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确立开放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教学观念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整体构想
中国文学根据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的对立，从第一个层面上可分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两大文学系统。1840年西方的入侵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开始。1840年既是封闭的、完善的、僵化的古典文学的终结，又是开放的、杂乱的、新生的现代文学的开始。由此，广义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应从1840年的中国文化背景说起，而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至今仍是一个未定的开放的文学格局。
一 中国近现代文学发生的政治历史背景
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说道：“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态度的出现与持续。”[1]认为：“五四运动中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正如过去一百四十年中国历史中知识界所出现的很多其他现象一样，其所以产生，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背景，即西方文明的入侵。”[2]西方的经济入侵和文化入侵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循环模式，并使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遭遇到空前的挑战。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既定模式，把中国社会引向了西方化，或者说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探讨20世纪以降中国社会的诸种问题，探讨20世纪和21世纪中国的文学，乃至于探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都不能忽略西方文化的因素。
从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过程上看，自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就在一种屈辱的状态下被迫向世界开放了。外国资本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把中国引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入侵，亦使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面对这一特定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知识界迫切需要做出文化的回应与抉择，以适应形势，救亡图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界的文化思想经历了如下四个历史阶段的三种文化思想的演替：
其一，是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南京条约》的签订，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也暴露了老大帝国在经济、技术，尤其是军事上的落后。于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西方新的文化思潮的南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把视野转向了西方。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率先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其着眼点主要在于发展军工业、制炮造船等。受林则徐等先觉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形成了高潮，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大批掌握军政大权的知识分子是其代表。一时间，工业救国、商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口号沸沸扬扬。然而，客观上由于中国严重的落后状态，不可能使国力在短期内迅速地改变。主观上说，由于洋务运动发起者们采用的是“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从而大大限制了他们所能取得的实绩。尤其是一场甲午海战，彻底粉碎了洋务派虚设的梦想，使得一场声势浩大的器物革命运动也随之破产了。
其二，是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
洋务运动的失败，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救亡图存的深入思考，使他们把视点转向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客观上看，由于洋务运动的推进，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的意识形态也逐渐得以渗透。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越来越认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而意识到封建专制对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于是，以政治启蒙为核心的维新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潮。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他们不同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而是主张推行“体”上的变革。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体制改革的热衷和向往。然而，由于他们并未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一场如火如荼的维新运动很快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政治实力派平息了下去。
维新运动的失败，唤醒了一部分先觉者的革命热情。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了推翻帝制的革命主张，力图建立共和制。然而一场辛亥革命运动，却由于民众的普遍不觉悟，致使袁世凯篡夺了领导权，从而只是在形式上实行了民主共和，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仍然没有被彻底摧毁。
其三，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标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曲折轨迹，同时也步步加深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陶冶中逐渐对民族文化有了清醒的了解。意识到，只有改造中国的人文精神，彻底摧毁封建文化，才能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种意识状态下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彻底的否决。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道：“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汗。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以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3]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两面大旗，提出了全盘性反传统的偏激主张。对于有着几千年中庸传统的国度来说，全盘性反传统实在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批受传统文化熏染，有着深厚的传统国学积淀的知识分子，面对特殊的历史国情，尤其是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袭，毅然背弃传统文化，以彻底的反叛精神进行文化创新。这实在也是一种悲壮和历史的无奈选择。当时，那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更加理智、清醒的文化观念，像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虽然不乏公允、平正，然而对当时痼疾深重的中国社会却于事无补。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的彻底性反传统的非理性主张，反而获得了知识分子整体上的认同。成为一个时代的价值选择。
