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明末清初散文作品解读与士人心史

第一章 明末清初散文的政治书写

一 黄道周《张天如墓志》的政治书写

黄道周以学问渊博、风骨凛然著称于明末，他的诗文书法也独绝一时，为世所重，《乾隆铜山志》评其书法文章云：“石斋先生书法，天下称曰‘浦体’。石斋先生文法，天下称曰‘黄体’。‘黄体’与‘倪体’并驱，而‘浦体’径自独行，其见重于一时者如此。”[1]《张天如墓志》乃黄道周于弘光元年（1645）三月应张采之请而作，此时正是国势飘摇、风雨如晦之际。甲申（1644）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宣告明王朝覆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于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此时在漳州邺山书院讲学的黄道周被征召赴南京任职。他目睹晚明东林和阉党的斗争在弘光小朝廷仍然延续，阮大铖掌权后疯狂地迫害复社文人。于是自请到绍兴禹庙祭陵，他带着流放的心理在绍兴的山水间徜徉。当此天崩地解、山河破碎之际，石斋胸中郁积着悲怆的情思，他落笔为复社领袖张溥撰写墓志时，笔端流淌着国家沦亡的痛楚，于是《张天如墓志》的立意和写法都打破了墓志这一文体的基本形态。

（一）

黄道周天启二年（1622）成进士，选庶吉士。张溥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改庶吉士，次年以葬亲假归，二人中进士后均入翰林院。崇祯五年六月，黄道周因上《放门陈事疏》抨击时政而被削籍返乡，张溥有《送黄石斋先生》诗为送行：

此别非常撼斗魁，萧然胜拜上清回。生成骨性忧天步，历尽艰危耻鸩媒。投版不因知己谢，遗簪犹念圣人裁。舟行半道三千里，纸剩中朝九万枚。哭世森寒存谏草，祝男愚鲁种官梅。张褒长啸山难负，赵概修书字未灰。玉佩参差愁去住，石秤安稳待归来。忠诚岂愿东溪号，澹约甘辞长命杯。髭发倍前知学到，药方多录见花开。放臣只诵承嘉惠，寥落何年会市槐。[2]

此诗颂扬石斋忧心国事、刚强不屈的节操和自甘淡泊、潜心治学的品格，期待在京师再度相会，表达了张溥对黄道周的钦敬、惋惜和分别之际的惆怅之情。崇祯六年（1633）秋，徐霞客三赴漳州，访黄道周于邺山蓬莱峡，见面后又南下广东，黄道周心中不舍，坐轿追赶霞客百里，在东山岛附近再次相聚，黄道周作有《分阄十六韵》、《七言绝句十首》、《五言古风四首》，书赠霞客，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晤面。徐霞客自粤返回江南后拜访张溥，出示石斋诗卷，张溥作《题黄石斋先生赠徐振之诗》：

久不读黄石斋先生诗，意中忽忽不乐，强以唐人压之，如挟《文选》临东坡，难相下也。比见赠徐振之十韵又追送大峰岩十六韵，觉风人在是，非河汉矣。昔昌黎伏处阳山，区册自南海挐 舟访之，喜送以序。先生家隐，不异昌黎，漳又闽岭奥区，去吴五千里，振之蹑屐从游，致与区生等。先生手篆图书二方，属振之贻予。顷既作跋，用署纸尾，古字蚪盘飞鸟翥跃，犹然列峰面目也。[3]

张溥嗜读石斋诗，并以韩愈拟之，可见黄道周的诗文在张溥心目中的地位。实际上，黄道周的诗风与张溥的文学思想有着内在的关联。

黄道周于崇祯十三年（1640）因解学龙举荐而被逮系，受廷杖。逮系的原因或云崇祯皇帝怀疑清流结党，或云崇祯皇帝迁怒于黄道周破坏了与后金的和议。此事在全国士林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张溥扼腕叹息，四方奔走营救，陈子龙在其自撰年谱中叙述当时朝廷中的形势：

抵任丘，闻石斋师得严谴逮治，益深悔此出矣。逡巡入都，遍走当局称同志者，求明石斋师，为圣主惜此举动。皆蹙额相向，以为上意方不测，若申救，则益其祸。是日上新拔进士数人为翰林台谏，予意数人者新进，为上意所倾，信其无党，若得一言讼之，或可解悟。微以语激一二公，皆笑不应。[4]

可见此时朝廷无人愿意出面替黄道周求情。作为石斋弟子的陈子龙深感失望，当他从京城南下赴绍兴推官任时，先后与黄道周、张溥相遇，其年谱记云：

七月，南还，遇石斋师于邵伯驿，询京师近事，缇帅促行颇迫，须臾别去。师意甚慷慨，而予不胜欷觑矣。至鹿城，夜遇天如，议急石斋师之难，将倾身家以图之，真有贾彪之风，予甚愧焉。[5]

