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包产叙事的三维透视——以刘小兵《积极叔》为例
《积极叔》发表于《当代》1980年第1期，作品主要内容是：“我”——一个参加政治运动的学生，回家乡龙家冲发动群众运动，一向老实巴交的积极叔对“我”毕恭毕敬。由于积极叔出身好，革命积极性高，成为革命的依靠对象。积极叔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成为龙家冲群众运动的领导者。12年后，上级委派“我”回龙家冲整顿社队经营管理，“我”却发现积极叔已经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蜕变为整天看报纸揣摩上级意图的政治投机者。上级鼓励“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积极叔却开创性地发明了“鸡婆下子”的方法——包田到户，结果在调动一部分人积极性的同时暴露出问题：年年在社里拿模范的模范叔由于没有完成任务喝药自杀，虽然被抢救过来，但对群众震动很大。积极叔的做法引起大家的不满，他们不但自发恢复了“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的方法，而且贴了积极叔的大字报，积极叔被吓得躺在被窝里。“我”坐在积极叔土改时分的椅子上，焦急地期待着积极叔醒来。
从显在的文本层面看，这不过是一篇高度政治化的小说，但作品反映出的丰富、驳杂的内容以及叙事的内在分裂，又蕴含着多维解读的可能。以《积极叔》为切入点，从政治、历史、伦理等维度考察包产叙事，不仅可以了解特定时期农村农民的真实情况和包产叙事的丰富内容，还可以由此考察特定时代的政治、伦理、思想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 政治维度：权力的渗透与影响
积极叔原本是淳朴、怯懦的农民，“我”（文联络员）的到来改变了他的命运。“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发动群众运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具有良好出身的积极叔自然成为“我”重点倚靠的对象，可积极叔在“我”面前诚惶诚恐的表现显然与“革命”的初衷相悖，“我”对积极叔的训斥更使其充满恐惧和内疚。“我”的特殊身份对积极叔形成一种内在的威慑，或者说是“我”的政治背景对积极叔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力。这时，“我”已完成了从村里走出去的学生娃到政治权力象征的身份转变。“我”之所以选中积极叔作为发动革命运动的对象，是因为大家对运动并不积极，而积极叔从土改开始就是龙家冲的贫协主任，革命热情高，事事带头唯恐落后，也就是说，积极叔具备了发动革命运动的条件。为了搞好运动，积极叔积极向我请教，甚至废寝忘食地学文件，最终将龙家冲的运动搞得风风火火。实际上，“我”进入乡村发动积极叔搞运动的过程就是一个外部权力渗入农村并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中国传统乡村“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7]著名家族史专家W.古德也说：“在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家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8]在国家权力没有渗透到农村之前，宗族家族发挥着维护乡村秩序的功能。土改运动及其后的合作化运动逐步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农村并最终完成在乡村的秩序建构，但这时的建构是通过经济政策将农民纳入国家统一的行政系统，国家权力系统仅仅完成了形式上的建构而没有渗入农民的思想，或者说，农民的思想还停滞在传统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将国家权力的触角伸向农村，以革命的形式对传统乡村秩序形成剧烈的冲击，并将农民纳入国家政治权力的范畴。国家权力思想赋予国家政权合理性，当国家权力思想与农民的国家权力神圣的传统意识融合的时候，自然树立了国家权力在乡村的绝对权威。积极叔在历次运动中由国家在乡村的权力代言人蜕变为揣摩上级意图的投机者，既是乡村权力者的成长过程，也是其思想逐渐转变甚至蜕变的过程。初进乡村时，积极叔对“我”的“文联络官”的称呼显然是出于对“官”的恐惧，带有传统农民对权力敬畏的典型特征。“由于长期专制政治的压抑和专制文化的熏陶，社会对于凌驾于自身之上的绝对君权，形成一种莫名的敬畏心理。”[9]这种心理作为一种无意识一直影响着帝国的臣民，甚至帝国统治被推翻后还作为一种心理惯势发挥着作用。“这种文化心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上就是对权力的微薄渴望。村长借助公共权力随意支配他人，决定他人的命运，而广大村民对权力的争夺也只是想改变自己被奴役的地位。然而获得权力自然也是以他人的不自由，以他人的奴役地位作为代价。乡村社会到处活动着政治人或类政治人的身影。”[10]积极叔从对权力的恐惧到热衷和崇拜，甚至蜕变为“政治人”，正是这种心理的典型表现。耐人寻味的是，积极叔积极参加运动的初衷是他原本是贫农，因为搭帮毛主席才做了人，也就是说，因为革命给了他做“人”的机会，所以他才对革命如此热衷。这使其思想更具有代表性。12年之后，“我”再次来到龙家冲检查工作，积极叔对“我”就不再是诚惶诚恐了，而是盼着“我”写文章介绍龙家冲的开创性做法。当“我”的观点与积极叔从《参考消息》品味出的风向不一致的时候，他不但批评“我”“木脑壳”，而且对“我”的态度也转为冷淡甚至厌烦。这时的积极叔已经由“革命”的积极分子蜕化为一心只要功绩、讲求形式的“政治人”。积极叔政治思维的转变显示出国家权力向乡村的渗透以及农民由对权力的恐惧、崇拜到渴望直至将权力形式化的过程。村民对积极叔发泄不满的方式是通过政治运动中贴大字报这种惯常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的，结果将积极叔吓得卧床不起，显示出群众运动的威慑作用。可从现实来看，当时国家政策已经调整，群众斗争已经是过时的运动方式，此时以群众运动来否定积极叔的做法显然与政策相抵牾，村民采取群众运动方式否定积极叔的做法显示出作为“扎根的国家权力”，对农村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其更公开且正规的形式存在的国家权力，往往缺乏构筑日常生活的功效，但当它作为扎根的国家权力通过习俗与习惯性实践的细节运作时，就变得极其有功效的了。”[11]当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日常生活并产生影响的时候，国家也就完成了对农民的掌控。
