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钱谦益《徐霞客传》探微

——兼谈徐霞客与黄道周的交游

钱谦益在崇祯年间以复兴归有光古文之学自任，《徐霞客传》是他的散文名篇，其剪材和立意深得震川叙事文的风神。在《徐霞客传》中，钱谦益两次叙写徐霞客与黄道周的交游，此中可见作者深远的寄托。

（一）

钱谦益与徐霞客有过数次直接接触和书信往来，交往不算十分密切，《徐霞客传》是应徐霞客从兄徐仲昭的约请而撰写的。从现存的记叙徐霞客生平的数篇传记资料来看，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和钱谦益《徐霞客传》对徐霞客生平的描述比较详细，钱传所记与陈志基本相同而细节有所删削，二文应该都以徐家提供的徐霞客行状为基础剪裁加工而成。从陈、钱二文详略情形看，钱谦益除了参考行状外还有可能参考了陈志。陈函辉、钱谦益是晚明古文名家，陈志和钱传各有千秋，从古文艺术性而言，钱传的结构更为明晰紧凑，描写更为生动形象，文学色彩更为浓厚。因此，钱传的传播更广，影响更大。

《徐霞客传》记叙徐霞客一生行迹，描写徐霞客超越世俗的志趣和奇伟壮丽的游历生活，也对徐霞客科学考察的贡献和《徐霞客游记》的价值作出高度的评价。文章以事传人，评传结合，千古游圣徐霞客的形象跃然纸上。而文中两处写到徐霞客与黄道周的交游，虽系简笔，却笔力凝重，包蕴深广。一处在正文中间：

母丧服阕，益放志远游。访黄石斋于闽，穷闽山之胜，皆非闽人所知。登罗浮，谒曹溪，归而追石斋于黄山。往复万里，如步武耳。[22]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则以徐仲昭的言说来记述这段经历：

自江上走闽，访石斋于墓次；又为赍手简抵粤，登罗浮，携山中梅树归。次年，追石斋及于云阳道上。[23]

另一在正文末：

余之识霞客也，因漳人刘履丁。履丁为余言：霞客西归，气息支缀。闻石斋下诏狱，遣其长子间关往视。三月而返，具述石斋讼系状。据床浩叹，不食而卒。其为人若此。

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则云：

既归，不能肃客，惟置怪石于榻前，摩挲相对，不问家事。但语其伯子屺曰：“吾游遍灵境，颇有所遇，已知生寄死归，亦思乘化而游，当更无所挂碍耳。顾以不得一见诸故交为恨。”遂遣伯子视石斋师于圜扉。伯子归述近状。据床长叹曰：“修短数也。此缺陷界中，复何问迷阳却曲？”其弥留数日前，犹命屺顾余马渚，手作书谓“寒山无忘灶下”。其笃于交情，湛然不乱复如此。

陈、钱二人对徐霞客临终前的叙述角度各异，两段文字所要表达的意蕴也有微妙的不同。

《徐霞客传》叙写徐霞客与黄道周的交游，并以徐霞客因牵挂黄道周入狱受廷杖收束传记正文，前后遥相呼应，结尾处涵蕴无限，构成在徐霞客游历生涯之外的又一线索。徐霞客与黄道周的交游是他一生的大关节，牧斋从总体上把握徐霞客的生平和性格，颇见深度，并以简洁生动，错综呼应的笔墨写出此徐霞客一生之大关节。

