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商代的北京文化

继夏王朝而起的是商，张光直先生认为，夏、商、周三代“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代的列国之间的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的沉浮而已”。[8]所以，商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较夏代变化不大。此时的北京地区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部族，它们与商的关系大体是一种“外服”关系。所以，商代的北京地区是既受到商王朝的影响，但又仍然继续保持自己土著文化的特征。从考古学看商代的早期北京地区仍属所谓“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型”，而中晚期则属所谓夏家店上层文化，并一直延续到周初。然而，这并不是说商代北京完全脱离商王朝的文化，二者是一种交互影响的关系。夏、商两代这种以土著文化为主的情况不仅使它在当时别具一格，而且对后世影响很大，即使到周代，虽然大量接受了中原文化思想，但仍保持强烈的北方文化特征。

一 商族起源及其远祖与北京的关系

关于商代的起源，学术界有许多不同说法。但大多是根据与“商”相关的地名而进行的推论。比如，河南商丘说、商洛山区说、河南濮阳帝丘说……但是，一个部族的起源仅凭地名考证而确定是不准确的，还应当有相关的考古资料来印证。史书记载，商的祖先在汤以前曾八迁其地，这可能是由于夏代的大洪水使商族为避水灾而迁移不定，但其活动总该有一个大体的范围。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商原是东夷的一个分支，后来逐渐西迁，主要活动在太行山东麓。孙淼先生指出，陕西商洛地区的古文化和商根本不是一个系统，它不可能成为商文化的一个来源，这里没有发现先商文化的遗存。从目前考古情况看，先商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尤其以河北漳水流域为重点。其中以邯郸、磁县最具代表性。[9]邹衡先生亦认为，“漳河型先商文化是时间最早的先商文化，其分布中心是：河北省的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而以漳河中游的邯郸、磁县地区的先商遗址为代表”[10]。所以，商族的早期活动地点距北京不远，因而不可避免地与北京地区发生种种联系。

关于商的先祖与北京地区的联系见于文献记载的关于王亥与上甲微的故事。《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讬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竹书纪年》亦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这两条记载，《竹书纪年》更为清楚，说殷人王亥，到有易那个地方，带有仆牛，所谓“仆牛”可能指被驯养的牛。王亥在有易淫乐，被有易国君绵臣所杀，并夺去了他的牛。殷王上甲微借师于河伯，灭掉有易，又夺回了牛。此事在《易经》的卦辞中亦有记述，说“丧羊于易，无悔”（《易经·大壮》），又云：“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易经·旅》）这里所说的“鸟焚其巢”，可能是说有易国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国家，而王亥先是嬉戏欢乐后来被杀。大体相似的记载还有《楚辞·天问》，但记述中多了一个人物王恒，为亥之兄弟，王亥被杀，君王恒曾到有易求情得其兄丧失的牛羊，然后是上甲微征伐有易。而上甲微到有易后，又为女色所惑，使有易国土成为一片荆榛之地。

王亥《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先商世系中“亥”作“振”，是先商的第六世祖，甲骨文为王亥，应以甲骨文为准，其子上甲微则是第七代了。“有易”之地，学术界认为指今易水流域，歧义不多。

这个故事说明了三件事：第一，夏代在北京西南部曾有一个有易国。它可能是以鸟为图腾的部族或古国。第二，商的祖先曾带着牛羊到达这个地方。商族据说是以农业为主的部族，他们的祖先相土曾驯养马匹以致远，而王亥又驯“仆牛”，因而肯定将驯养牲畜的技术带到北京地区，而同样使商的文化接受幽燕地区的文化因素。第三，上甲微曾灭掉了有易，并占领其地，而且惑于女色在此久留不去。这就是说，在商建立之前，商族人曾一度占领易水流域。因此，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是必然的。

由上甲微之后，又历五代而至汤，灭夏建立商朝，这才把政治重心由河北向河南转移。可见，就商的早期说，是吸收了东夷、幽燕和中原的诸多文化因素，北京地区对商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比如，商代兽面纹器物大行其道，而北京地区很早便出现这种特有的纹饰，很难说是北京接受商的影响还是商吸收了燕文化的因素。近年来有些学者大倡商文化起源于北方之说似有道理，起码冀北是商的文化源头之一。

