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启蒙现代性萌芽期》：启蒙现代性萌芽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是启蒙现代性的萌芽期，这一时期是人文主义思想高度发展蔚为大观的时期。当代人提及西方文化史上的人文主义，往往首先想到文艺复兴时期。并非在西方文化史上只有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人文主义思想，而文艺复兴时期却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轴心期，它上承古代，下启近代，形成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经典形态。

“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个人主义的”。[1]个人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思想，同时也是当时整个的人文主义文化的一个中枢。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这个作为中心的人既是作为群体的人，也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话语、文学话语以及学术话语中，作为个体的人往往又是首先受到关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和文学旨在表现个人的和主观的观点、感受和经验，其程度在中世纪以及古代和现代的大多数时期都是无法见到的”[2]。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将个人尤其是他们自己作为探索抽象的与整体性的人性的样本；同时他们也在个人尤其是他们自身的本体之中探索不依赖于群体的个性价值。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所作出的个人的与主观的论述是这一时期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集中代表，是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关于人的灵魂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同时具有天使与兽类的特征。天使“是理性的，而不是动物性的”；兽类“是动物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与他们相关同时也相异，人是“一种复合型的存在”，构成了“一种小宇宙”（the microcosm），“一种典型性的存在”（a cross-section of being）。人的灵魂具有三个层次，植物性的（the vegetable soul，人由此获得物质性的生命），感觉的（the sensitive soul，人由此获得感知）和理性的（the rational soul，人由此获得理性分析的能力）。[3]这种在中世纪就已经颇有影响的关于人的灵魂的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理念的影响与参照下，成为更加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文化组构成分。这种观念帮助确立人性与神性之间的相通性，帮助将人上升至高于普通动物的地位，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对于人的力量的信仰和这种人文主义对于人的尊严的讴歌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坚信人的力量、智慧和美，这一思想倾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文学空前活跃与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活动、文学作品以及文学观念是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表现者和演绎者。在文艺复兴的早期，人文主义者专注于重新发现古代文化，陶醉于古希腊和古罗马那历经千年依旧熠熠生辉的文明成就。而在文艺复兴中后期，人文主义者的视野逐渐变得更加开阔，他们的思想也更加具有原创性，他们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创造出足以匹敌前人甚至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他们所热衷的事业从发现传播和模仿古代文化发展为在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和进取超越。在16世纪以前，欧洲各民族语言的文学普遍被认为低于古希腊文学和古罗马拉丁文文学。而到了文艺复兴晚期的16世纪以及作为文艺复兴余绪的17世纪，欧洲各民族语言的文学则被普遍认为具有了与古希腊文学和古罗马拉丁文文学相媲美的、甚至超越了后者的水准。“对于本国文学传统的赞颂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将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等同时代作家的成就与古典诗人的成就相类比也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这一事实反映出民族语言文学的地位上升了。”[4]无论是对古典文学的膜拜与讴歌还是对同时代文学的推崇与赞颂都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于人的力量、智慧和美的信念，体现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力与美的自信。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心目中，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和智慧创造出辉煌灿烂并充满美的文学世界，而这辉煌灿烂并充满美的文学世界则是人自身的力量、智慧和美的表征。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热衷于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文化。古典时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不仅仅在语言和艺术形式上，也在思想方式上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多葛派哲学家们都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潮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中关于爱的教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人与人之间理想化的爱的高贵德性”，“脱离于肉欲的精神化的爱”以及“在尘世的爱中得见神圣的爱的反映与征兆的倾向”[7]等都是柏拉图给予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关于人类之爱的思想遗产。上承古典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强调人类之爱，人性之爱成为了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哲学家王、塑造品格的教育、对于德性而非战争的培养”[8]等观念广泛地影响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致力于人文主义教育的文法学校大量涌现，大学里的学生数量也在增加。“得益于辩论与演说方面的人文主义训练，人们能够在公共辩论中有效发出自己的声音”[9]。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权力更多地被赋予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中间阶层人士，而不是世袭的贵族”，“教育开始被视为获取政治影响力的必备条件”。[10]对于德性的培养、对于品格的教育等源于柏拉图的思想观念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的发展，并使得教育经历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在古典思想的影响下，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相信品格的可塑造性、相信德性可以被培养并重视促成品格的完善，这一思想倾向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关注社会政治和市井生活，体现了强烈的入世情怀。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文艺复兴戏剧艺术是该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文学相对于历史所具有的更大的普世意义”，而对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来说，具体特征则更加值得关注；这些戏剧在文学与生活的对应方面，以及在情节的设置方面的细节特征“产生出怀疑主义情绪或者反映出在神学和道德理想与政治和社会现实之间对应关系的薄弱”。[11]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揭露当时社会中的弊端，并在社会弊端的揭露中反思各个维度中的理想观念。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关注个体的人，关注抽象的人，同时也关注人的社会存在，关注人类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发展出强烈的入世情怀。