（二）

徐霞客于崇祯元年（1628）四月游闽，并拜访在漳浦北山守墓的黄道周，黄道周作于崇祯三年（1630）的《七言古一首赠徐霞客》诗序回忆他们初次见面的情形：“感念昔日万里造膝，今复依然，得陈宿诺，为之道故，不觉盈篇。”[24]黄道周为徐霞客写信介绍他去拜访在广东罗浮山的同年郑鄤。黄道周服阕后自漳赴京途中路过常州，也曾向郑鄤称赞徐霞客超越世俗的个性风采。崇祯三年二月徐霞客访郑鄤于常州，听此消息后，驾着一叶扁舟追赶石斋，终于丹阳见面。黄道周深为霞客的情谊感动，与霞客饮酒赋诗，并作《七言古一首赠徐霞客》，文震孟跋云：“文不加点，沉郁激壮，遂成绝调，盖以奇人遇奇人，当奇境而成奇文，固宜也。”[25]两年半后，崇祯五年（1632）七月半徐霞客与自京城免职回乡的黄道周泛舟于太湖洞庭山畔，以“孤云独自闲”为韵，各作五律五首，黄为书帖。崇祯六年（1633）秋，徐霞客三赴漳州，并访黄道周于邺山蓬莱峡，见面后又南下广东，黄道周似乎有某种预感，心中不舍，坐轿追赶霞客百里，在东山岛附近再次相聚，黄道周作有《分阄十六韵》、《七言绝句十首》、《五言古风四首》，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晤面。

徐霞客的志趣性格及行事与晚明时期一般走科举之路的士人不同，陈继儒说他“高瞰一世，未尝安人眉睫间”。[26]在徐霞客一生众多的师友中，他与黄道周最为投契，“盖君知交遍天下，与石斋尤投契”[27]一句颇能说明霞客一生交游之大节。徐霞客崇祯元年在漳浦北山拜访黄道周后，就为石斋的学问风骨所倾倒，返回江南后即向朋友称赞黄道周。张大复之《黄翰林》云：“江上徐振之与其兄长卿过草堂，请作《小香山梅花堂记》，援而止之，不可，期以十日再过，又风厉不得泊。两年隔截，觉振之面上烟霞如昨，而意思倜傥，倍蓰曩时。其述东闽黄翰林道周事，使人神耸。玉堂金马之客，自閟岩岫，读书味道，不复与世相关，犹是男子行径。”[28]据徐霞客《游桃花涧》诗前小序，徐霞客于崇祯三年春天来苏州灵岩其族兄徐应震之小香山梅花堂，《梅花草堂笔记》是张大复的日记，此则《黄翰林》当作于崇祯三年春季，张大复于此年辞世。从文中可知张大复与徐霞客分别两年，则上次聚会的时间当在崇祯元年，徐霞客从漳州回到江南，即向张大复讲述黄道周的事迹。黄道周天启二年（1622）考中进士，选庶吉士，天启四年（1624）授翰林院编修，参加修纂《神宗实录》。天启五年（1625）返漳浦，结庐北山父亲墓侧，读书治学，崇祯元年仍在北山为母守制。徐霞客对黄道周隐居读书，不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品格深表敬仰。张大复《黄翰林》后文还提到黄道周“鱼轩沉寂”，应指天启三年（1623）其原配林氏在赴京途中于嘉兴病逝，天启六年（1626）春娶继室蔡玉卿，徐霞客初次拜访黄道周，可能并未知晓这些情况，还以为黄道周中馈乏人。徐霞客崇祯元年至漳浦访黄道周，并无直接文献记载，除了徐霞客的《闽游日记》和黄道周的《七言古一首赠徐霞客》可推知外，张大复此则记述从第三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此后随着徐霞客与黄道周多次聚会，徐霞客对黄道周的钦敬崇拜之情越发深厚。他在远游西南途中，仍经常与人谈起黄道周，并时时关心黄道周的出处消息。崇祯十二年（1639）二月初八，其《滇游日记》云：“先是，木公与余面论天下人物，余谓：‘至人惟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然其人不易见，亦不易求’。”[29]由此可见黄道周在徐霞客心目中的地位，四海疆域之广大，古今时光之悠远，黄道周是极少数可与圣贤比肩的人物。六月初九日，徐霞客又记：“是日始闻黄石翁去年七月召对大廷，与皇上面折廷诤，后遂削江西郡幕。项水心以受书帕，亦降幕。刘同升、赵士春亦以上疏降幕。”[30]此时徐霞客虽远在云南丽江，他对朝政和黄道周的出处十分关心，黄道周的政治遭际关系着明王朝的盛衰安危。所以从云南返回江阴卧病在床时特遣长子徐屺到北京探视黄道周，听说黄石斋受廷杖的惨状，据床叹息，不食而逝。徐霞客带着对黄道周的痛惜和国家命运的担忧离开了人世。