二 商代北京地区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商代北京地区，或说燕山以南的京津冀北之地居住着许多不同的部族，他们的文化、习俗大体相类，但又有区别，有的是自然生长的国家，如侯仁之先生很早便指出，早在商代，北京地区就存在两个“自然生长的国家”，燕与蓟。除了这两个著名的方国以外，在东部滨海的冀东北以至辽西，还有孤竹，有的认为还有肃慎；西北部则有山戎，有的认为土方也与该地区有关。关于这些国家、部族的具体情况尚有不少争议。但对北京地区商代是一个多民族杂处的地带却有共识。不过，与夏代相比，这些国家与部族和中原王朝的关系似乎进一步密切：有的与殷商有亲缘关系，有的后期还在商的中央政权为官，有的与商有深厚的感情，以至在武王灭商时存在强烈的反抗情绪。这说明，商代北京地区诸国和部族与中原不仅是一般的交往与贡纳，实际上已属商政权的控制范围之内，这种与中原关系的变化可能与商的祖先们，如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早在商建立以前就对冀北、京津大力拓展有关。所以，商代北京亦视为“中原”的一部分。周代初期的官员到北方视察，报告说“燕亳、肃慎，吾北土也”，进一步证明商代遗留下来的统治范围早已包括幽燕地区。不过，就文化风格而言，北京地区仍与中原有很大区别：同样是青铜器已很发达，但北京地区却别具风格；同样是青铜短剑，但却有明显的北方民族装饰；尤其是早期，仍更多与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联系。这种以北方土著文化为主，又吸纳中原文化因素的格局，不仅反映该地区文化的个性，也说明它有很强的生命力。广泛吸纳而又不失本色正是一种文化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北京于三代之后直到封建社会前期政治、经济均不占优势，而于封建社会中后期独担南北民族统一之重任，与它自古以来这种特有的文化生命力有很大关系。

关于商代北京地区的部族与国家，历史有所记载，但歧异较多，还需一一考证析辨。

关于蓟国考察与蓟文化 商代北京即有蓟国这是公认的，但蓟的地点与事迹不详。陈平先生认为蓟可能与商代的箕氏有关。箕为商代大族，为殷的直系亲属，今山西地名与箕有关者甚多，如山西榆社县有箕城镇，蒲县亦有箕城。陈平先生以为“春秋晋国之箕氏……为晋国新封到古箕地的箕氏，然其采地箕之地名却源于商代之箕氏”[11]。但无论如何，山西可能确实是商代箕氏的重要活动地区。然而，商代箕氏的活动或许并不止山西一地。而从许多出土的青铜器物来看，箕的政治中心可能是在北京地区。北京近郊卢沟桥曾出土商末周初的“候亚”铜盉；北京昌平白浮村西周墓中亦有带、兀（陈先生认为即“其”字）铭文的铜戈；辽西喀在北洞沟亦曾出土“候亚”方鼎。这些器物集中在北京周围，故蓟国不可能与该地区无关，而且应视为统治者活动的中心地带。学术界熟知的箕子是箕氏商末的著名人物，其封地可能就是蓟，“箕”与“蓟”转音而已。联系到商的祖先在这一带活动的事实，这种推断很有道理。至于商代蓟城的具体地点争议颇多，但多数人认为周初的蓟邑就是商代原有箕国封地之内，大体在今北京或附近，较燕的封地靠北，且势力范围远比燕强大。

箕族的事迹因商末出了一个箕子而著名。《史记·宋微子世家》云“箕子者，纣亲戚也”。是什么样的亲戚呢？有的认为是纣的庶兄，有的则认为是纣的诸父，也有的认为是外亲，但以“诸父说”为多，认为是纣的近亲。箕子与微子、比干并称商末三仁，纣淫逸无度，箕子忧国而谏之，纣不听，箕子佯装疯狂，被纣所囚。武王伐纣，释放箕子，使人“行商容之旧”，复其位，但箕子不忍看殷商灭亡的景象，不久就逃亡到朝鲜。武王只好因势而行，加封箕子于朝鲜。后来箕子又返周来朝，过殷商旧地，吟《麦秀》之歌。《麦秀》见于《诗经》，是否为箕子所作多争议，但箕子见武王又曾对以《洪范》，可见箕子无论是否作《麦秀》，其文化根底很深是不错的。再从箕子在朝鲜教其民礼仪、田蚕、饮食、器具等情况来看，箕子确实对中原文化娴熟得很。当然，箕子是曾在殷的中央为官，其封地文化未必与商的中心地带完全一致，但殷为其封地，其思想文化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由此观之，到商代的后期，蓟国的文化应已相当发达，对殷商文化的感情亦很深。这说明由商初到商末，北京地区文化有一个由土著为主，到更多向中原靠拢的过程。也说明商文化与幽燕地区渊源可能相近，所以同样是朝代更替，由夏而变商，幽燕地区抵触情绪不大；而由商变周幽燕地区则对抗情绪很大，不仅箕子走朝鲜，还有孤竹君不食周粟的例子为证。