本章论述启蒙现代性萌芽期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人文情结，选取英国文艺复兴文学巨匠威廉·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以及他的第18首和第147首十四行诗作为代表。

莎士比亚悲剧展示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意识形态中理性地位的上升以及信仰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增强，展示出信仰与理性力量对比的变化，展现了基督教现代转型时期的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新格局。这种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新格局构成了人性演绎的新的意识形态环境。莎士比亚悲剧对于这种新格局的呈现表达出人性关怀的历史形态。莎士比亚悲剧展现出徘徊于信仰与理性之间的人性内涵，用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新格局阐释人文理念，而这种思维模式权力结构的新格局则在一个层面上构成了莎翁悲剧中的人文情结，从社会范式反思的角度阐释着启蒙现代性萌芽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戏剧之外，十四行诗也构成了莎士比亚的重要文学成就。

莎士比亚第18首十四行诗将自然主义理想情结与人文主义理想情结两相对照，在二者的比较与互动中凸显了人文主义理想情结，在观念关联和智性反思的语境中演绎着人文主义理想情结。诗歌中的第三组四行诗确立了人文主义理想情结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引入了死神意象，展示出与人文主义理想情结相龃龉的思想元素，这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意识的历史面貌，表现出该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历史特点。[12]莎翁第18首十四行诗演绎的人文主义理想情结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人文情结的一个具体形态，从智性反思的角度映射着启蒙现代性萌芽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爱情是莎士比亚第147首十四行诗中的首要主题。在这首十四行诗中，可以影响爱情的两个元素欲望与理性处于冲突与博弈之中。诗中的诉说者为欲望所裹挟，他的理性被压抑与驱逐，他的爱情表现出病态的面貌。如此，欲望型与理性型的爱情观呈示出来，它们对爱情、对人生的不同影响得到了表现。欲望型与理性型的爱情观及其相互关系的演绎构成了该诗歌中的人文情结，这种人文情结从情感反思的角度反映了启蒙现代性萌芽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注释

[1]Paul Oskar Kristeller,Renaissance Thought and the Arts:Collected Essay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65.

[2]Paul Oskar Kristeller,Renaissance Thought and the Arts:Collected Essay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65.

[3]C.S.Lewis,The Discarded Image: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52-153.

[4]Siobhan Keenan,Renaissance Literatur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8,p.219.

[5]W A Coupe,A J Krailsheimer,J A Scott,et al.,The Continental Renaissance 1500—1600,Harmondsworth,Middlesex,England:Penguin Books,1971,pp.21-30.

[6]W A Coupe,A J Krailsheimer,J A Scott,et al.,The Continental Renaissance 1500—1600,Harmondsworth,Middlesex,England:Penguin Books,1971,p.24.

[7]W A Coupe,A J Krailsheimer,J A Scott,et al.,The Continental Renaissance 1500—1600,Harmondsworth,Middlesex,England:Penguin Books,1971,pp.24-25.

[8]W A Coupe,A J Krailsheimer,J A Scott,et al.,The Continental Renaissance 1500—1600,Harmondsworth,Middlesex,England:Penguin Books,1971,p.25.

[9]Peter Mack,“Humanism,Rhetoric,Education”,in Donna B Hamilton,ed.A Concise Companion to English Rennaissance Literature,Malden,MA,USA:Blackwell Publishing,2006,p.95.

[10]Peter Mack,“Humanism,Rhetoric,Education”,in Donna B Hamilton,ed.A Concise Companion to English Rennaissance Literature,Malden,MA,USA:Blackwell Publishing,2006,p.95.

[11]Michael Hattaway,“Drama and Society” in A.R.Braunmuller and Michael Hattaway,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92-93.

[12]刘磊：《人文主义理想情结之寄托——论莎士比亚第18首十四行诗》，《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