黄道周也十分欣赏徐霞客不同流俗的志趣和豪迈坚忍的性格，崇祯三年北上赴京，路过常州时即向其同年郑鄤提起徐霞客，“石斋过毗陵，为余言霞客之奇，徒步三千里，访之墓下，当事者假一邮符，却弗纳。”[31]黄道周《七言古一首赠徐霞客》云：“天下畸人癖爱山，负珰泻汗煮白石。”[32]黄道周在北京刑部狱中读到徐屺带来的《徐霞客游记》手稿四册，异常高兴，其《读游记知名山幽胜无奇不有不觉手舞足蹈欣赏无已》诗云：“江阴霞客本飞仙，谪降尘寰数十年。”[33]他在狱中答徐霞客信说：“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直鸡鹜之在庖俎矣！”[34]黄道周因涉足国事而身陷缧绁，而徐霞客生活在自己超拔的志趣之中，自尘世视之，犹如仙界。黄道周十分珍视他与徐霞客的情谊，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八日，赴戍途中遣使祭奠徐霞客，他给徐屺的信中说：“缙绅倾盖白头者多矣，要于皭然物表，死生不易，割肝相示者，独有尊公。”[35]表明他和徐霞客的情谊超越世俗，真挚久远，是两个奇特而伟大的灵魂的相互欣赏，相互理解。

黄道周是明末大儒，他耿介的风骨、渊深的学问及诗文书画的精深造诣使许多才俊倾倒折服，他的弟子中有不少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学者或诗文作家，如方以智、陈子龙、钱澄之、张履祥、李世熊等。而徐霞客与黄道周的相契，源于二人相似的志趣、性格和学风。黄道周成长于东南沿海铜山岛，其性格、学风均与其时江南士人迥异。他为人“孝谨风节高天下，而严冷刚方，不谐流俗”[36]，生平“淡泊廉静，不事鲜好”[37]。黄道周在少年时代即不为科举之学所囿，“年十四，慨然有四方之志，不肯治举子业”[38]，他博览群书，学术领域宽广，涉及天文、历算等专精之学，他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易》学造诣在当时也堪称独步。黄道周爱好文艺，擅长骚赋文章，是明末书法大家。而晚明江南士人喜好奢华享乐，追逐科名，复社文人的言行最具代表性。徐霞客在江南士人中也算是一个异类，吴国华《徐霞客圹志铭》说他“生有奇癖，……磊落英奇，目空万卷。少应试不得志，即肆志言览，尽发先世藏书，并鬻未见书，缣缃充栋，叩如探囊，称博雅君子，人能言之矣”[39]。他们均不为时风所限，知识渊博，有独到的学术造诣。徐霞客一生以游览山川、考察地形地貌为性命。黄道周也酷爱山水，并有较好的耐力，谈迁《黄石斋先生遗事》说他“遇山水，策杖日数十里，不告骪”[40]。他一生在漳浦和北京的往返途中多次游览各地山川，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和游记，就义前还写下《告辞十八翁诗》，所辞者乃他游览过并喜爱的名山。黄道周年青时受漳州学者郑怀魁启发，研究天象十分注重实测精神。崇祯五年（1632）五月初四为夏至，黄道周于五月三日至五日在南京元代郭子仪创建的观象台测量日晷，详细记录日晷的长度数据。他通过实际测量数据发现《大统历》所说不确。黄道周的实测精神对徐霞客的地理考察影响甚大，他通过实地考察找到长江正源，对岩溶地貌作系统分类、定名和形态描述等。他们突破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注重文献和体悟的方法，开启了现代科学的曙光。徐霞客游记文笔借鉴了石斋游记的一些特征，如对景物描写的详实精确，语言的朴实生动等，与晚明流行的游记文风不同。