商代的燕国及其文化 燕，同样是在商代便自然生成的国家。《左传》记载，昭公六年，周王派使者詹桓伯往晋，曾说道“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于是有的学者将燕与亳二字以顿号分之为二地，陈平先生认为这样解释不妥，应将“燕亳”视为一地，吾以为确当。概因“亳”是商代都邑之惯称，正如周人将都邑称之为“京”，楚人习惯将都邑称之为“郢”，故商代与“亳”相连的地名还有其他地点，而“燕亳”则指商之北燕，即周初分封于召公奭的商代旧国。关于燕国初封之地，亦即商代旧邑之所在，在很长时期内曾颇有争议，但随着北京房山区琉璃河周初大型遗址的出土，以及此地商代遗存的佐证，目前已基本统一，多数学者认为商代的古燕国即在该地，周初因之。燕于商时可能不及蓟强大，但亦为北方重要部族，其国还可能含着一些其他部族，尤其是西部山区的牧猎民族可能与燕关系甚为密切。《竹书纪年》说，商王太丁二年派周族季历“伐燕京之戎”，结果大败。“太丁”在其他文献中又作“文丁”。文丁是商纣王的祖父，季历是周武王的祖父，所以这次战争是商末之事。这次战争的地点，学者考证应在今山西管涔山下，但何以称“燕京之戎”却值得注意。管涔山是汾水与桑干河交界之处，两水皆在此发源，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或许因商的讨伐此处之“戎”向东北迁移而接近燕国，因而后来被称为“燕京之戎”，吾以为有一定道理。考虑到军都山、燕山两侧后世为山戎活动之地，此“燕京之戎”与“山戎”有无联系亦应加以考虑。

商代的孤竹文化 商代的幽燕地区还有一个诸侯国即孤竹园。《史记·伯夷列传》说：“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隐》应邵云：“伯夷之国，其君姓墨胎氏。”有的文献还称墨台氏、默台氏、默怡氏。孤竹园的地理范围史书记载不一，应结合出土文物加以考察。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卢龙曾出土商代饕餮纹铜鼎、乳丁纹盘等礼器；辽宁兴城亦曾出土商代晚期的铜鉽、戈等礼器和兵器；辽宁朝阳大庙村出土过商代中期的涡纹铜罍等孤竹国大批青铜礼器。故而唐兰先生说：“喀左应属孤竹是无疑的。”但许多学者认为，辽西可能在孤竹国范围之内，但其中心应在今河北卢龙、迁安一带，由冀东北到辽西是其大概活动范围，该地区向来是山戎、东胡、东匈奴及东北民族交错之地，陈平先生曾指出：“在商周时期正是以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代表的先匈奴系统文化和以曲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代表的东胡系统文化的结合部，情况相当复杂。因此，将该地区考古文化，诸如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商周中原北部文化与古文献中的孤竹、山戎、东胡、匈奴等国族相联系时，就要特别慎重。”[12]此说甚是。所以，商代的孤竹国是一个民族关系更为复杂的地带，其国都则大多数人认为在今河北卢龙境内。

孤竹国也是因为在商末周初出了两个抗周的人物而著名，这就是伯夷、叔齐兄弟。据说，此二人为孤竹君之子。商末，周文王被封为西伯，伯夷和叔齐因其父死后互相谦让都不肯为君而逃亡投奔西伯。西伯（文王）死，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因心系殷朝，曾“扣马而谏”。武王灭纣，伯夷、叔齐决心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野菜而食，有人说：“你们不吃周的粮米，但这土地也周朝的，你们吃的不是周的草木吗？”二人于是绝食而死。对于伯夷、叔齐的行为争议颇多，有的说是一种民族气节，有的说是阻挠武王革命；但无论如何，思念故国总是人们可以理解的感情，见仁见智，看从哪个角度来吸取，近代文化人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便是从积极方面学习伯夷、叔齐的精神。伯夷、叔齐与箕子逃亡朝鲜一样，虽承认周武王比纣王好，但对殷室的留恋是同样的，这恐怕很难用“先进”“落后”等现代观点来衡量，大约同样是由文化上的差异而来。由此，再次证明了幽燕地区与商的文化渊源深厚，而与周人非一个系统。

除以上国家与部族外，有的学者认为北京地区还有肃慎、土方等，但颇有争议，且可备一说。

总之，商代的北京是一个不同古国、不同部族交错活动的地区，是文化习俗大体相近但又有区别，呈现出斑斓多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