这里陈子龙把张溥看作汉末赴洛阳解党人之祸的贾彪，张溥为解救黄道周竭尽全力，赍志以殁。黄道周在墓志中也记叙了张溥对他的深厚情谊：“余受上诏狱，公益诧憏，出从宜兴归，遂郁郁病，数日不起。”黄道周弟子洪思在这段文字后附有夹注：

洪思曰：“……（张溥）因念子削籍时周延儒为政，后颇内愧，今将召入复相，或颇反前所为，未可知也。遂走宜兴见延儒，力从臾之曰：‘救黄漳浦，是为朝廷有一直臣，非救漳浦也。今国家事莫有大于此者，愿公任之！’”天如竟以是忧愤成疾，不及见子出狱而死。

崇祯后期大学士吴甡《忆记》非常详细记述了营救黄道周的过程，在黄道周、解学龙、叶廷秀被关进刑部狱后，形势极为严峻，吴甡写道：

自是朝廷之上皆摇手噤舌，不敢开口出一言，内阁皆谓上欲杀道周。庚辰四月，予抵京，始昌言：“明主可与忠言，雷霆无竟日之怒，道周等不过愚戇，偶批逆鳞，上岂有意杀之？为人臣，又在九卿之列，当委曲开导，岂可成主上过举？”见内阁辄言之，公论稍稍伸。至辛巳十月，宜兴入，问予：“今最急当入告者何事？”予言：“自韩城在阁，皆严刻绳下，致主上疑猜日甚。黄道周、解学龙逮系两年余，痛楚备尝，然果何罪哉？今内阁诸公皆言上欲杀之，愚独谓英明之主，断不可杀直臣。名公到，上信任甚笃，宜乘间以至诚感动，佐圣主行宽大之政，此为最急务矣。”宜兴曰：“俟从容图之，然刑部爰书亦宜着意。”时河南刘泽深为司寇，予往谒之，为言道周一案宜从宽拟，且激以古人大义。刘曰：“名义至重，敢不竭力？”各拟边戍。上初不允，刘再疏力持，上始允部议，道周永远，学龙极边，廷秀边远各充军，辛巳十二月也。[6]

吴甡在举朝疑惑的形势下扭转了舆论导向，周延儒再任首辅之初，也采取有效的策略，才有壬午七月的廷对。当时很多士人都认为，黄道周的政治遭际关系着明王朝的盛衰安危，如崇祯十三年初夏杭州文人陆彦龙给在京师的友人的信中说：“黄石翁近事若何？石翁海内人望，朝廷丰采所属，当事眈眈，愿得而甘心者，乘此间相与，引绳批根。脱使非意罗织，致起大狱，如东京钩党时，系天下安危不小。仆等束首草野，亦日祝天王圣明而已。”[7]

（二）

《张天如墓志》撰写之际，南明弘光朝廷马士英、阮大铖掌握朝政，大肆抓捕复社名士，正直的士人心里都清楚，福王的这个小朝廷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甲申九月十五日，黄道周辞别漳浦祖墓赴南京任职，十一月，至杭州，刘宗周写信给他，以自己在弘光朝的经历劝他不要出仕，在这样艰危时刻，“今日得一人不出，为吾道留硕果，亦天下之庆也”[8]，刘宗周告诫黄道周千万不要像钱牧斋那样“随缘诡正，顿陨生平”[9]，这是清流的痛心之语。乙酉正月黄道周抵南京就职，三月自请到绍兴祭祀大禹陵，邵廷采记此事云：

乙酉三月，奉命祭告禹陵。舟泊龙江湾，梦高皇帝呼曰：“卿竟舍我去耶？”对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时左都御史刘宗周去国，道周祀陵，留连绍兴弥月。三谒宗周，固却不见，曰：“际此乱朝，岂大臣徜徉山水之日？”道周闻之，即行。[10]

由此可见，黄道周此际的心态与屈原被流放时何其相似，既留恋南明，又不得不离开朝廷，他的心中充满对崇祯以来朝政的郁愤和对弘光朝的失望。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给崇祯朝复社领袖张溥写墓志铭，黄道周郁勃的政治情怀有了一个表达方式。