（三）

从上文的勾勒叙述可以看出，与黄道周的交游是徐霞客一生的大关节，通过刘履丁的介绍牧斋应比较了解徐霞客与黄道周交游的情况。钱谦益在传记正文中两次涉及，在《徐霞客传》中，除了黄道周之外，徐霞客的友人仅提到陈函辉。从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可知，黄道周和陈函辉是徐霞客临终前念念不忘的挚友。钱谦益在写作《徐霞客传》时，只记叙了徐霞客遣子探望石斋事，以之收束传记正文，这样的剪材包含了深厚的意蕴。陈函辉记此两事是要徐霞客临终前“笃于交情，湛然不乱”的境界，而钱传除了此层意思外，还揭示了徐霞客的风骨和节操，这一细节画龙点睛，提升深化了徐霞客的精神境界。

徐霞客一生布衣，未入仕途，却与当时清流有很深的关系，死于阉党之手的东林党人缪昌期是他的姻亲，复社领袖张溥是他的友人。崇祯十三年（1640）黄道周被逮系廷杖牵动了全国士人的关注，石斋的遭际可以说是当时政坛的晴雨表。这一年七月陈子龙自北京南行赴任绍兴府推官，在邵伯驿遇被逮北上的黄道周，他在其自著年谱中记云：“七月，南还，遇石斋师于邵伯驿，询京师近事，缇帅促行颇迫，须臾别去。师意甚慷慨，而予不胜欷歔矣。”[41]复社领袖张溥欲全力营救黄道周，并因此抑郁而死。钱谦益此时也密切注视黄道周的命运，并与黄道周有诗函往来，作有《九月望日得石斋馆丈午日见怀诗次韵却寄》四首等。其《短歌送林铨之吴门》诗末云：“昨夜邮中传片纸，清漳孤臣幸不死。君闻此言挥手别，一笑眉间黄色起。”[42]得知石斋未于廷杖下毙命，欣喜之情溢于诗句。作于崇祯十五年的《黄长公七十寿歌石斋詹事之兄也》回忆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君不见清漳孤臣逮系时，轰雷掣电相奔随。北寺纷传苇笥籍，石工待琢端礼碑。又不见圣人一朝解罗网，大辟虞门扫汉党。白鹤惊看华表还，金鸡喜见纶竿上。”[43]《送涂德公秀才戌辰州兼简石斋馆丈》尾联云：“太息辍耕何所道，炷香稽首颂王明。”[44]许多难以明说的感慨和怨悱均蕴涵于看似颂扬皇帝圣明的诗句之外。

《徐霞客传》当作于崇祯十五年徐霞客卜葬后，这一年黄道周赴戍途中在大涤书院讲学，在南京与众门人往还。崇祯皇帝于八月二十五日已降谕，令黄道周免戍还职。在气氛相对松动之下，钱谦益写下徐霞客遣子探视石斋的细节，为徐霞客的形象画上厚重的最后一笔，也寄托自己对石斋的关切和对时局的担忧。这个细节以黄道周弟子刘履丁的转述来叙写，增加了文笔的变化。

[附论]

钱谦益《徐霞客传》以徐霞客旅行考察为主线，以其孝敬老母、笃于友情为副线，详略得当，描写生动。在叙写徐霞客滇黔之游时，用较多的文字介绍科考论文《溯江纪源》的主要结论，突出徐霞客旅行家、地理学家的贡献，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徐霞客传》也有明显的不足：其一，文章后半部分全从徐霞客海外昆仑之游立意，不仅详写霞客西域游踪，还以霞客自言与张骞、玄奘、耶律楚材相比：“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强化霞客西域之游的价值。事实上，徐霞客并为至西域，牧斋当时未读《徐霞客游记》全书，亦未细询霞客生平，突显徐霞客西域之游之文心建立于失实之事件，会给后代读者造成误解。其二，文末“梧下先生曰”一节为冗笔，牧斋用相当篇幅转叙王玄冲登莲花峰故事，仅以“霞客不欲以张骞诸人自命，以玄冲拟之，并为三清之奇士，殆庶几乎”作结，将徐霞客视为方外之人，此一评判并未触及徐霞客精神实质，可见牧斋在评论徐霞客时之窘迫，借叙王玄冲事回避实质性评判。写作才能与思想见识之间的矛盾在此处显现，此为牧斋文章之软肋，读此文者当知其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