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回忆（三）
高达世界的经历对红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高达AGE世界的维甘事件中，他亲眼目睹了人类在面对生存危机时的种种抉择与后果，这让他彻底改变了看待世界的视角。
在150年前，地球人口急剧增长，地球圈的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达到了极限。
为了缓解这一压力，地球联邦启动了火星移民计划，在火星圈建造了十六座殖民地，并迁移了部分人口前往居住。
当时的火星圈被广泛认为是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新天地，然而，地球联邦的决策者们低估了火星环境的严酷性。
火星磁力风暴“Mars Ray”的突然来袭，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百分之二十的移民不幸丧生，其中包括菲扎尔·伊泽尔坎特的儿子罗米·伊泽尔坎特。
这一悲剧性的事件暴露了火星移民计划的脆弱性，联邦最终宣告该计划失败。
更令人心寒的是，地球联邦在面对这场危机时，不仅未能有效应对，反而选择了掩盖自己的失职行为。
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自保，他们选择隐瞒真相，将那些患病的移民遗弃在火星，任其自生自灭。
这一行为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暴露了权力与利益驱动下的人性丑恶。
在火星上，被遗弃的移民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来。
他们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维甘，本国位于第二月球。
由于遭到联邦的无情抛弃，他们对地球联邦充满了极度的痛恨与不信任。
这种被背叛的感觉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成为他们生存与抗争的动力。
火星圈的人民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挣扎求生，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梦想的人类。
为了不被死亡的恐惧压倒，他们只能将这种恐惧转化为对地球的痛恨。对于他们来说，地球不仅是曾经的家园，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一个让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如果没有这个希望，他们将无法面对无尽的绝望，只能等待死亡的降临。
红凯在了解到这一切后，内心深处感到无比沉重。
他深刻地明白，抛弃和背叛只会带来更多的毁灭和痛苦。
他决心不会重蹈地球联邦的覆辙，不会抛弃那些跟随他多年的伙伴们。
他深知，伙伴们之间的信任与忠诚是他最宝贵的财富，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基础上的。
红凯的伙伴们也同样不会背叛他，他们共同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彼此之间的羁绊坚如磐石。
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深厚的情感，让红凯在面对任何困境时都能保持内心的坚定与勇气。
他明白，真正的力量不仅来自于个人的强大，更来自于与伙伴们共同守护的信念和承诺。
除了维甘事件外，红凯对调整者的看法也充满了复杂的情绪，甚至可以说有些偏激。
在他的认知中，调整者是非法出生的人类，是通过人为的遗传基因操作，在先天上就拥有超越普通人能力的特殊人种。
这种人为干预生命本质的行为，在他看来是对自然法则的亵渎。
与普通的自然人相比，调整者在智能和体能方面确实表现出色。
他们的学习速度极快，对许多疾病具备免疫力，通常还拥有较好的容貌和仪表。
这些优势使得他们在社会中往往处于有利地位，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许多调整者是第一代接受基因操作的人，而他们的后代，即第二、三代调整者，虽然自身未必接受过基因操作，但仍然遗传了父母经过调整的基因，继承了这些优越的特质。
部分调整者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种族认同，甚至以“新人类”自居。然而，这种“新人类”的概念与UC/GX系列中的新类型人有着本质的不同。
调整者所追求的“新人类”更多是基于基因层面的优越性，而新类型人则是指在精神层面具有超凡能力的人，两者在本质上有着天壤之别。
此外，由基因学者尤连·响博士开发的“人工子宫”技术，更是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对于调整者来说，这种技术相较于传统的母体妊娠或许更具优势。
将受精卵从母体取出后放置在“人工子宫”中，在全数据化的环境中，胚胎可以完全不受母体影响，排除所有不利调整的因素，最终使各项调整成果达到最佳状态，诞生出堪称完美的调整者。
尽管这一技术备受争议，但也有部分意见认为，它将可能促进人类的进化。
在“人工子宫”中接受调整而出世的孩子，被冠以“超级调整者”之名。
根据纪录显示，“超级调整者”的基本素质极高，特别是在学习与适应能力方面，他们的表现远远超越了普通人类。
这些“超级调整者”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却能轻易地与专业人员平分秋色，甚至超越他们，几乎可谓无敌的存在。
然而，红凯对这种所谓的“超级素质”没有任何兴趣，反而感到深深的厌恶。
他认为，这种通过人为手段制造出来的“完美人类”，是对自然和人类尊严的亵渎，让他感到恶心和不安。
红凯的这种偏激看法，源于他对自然和人类本质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基因操作和人工干预的强烈反感。
他坚信，真正的力量和价值应该来自于内心的坚定和不懈的努力，而不是通过人为手段制造出来的优越性。
在深入了解调整者的情况后，红凯逐渐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
首先，他了解到“人工子宫”技术虽然在开发试验阶段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有不少“超级调整者”的失败案例。
这些失败的“超级调整者”至今仍然存活于世，他们的存在成为了这项尖端技术背后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这些失败案例不仅揭示了技术的不完善，也引发了关于伦理和人道主义的深刻思考。
更令人不安的是，红凯发现了一些以克隆人先行实验的非人道手段。
在这些实验中，幸存的克隆人并非所有人都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其中一些人甚至以杀害基拉·大和为生存目标，成为了复仇者。
这种极端的行为不仅反映了克隆人内心的痛苦和愤怒，也揭示了基因操作和克隆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和伦理问题。
红凯还了解到一个名叫乔治·格伦的调整者，他是世界上第一位调整者，诞生于某个科学家研究团体之手。
乔治在孩提时代便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20岁时因获得诺贝尔奖提名而成为全球瞩目的超级巨星。
他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还是一名运动健将和优秀飞行员，供职于大西洋联邦的联邦航空宇宙局。
C.E.15年，乔治搭乘探险船展开了一场为期七年的木星航行。
在航行期间，他通过网络公开了自己的出生秘密和遗传基因的操作技术，这一举动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巨大的震撼和争论。
随着操作技术的市场化，调整者婴儿的数量迅速增加，无论男女，调整者的存在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E.53年，乔治遭到了一名对自己非生为调整者而感到悲哀的自然人少年刺杀，最终不幸身亡。
这一事件成为了自然人与调整者之间矛盾激化的导火索，越来越多调整者遭到攻击，甚至被暗杀。
随着矛盾的不断升级，调整者们开始迁往殖民地卫星，P.L.A.N.T.逐渐成为了以调整者为主的政治实体。
许多第一代调整者的自然人父母直接或间接参与了P.L.A.N.T.的建设和投资。
因此，P.L.A.N.T.至今仍有少量已迈入老年的自然人作为国民生活着。
与之相对，也有少数不愿与自然人对立的调整者选择移居地球上的中立国家。
这些调整者的存在和选择，反映了自然人与调整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在面对基因操作和人工干预时的种种挑战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