黄道周天启四年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国史实录，参与编撰《神宗实录》，在诗文中他多以“史官”自称，他有敏锐的史家眼光和深厚的史学造诣。因黄道周和张溥中进士后都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张天如墓志》从明代文官的培养机构翰林院的制度沿革谈起，“国家词林之重，二百六十年矣。承明起草，率发轫东观，自非是者比于雊雉桑榖 。正嘉之际，间一少变，未失大旨。至崇祯而后，揆守他寄，其大旨患失。”[11]据《明史·职官志》：“（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12]自明初三杨以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等重要官职大多由出身翰林院的官员出任，因此，翰林院成为明代中央文官的培养机构，在中央机构中，地位尤为清要。黄道周十分重视翰林院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他对崇祯朝翰林院制度的巨大变化，基本持否定态度，并由此引出此篇的中心话题和浓烈的感情宣泄。

在《张天如墓志》中，黄道周愤怒地指斥那些嫉恨、毁谤读书修名之士的权奸及其党羽，这些人拿国家的前途命运供自己个人喜怒情绪的发泄，导致了明朝国势颓败而不可收拾。张溥和黄道周在崇祯朝都被认为是学问渊深、人格正直的清流人物。张溥与张采建立的复社是出于如下的目的：“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倖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其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固名曰复社。”[13]复社虽然以切磋时文的面目出现于社会，而其宗旨却鄙弃追逐功名之徒的空疏浮浅，提倡通经术，务有用，兴复古学。这样的学术倾向与黄道周颇为一致。黄道周学问渊深，经学造诣卓绝天下，黄景昉《黄道周志传》认为石斋对晚明士风士习的影响同欧阳修在宋初士林的作用一样：“宋人之颂欧阳子曰：‘天下士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救时行道为贤，犯颜敢谏为忠。’胥欧阳子功，诚有味乎其言之也。”[14]

黄道周认为，整个崇祯朝始终有一个嫉恨、迫害真正读书修名之士的小人集团，而此小人集团一直掌握着崇祯至弘光的朝政。崇祯五年（1632）他上《放门陈事疏》，以其易学推测崇祯皇帝登极元年应《师》卦上六，而其爻辞“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之告诫“深切著明”，此语直指温体仁入阁，他在疏中说：“臣自入都来，所见诸大臣，举无远猷，动成苛细，治朝著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不经；谈刀笔簿书，则以为知务。片言可折，则藤葛终年；一语相违，则株连四起。使陛下长驾远驭之意，积渐而入科条之中。臣子悃愊靖献之思，抑郁而消文网之内。迹其所为，既不足服小人之心，度其末流，终必承小人之败。支吾辗转，苛据目前；瑕衅既成，则诞欺立见。”[15]这里所描述的正是崇祯朝温体仁及其后继者张至发、薛国观等人依违取容、猜忌贤人、败坏国事的恶劣行为。崇祯十年（1637），黄道周在东宫讲官挑选中落选，次年又在会推阁员中出局。六月十八日在中极殿与崇祯皇帝就清操之臣傲物难用展开辩论，七月五日随文武大臣召对于平台，与崇祯帝、杨嗣昌激烈辩论，被崇祯皇帝斥为“偏矫恣肆”、“一生学问，止学得这佞口”。[16]崇祯十五年（1642），因御史刘熙祚、给事中姜埰上疏举荐张溥、张采，崇祯皇帝与几位大学士之间有一段对话：

壬午七月，上召对，问：“张溥、张采何如人？”周辅延儒对曰：“读书好秀才。”上曰：“亦不免偏。”延儒因奏曰：“张溥、黄道周皆微偏，只因会读书，所以人人惜之耳。”蒋辅德璟曰：“黄道周永远充军，家贫子幼，还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上微笑。黄辅景昉复与吴辅甡同言之，延儒曰：“皇上无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黄道周有学，便可径用，何言移戍？”上不答，复微笑。[17]

此节文字被采择入《明史·文苑传》之《张溥传》中，黄道周和张溥在崇祯皇帝及执政大臣眼里，属于勤奋读书而又有些偏执的士人，这样的书呆子不能重用，只堪作执政之参考。黄道周对这样的评价甚为愤激，《张天如墓志》开篇用了大量的文字宣泄那些嫉恨、迫害读书修名之士的权奸小人。明社既屋，陵谷变迁，“而世之诅咒学古者，犹谓是读书修名之误。呜呼！使读书修名得用于世，亦遂至此。既遂至此， 先王之道，与龙血共碧，未为不古也。”[18]如果早用读书修名的清流，国事不致颓败而不可收拾，而国破之后，能以身殉国的仍是这些读书修名之士。偏安于江南的弘光小朝廷的执政大臣不作收复失地的长远规则，而是忙于排斥清流，报复前朝旧怨，把国家命运当作发泄胸中积怨的砝码。这样的“快意横决”者就是马士英、阮大铖之流，黄道周愤激的情绪中，也夹杂着对崇祯皇帝的批评和不满。排山倒海的愤激、椎心泣血的沉痛、孤子无依的寂寞奔涌于文字之间，《张天如墓志》回荡着黄道周厚重的家国情怀，流淌着哀伤的流放意绪。

