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祥喜是我老朋友，平时虽然来往不密，但遇事总会想起。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想起来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在山西作家协会，因为关注储安平和《观察》周刊，偶然也写点这方面的小文章，那时电脑搜索器尚不普及，多数文献的数据化工作也没有完成，读书研究基本还是原始工作。祥喜那时还在广州读书，他注意到了我的研究工作并和我取得联系。说实话当时我能帮助祥喜的也极为有限，至多是秀才人情，寄本书一类的事。现在想来，祥喜最终能走上学术一路并取得可观成绩，也是因缘的结果。试想一个远隔千里的陌生人，知道远处有个人在研究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还有心建立彼此间的联系，仅此即可判断祥喜对学术的一片痴情。

做学术研究，我是野狐禅。后来因得朋友关照，阴差阳错能到大学乞食，算是命好。祥喜一开始走的即是正途，所以才能在今天这样的学术台阶上一步一步成长。

2009年夏天，我们开纪念储安平先生百年诞辰学术会议，我见到了祥喜，果然是青年才俊，文笔口才俱佳。祥喜早年做过《新月》杂志事件人物考索一类的研究，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史料非常熟悉，他在储安平研究方面曾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线索。他也能坐得住冷板凳，在寻索史料方面很下功夫。

祥喜并不在学术中心，供职的学校也不重要，但祥喜的研究工作却始终没有中断，说他现在成果累累，一点不是夸张。我们专业里所有最高级的学术杂志上他都发表过专业的长篇论文，我是自愧弗如，发表文章虽属俗务，但也是个事实。在当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青年一辈学者中，祥喜已是当然的中坚力量，我已是行将退役的老兵，看到祥喜这一代学者的成长，内心非常喜悦。

中国现代文学目前有四大前沿学术方向，一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关系的重新发现；二是域外史料的大量始用；三是旧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四是地方文献获得重要史料地位。

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虽不是完全的新题，但近来人们关注点由原来的学术思想转向文字语言及文体关系，对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也有从思想转向文体的倾向，所以文体特殊和语言别异的作家最受重视。

域外史料的大量始用有三个前提，一为青年一代学者外语水平普遍提高，至少一门外语基本不成问题；再为互联网时代到来，前者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后者面临的是有无问题。老辈学者语言不是障碍，障碍是有语言而得不到域外史料。中年一代则是语言和域外史料共同成为学术进步的困境，这两项到祥喜他们这一代学者成长起来则都不成问题了，所以他们应当在学术上比前两辈更进步；又为中国现代文学面对的主要作家普遍有域外生活经历，包括留学、游学、访问及长期居住等活动，所以始用域外史料应当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常态。

中国现代文学史向无旧诗地位，但晚清多数旧诗人是跨进现代文学时域里的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等，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近年学界多有争论，但将旧诗排除在现代文学史外，肯定需要重新思考。另外1949年后，中国传统的旧诗人并没有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旧诗人私人刻印的旧诗集存世相当丰富，如何处理这笔遗产，也是现代文学必须面对的。

地方文献的大量始用也是近年现代文学水平提升的一个主要史料基础。史料发生的重要规则一般来说与发生地是正比关系，即愈靠近史料发生地史源线索愈丰富，也愈有得到的可能。以往因为现代文学限于中文系训练习惯，对史学方法多有偏废，较少普遍始用地方文献，而今天这个局面已大为改观。

我平时和祥喜很少交流，但这次读他的书，感觉他是自觉意识到现代文学尤其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可能发生变革的许多方向的，本书就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陈寅恪给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的一段话，常为我们所引用，但得此真谛还不是很容易。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祥喜新书完成，让我写句话，我愿再引陈寅恪的话与祥喜共勉。是为序。

谢泳

2017年12月23日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