今天，用理性的观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出的彻底性反传统的偏激主张，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合理选择，原因在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浓厚熏陶，当他们在西方现代文明入侵的条件下接受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时，又必然地是以复兴民族文化为根本旨归的。加之西方文化的个性主义与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本质上的差异性，使得这一彻底反传统的主张，先天地带有不彻底性。诚如李泽厚所说：当他们“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的传统”。[4]然而，正是这种客观上的不彻底性却矫枉过正地使全盘性反传统的偏激主张获得了历史的合理内涵。
从情感的角度上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普遍存在思想和价值观的两难矛盾，即他们作为中国文化的承传者，一方面，他们继承了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文化传统，于是大胆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力图以西方文化的引进实现中国文化的再度辉煌；另一方面，他们又最早意识到传统的中华文化的衰微，发现了西方文化的种种优势，于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否定，他们摇摆于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夹缝之间。这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鲜明、尖锐。中国文化大转型时期知识分子这种本土意识与外来意识的缠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纠结、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冲撞、势必造成他们在文化价值选择上和判断上的两难状态，用李泽厚的话说，表现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20世纪出现的中国新文学最突出地表现的正是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大转型时期的复杂矛盾心态。诚如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所说，20世纪中国文学是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以表现“现代的悲剧感”为总体美感特征的。因此，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上看。1840年西方文明的入侵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开始。1840年既是封闭的、完善的、僵化的古典文学的终结，又是开放的、杂乱的、新生的现代文学的开始。中国文学根据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的对立，从第一个层面上可分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两大文学系统。尽管1840年以后，由于两千年封建文化的强劲惰性，使根深叶茂的古典文学仍未迅速走向终结，现代文学也尚未呈现它的实绩。但是，自1840年以后，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一种现代意识已经产生。在旧文学中表现为狭邪小说和谴责小说的出现。它寓示了古典文学的衰亡。而蕴含现代意识的进步诗文的出现，尤其是政论文的出现，则为20世纪的政治小说起了先导作用。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必须首先阐明新文学产生的特定文化历史背景及其民族化、政治化的特殊使命，这样才不至于遮蔽新旧文学在转折过程中的内在关联性，同时亦从特定历史文化的角度印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必然的政治化诉求。
二 中国近现代文学生成的世界文化背景
从世界历史的演进历程上看，所谓现代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西方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巨匠古登斯认为，现代是一个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时期。被誉为当代黑格尔的哈贝马斯则从哲学的角度把现代理解为是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的历史进程，认为理性主义、科学观念、自由的价值追求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西方历史学家习惯上以17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人类历史从封建社会进入了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对欧洲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世界历史格局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促成了全球性的或自发现代化或后发现代化运动的到来。到目前为止，这种现代化运动仍在进行时中。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它必然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全方位的冲击。而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步入现代化道路显然是从1840年开始的，于是我们才有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些语意含糊的文学史时段的界定。今天如果我们再遵循这种业已习惯的编史法而拟出一个“目前文学史”，这无异于表明我们思维速度的严重滞后性。面对21世纪，人们开始了对文学史分期整合的努力。《复旦学报》在2001年重新展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其意即在于此。而在中国历史学界，以胡绳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也已趋向于把“中国近现代史”进行整合。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自序》一书中也说道：“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中世纪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5]黄仁宇先生也是把1840年作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大分界点的。因此，把所谓的“近代”、“现代”、“当代”作整一的考察，似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而且随着现代化的延伸，现代文学仍在进行时态中。笔者早在1996年发表的《现代文学史分期的宏观鸟瞰》一文中，针对文学史分期就认为“中国文学从宏观上看，可分为整一和谐，完美的，然而却封闭的古典文学；和在承继古典文学基础上，吸收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养料，从而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既定秩序，因而显得杂乱无序，然而却是开放的现代文学两大系统”。[6]随着现代化运动的不断推进，这种开放的现代文学观念将会更加彰显起来。笔者设想，当几百年或上千年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完成之后，那时的文学史家当会重新界定文学的分期。到那时，如果把两千多年的古典文学命名为“上古文学”的话，那么伴随着世界现代化运动而创生的中国文学将可命名为“中古文学”，从而宣告中国文学史分期的第三个大质变点的降临。