（三）

墓志是古文中实用性较强、作品数量巨大的文体，几乎所有的别集都有墓志类作品，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介绍说：“至汉，杜子夏始勒文埋墓侧，遂有墓志，后人因之。盖于葬时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以为异时陵谷变迁之防，而谓之志铭。其用意深远，而于古意无害也。”[19]关于墓志的写法，徐师曾又说：“其为文则有正、变二体，正体唯叙事实，变体则因叙事而加议论焉。”[20]韩愈的墓志文打破了这一文体的常规写法，增添了许多日常细节的描写，行文更加灵活自由，文学性大大增强。明末清初的墓志延续唐宋古文传统，世俗气息更加浓厚。

按照徐师曾对墓志文写法的分类，《张天如墓志》显然属于变体，即“因叙事而加议论”。黄道周和张溥，是崇祯年间名满天下的士林领袖，他们的个人际遇与明王朝政坛走向紧密纠结，他们所代表的学问、人格和努力没有挽回明王朝颠覆的命运。弘光元年三月，这个偏安东南的小朝廷建立还不到一年，内部却已分崩离析，危如累卵。此时黄道周为张溥写墓志，他心中悲怆沉痛的家国情怀借着文字倾泻而出。黄道周以思考、探寻明朝灭亡原因的心态进入这篇文章的写作，他以史家的眼光从明朝翰林院文官制度入手，结合张溥和自己的命运遭际，剖析崇祯朝执政者的人格和心理，而崇祯一朝直到弘光朝廷的政局陷入这样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根源还是自万历以来朝政积累的问题未能较好地化解。

《张天如墓志》全篇始终将张溥和作者自身遭际紧密地绾合，从开篇至“则其至今以入诅咒者之胸臆，宜也”一大节文字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把张溥和自己在明末的遭际置于明王朝的文官培养制度、崇祯朝政治纠纷以及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叙述、评说，体现出史家的眼光和见识。从“公生于万历壬寅三岁”至“故公之退，退而死，则亦惟余之故也”叙述张溥的仕履经历和自己出处的关系，尤其为救自己出狱而竭力奔走，赍志以殁。接下来的一节文字，自“公少与张采受先交”至“征公遗事，事始白”，叙述张溥殁后仍受到攻讦，经张采等上疏才得昭雪，此事与黄道周仍有极大关系，因张溥之被昭雪与黄道周之被赦在执政者眼中是一件事情，由上文所引崇祯帝与大学士们的对话即可看出。

黄道周少年时代即长于辞赋，他对屈原的人格和作品有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对屈原的主要作品均有续作和拟作，陈寿祺编《黄漳浦集》卷三十六为“骚赋”，共收有拟骚、续骚之作九篇六十二章。屈原忠而被谤的遭遇和忠君爱国、矢志清白的节操对黄道周人格和情感的影响非常深远，屈骚情怀是黄道周诗文作品的重要内涵。《张天如墓志》作于弘光元年三月，黄道周以流放的心态自请到绍兴祭祀大禹陵，徜徉于山阴道上，感怀国事，与行吟泽畔的屈子何其相似。张溥又是崇祯朝士林领袖，与明社覆亡有绝大之关系。所以《张天如墓志》的文字之中流淌着浓郁的屈骚之音，其情调与《哀郢》极为相似。《张天如墓志》开篇就打破了墓志这一文体的常规写法，简练的叙事之后以“呜呼”领起抒情和议论。黄道周从大处落笔，个人遭际紧紧联系着朝政和国家命运，开篇在交待明朝翰林院制度的变迁后就转入读书修名的主旨，反诘句式中充满愤激之情。此后，连用六个“呜呼”以提示情感的变化，由愤激而嘲讽，而痛心，而孤独。此节文字句式错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黄道周的屈骚情怀和郁勃情思，此后文字渐趋平淡，文末回归墓志文体的规范写法，而一腔忠愤之情仍然潜藏于文字之中，这样的写法也显示出黄道周中正平和的儒者胸怀，以屈骚始，以儒者终，一篇文章展现了黄道周的人格境界。由《张天如墓志》的文章特色也可看出黄道周的文学渊源，他跳过唐宋汉魏，直以屈骚之笔融入文章之中。蔡世远评石斋诗文说：“古文不循史汉八家，诗歌不步汉魏唐宋，而博奥黝深，雕镂古健，风骨成一家矣。”[21]他的古文风格及在明末清初文坛的地位和影响还需要我们深入研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