中学”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知识以及现场解决生产问题的技术经验，这是后工业化阶段许多发达国家已经逐渐丧失了的能力。这些因素都是中国经济特区能够吸引全球科技成果在经济特区进行产业化的重要动力。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年发布的《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报告清晰描述了深圳经济特区的规模经济优势是如何转化为创新的竞争优势的。以特区为圆心，在两小时车程范围内，集聚了超过1000家电气制造商、2000家电子制造商、1300家材料生产商、300家服装生产商，以及平均年龄33岁的900万劳动力大军，这使得深圳设计公司能够将原型开发时间从以往的10～15周缩短到2～3周，开发成本从10万～20万美元降低到3万～5万美元。此外，深圳及其周边还拥有全球吞吐量领先的港口群和机场群，确保深圳制造能够快速覆盖全球市场。这种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难以企及的。

庞大内需市场支撑下的规模经济优势，也在竞争优势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巨大的人口规模、快速成长的中产阶级人口，使中国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市场。根据中信证券2020年发布的《寻找中国消费市场的新亮点》研究报告，以多种标准来衡量，中国中产阶级大概占中国总人口的20%～30%。以全球财富标准10000～100000美元（7万～66万元人民币）衡量，全国约有28%（3.9亿人）是中产阶级，这个数字超过了美国的总人口。而且，中产阶级数量还在快速增长之中，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各种工业产品，尤其是数字经济产品的最大或者第二大市场，通常能占到全球市场需求的10%～30%。2016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达到7.31亿，超过了欧盟和美国网民的总和。中国还拥有6.95亿移动互联网用户（占互联网用户总数的95%），而欧盟仅有3.43亿（79%），美国仅有2.62亿（91%）。属于“数字原住民”（年龄25岁及以下的互联网用户）的中国互联网用户多达2.8亿，几乎与美国互联网用户总数相当。中国庞大的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和年轻用户群体加快了数字化的普及速度，使得中国企业拥有了全球最好的互联网和数字科技发展市场，能够更快地把握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机遇，在相关科技和产业领域建立先发优势。深圳是中国经济特区的龙头，其优势产业和优势技术均集中体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这一领域能够最大程度发挥生产端规模经济优势和需求端规模经济优势。

（三）整合全球资源弥补要素禀赋短板

通过改革开放整合全球资源，弥补要素禀赋短板，是中国经济特区建立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路径。中国经济特区最大的特征是改革与开放，这两者对经济特区成功建立竞争优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的作用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国家能力），为经济特区实现优势转化提供了高质量的制度和体制机制支撑。开放，则是通过与各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引进来、走出去”成功弥补了本地高端生产要素供给不足的禀赋短板。

波特是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者，但是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先建立竞争优势，才能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波特的这种认识受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人们发现，全世界有很多小型经济体，单单依靠本土经济规模不可能支撑竞争优势建立。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只有实施广泛深入的全球资源整合，才有可能建立竞争优势。中国经济特区背靠整个中国，并不算小型经济体，但是从禀赋结构来看，中国经济特区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存在高端要素供给不足短板。中国经济特区的做法是充分发挥开放优势，不断拓展“引进来、走出去”的内容和范围，从引进外国资本到引进外国知识，从产品走出去到企业走出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首先引进IBM、微软、朗讯等跨国高科技企业，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资本发展本土的高新技术产业，打通了高科技产业和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通道。随着高科技产业基础逐步建立，深圳开始利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优势，以集成创新为突破口，吸引世界500强企业的核心制造环节和研发中心等落户，引进要素的技术含量进一步提升。近些年来，深圳引进的对象又从企业扩展到高校、研究院所等教育和科技研发机构，引进了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见表1-8），围绕科技创新进一步完善深圳的创新生态体系，补齐深圳高端人才培养以及基础研发短板。随着中国经济特区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快速提升，高端生产要素的供给缺口越来越大，这又促使经济特区企业走出国门，通过在境外建立生产基地、销售中心、研发中心以及开展海外并购等方式，拓展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利用广度和深度，开启了“引进来、走出去”并举的全球资源配置新阶段。2014～2018年5年间，深圳在境外投资1000万元以上建立的研发机构有255家。华为在全球设有16个研究所、36个联合创新中心。这种积极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使得中国经济特区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中，将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合作推进至更高水平，是中国经济特区建立竞争优势的另一条重要路径。

表1-8 深圳引进的部分外资研发机构

三 构建具有中国经济特区特色的竞争优势钻石模型

钻石模型描绘了竞争优势四大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形成合力优势的。现有的波特钻石模型是以发达国家为分析对象构建的。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发现，除了波特所讨论的因素外，创新文化孵化出改革精神和长期导向、对外开放引进和配置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对于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的建立同样必不可少。将这些因素纳入竞争优势分析中，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拓展，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经济特区特色的竞争优势钻石模型（见图1-3）。

图1-3 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

第一个拓展是竞争优势不仅需要依靠国内市场，同时也需要开拓和利用国际市场。中国经济特区经济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企业对国际市场需求变化高度敏感，其产品设计、质量要求都不仅仅是针对国内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国际市场的挑剔需求和国际标准的。例如中国生产的传音、华为等品牌手机，就在待机时间、曝光度、白平衡上做了针对性研发设计，使之更加适应非洲市场的需求。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比亚迪纯电动大巴即将投入当地公交运营测试，为的是更好地适应当地严寒气候。在以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领域，经济特区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使自己的产品最大程度符合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市场的客户需求。正如以色列、瑞士、韩国等开放的中小型经济体的企业都必须依赖国际市场生存，对国际市场客户需求高度敏感一样，中国经济特区企业对海外市场的出色拓展能力，决定了在考虑中国经济特区的竞争优势构成时，不仅要考虑国内市场，也要同等考虑国际市场需求。

第二个拓展是我们用产业和创新体系，替代了传统钻石模型中的产业配套概念。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的形成得益于产学研的深度结合。为了提升产学研效率，尤其是增强经济特区基础研发实力，经济特区引进了大量高校科研院所、组建重大科技平台和产学研合作平台，同时大规模推进创新孵化器建设，鼓励创新创业，这种在深厚制造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研创新体系，有效弥补了经济特区在基础创新能力上的相对短板，是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个拓展是我们用经济特区创新文化，统合了传统钻石模型中的“同业竞争和企业战略”因素以及辅助因素中的“政府”。文化是影响企业战略方向选择以及建立改革型和服务型政府、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深层次重要力量。中国经济特区能够在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建设上始终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特区已经形成了从最初依靠国家赋予的政策优惠优势到依靠敢闯敢试的文化优势。文化优势决定了中国经济特区能够持续保持开放优势和市场优势，巩固提升产业优势和创新优势。使中国经济特区在本地禀赋结构不具备显著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孵化出一大批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将经济特区创新文化特质纳入经济特区竞争优势分析框架中，不仅符合事实，也有利于强调发展中国家建立竞争优势必须高度重视先进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