法国新史学巨擘、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和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学理论，为我们标示出了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不同的时间量度。既历史时间可分为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时段。这三种时段在历史运动中所处的层次、特征和作用各不相同。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的历史对人和社会的制约性最为显著，它呈现的是“结构”的历史，而中时段的是“局势”的历史，短时段的是“事件”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变革，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远距离观照和近距离观照之分，大质变点、中质变点和小质变点之分。如果从整个中国历史的“结构”上来看，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可谓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个结构上的巨大变异。是时，诸子百家群起，诗经、楚辞集成，是为中国封建文化的孕育期。孔子起了集大成的奠基作用。尔后，文学伴随着儒道思想的生成而定型，伴随着儒道文化的发展而经历了魏晋的刚健、盛唐的壮阔、两宋的华丽、元明清的仿古，延绵了两千多年，形成了文学内容上的“文以载道”、风格上的“温柔敦厚”的总体格局。而封建儒道文化的独尊性，使中国文学在“载道”的使命下趋于一格，亦造成中国文学的表情作用大大受到抑制，呈现为类的文学和理（指“道”的说教）的文学的僵化局面，从而抑制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而1840年西方文化的侵入，使中国儒道文化的独尊性受到了挑战。并给中华文化注入了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突出地表现为人的觉醒，以及伴随而来的科学、理性观念，从而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转型。呈现为以人的文学为特征，以现代理性、科学、自由为表征的新价值观念。因此，从宏观的视野上看，中国文学到目前为止有两个时间坐标，一个是公元前476年，它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始；另一个是公元1840年，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降临。
三 中国近现代文学教学的整体构架
就开放的现代文学而论，自1840年以后，随着鸦片、洋枪、洋炮的输入，西方文化也借着这些物质的载体而在中国得以渗透。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率先做出了文化的回应。尽管在1840—1898年，文学的现代意识及创作表现得并不充分。但是，由于西方经济的强力冲击，必然带来文化意识上的强烈震荡。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形态，在1840年以后就急剧地改变了。沈永宝在《政论文学一百年》一文中说道，“龚自珍、魏源开政论文学新体，或评、或议，‘慷慨论天下事’，影响很大。诚如戈公振所说：‘光绪以后，排议杂兴，或以桐城派局于议论，遂有复尚龚自珍，魏源之文。一为驰骋开阖之致，于是新闻评议之书，竞盛于世’”。并认为“政论文学为新文学之起源‘只是’当政治改革家们想到利用文学来为他们的思想启蒙和改革理想服务时，政论文体对文学的冲击也随之出现了”。[7]于是才有了晚清文坛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我以为沈永宝先生的见解是中肯精当的，亦证明了晚清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性。因为有政论文在前，才有小说界革命之后的政治化小说。换句话说，由于中国社会的特定情势，使初创时期的现代文学先天地带有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重负，亦使五四以后的文学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从整个现代文学史的高度上看，自1840年到1917年，只是现代文学开始前的一个序幕，可称为准备期，这是从中国文学史分期的第二个层面上来看的。如果从第三个层面上看，又可以把1840—1898年的文学称为文化准备期，把1898—1917年的文学称为文学内容改良期。
而现代文学的真正形成期自然是1918年白话文学出现以后的事了。自1918年始到今日，应当说现代文学的形成期仍在进行之中，如果对这一时段的文学进行第三层面的观照，我以为可以分为如下三个时期：从1918年到1942年为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变革期，1942年到大致1984年为文学的政治化（或一元化）探索期，1984年到今天为文学的多元化探索（或无名化）时期。对此，笔者在《现代文学史分期的宏观鸟瞰》一文中已有陈述，在此不再赘述，谨对文学史分期予以图示（见图1）。
图1 中国文学分期图
笔者认为1840年至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如果未看到晚清的政论文学对20世纪中国的以政治化为主流的文学的影响，势必模糊晚清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性，亦无法厘清这一时段文学的历史流脉；如果未看到所谓的“当代文学”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在因果性，势必割裂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承传性；如果未看到1977年以后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与“文革”文学在文学观念和思维模式上的一致性，势必曲解“新时期”的“新”的真正意涵。因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学史历史分期的宏观认识，也必然会模糊文学史的整体格局及其各子阶段的划分。
文学史分期有宏观与微观之别，远距离观照与近距离观照之别，大质变点与小质变点之别。而微观探索，必须以宏观的整体把握为前提，这样才不至于在文学史的分期和文学史的教学活动中遮蔽文学史内在的逻辑层次。
[1]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2]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3]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张若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
[4]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5]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6] 罗关德：《现代文学史分期的宏观鸟瞰》，《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7] 章培恒、陈思和：《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