政治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相对于农民，知识分子受到的影响尤甚，也正是国家权力思想的渗透使知识分子话语逐渐被国家权力话语取代，从而形成知识分子话语的内在裂变，也使作品呈现出浓厚的政治意识。这种意识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虽然政治的影响逐渐减弱，但由于长期政治斗争的影响，特别是处于“文化大革命”后特定的社会环境，作家对政治依然心存恐惧，其心理仍带有浓厚的政治痕迹。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其创作必然与时代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作品也必定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反映出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从而为我们了解包产制的历史提供了条件。
二 历史之维：包产制的谱系溯源
积极叔创造性地想出“鸡婆下子”的办法，将国家推行的改造为“包田到户”。“包田到户”调动起铁尺等人的积极性，但模范叔却差点为此丢掉性命。作品否定积极叔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证明“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是切合农村实际的做法，违背这种做法将给人民带来危害。实事求是地说，作品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但将模范叔的遭遇作为农民的普遍命运显然存在着偏颇，其实质不过是以国家政策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显示出作家的政治思维。也正是作家的政治思维使作品具有了鲜明的政治特征。其实，不仅是《积极叔》，受环境影响，当时的主流文学作品几乎都带有鲜明的政治特征，这也为我们通过作品考察包产叙事、梳理包产制的谱系提供了可能。
郑万隆的《铁石老汉》（《十月》1978年第1期）是一篇具有强烈政治性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包产叙事的起点。之所以说它是包产叙事的起点，是因为其作为“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过渡的作品之一，将对“四人帮”的否定和对集体所有制的肯定统一于政治性的叙事，而其政治思维则与包产叙事的强烈的政治特征有着内在的一致，显示出政治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以及包产叙事自觉为政治服务的意识。作品注明改写于1978年1月30日，仍可认为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思想。作品中，桃村饮水工程的成败直接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显示出强烈的时代特征；但满明、满亮兄弟不同道路的选择及最终的遭遇又显示出对合作化或者说集体制的肯定。在集体制弊端充分暴露、不少地方的农民开始探索包干到户的背景下，作品依然肯定了合作化政策，显然延续了“文化大革命”甚至“十七年”的政治思维，显示出强烈的政治特征。但合作化毕竟成为强弩之末，此时肯定合作化显然背离了社会的主流，或者说作品是“合作化叙事的终结”也不为过。作品呼应国家政治变化与拘泥国家既有政策的抵牾显示出现实与文本的罅隙。有意味的是，其后，具有强烈政治性特征的《桃花渡》（程贤章，《人民文学》1979年第10期）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却是肯定“定额管理，多劳多得，超产奖励，按劳分配”的生产机制。桃花渡村大队第六生产队新任队长陈小明按照《人民公社条例》实行多种经营，遭到了以大伙、二伙为代表的公社和县有关部门领导的阻挠，最后，去省委学习的县委书记谢逢源解决了问题。在陈小明的“改革”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陈小明改革的依据是《人民公社条例》，这也是林彪、“四人帮”违背政策、伤害农民的依据；二是贫困的根源是林彪、“四人帮”的大棒政策，改革的内容就是纠正林彪、“四人帮”在农村的错误政策，陈小明等人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同错误政策的执行者大伙、二伙的斗争。林彪、“四人帮”的政策成为决定农村生产成败乃至农民命运的关键。作品直接呼应了农村经济政策，把失误的根源与政治联系起来，显示出政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决定作用，也显示出包产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如果说《铁石老汉》是包产的起点，那么《桃花渡》则是初步探索。《桃花渡》中，国家通过定量管理的办法鼓励农民进行多种经营，虽然没有否定集体制，但已经显示出变化。《积极叔》中实行的“包产到组，联系产量计酬”则是对集体生产的一种反动，分组作业已经显示出对集体制的怀疑，而铁尺等人“包田到户”的积极性更是说明集体已经丧失了凝聚力。值得注意的是，决定包产成败的因素不再是国家上层的权力变化而是政策，是政策影响下的人，更确切地说是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逐渐成为包产成败的关键。从权力到政策再到人的变化，显示出知识分子政治思维的转变，也显示出文学中“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通过包产前后社员劳动态度和土地收成的对比，肯定了包产政策，否定了集体制——包产后，就连20多年不曾摸锄掂锨、有着软绵肥厚的“海绵手”的支书李保也不得不担着粪草下地劳动，包产对人的改造可见一斑。之后的《喜雨》《贴树皮》《集市》等作品更是通过集体制对农民造成的伤害以及包产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对比，对“包产到户制”做出完全的肯定。沿着这条线索，最终确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包产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包产叙事中，集体制下的“伤痛”成为揭露林彪、“四人帮”乃至极“左”政治罪恶的铁证。包产叙事以对极“左”政治的控诉和批判建立了一种新的规范，显示出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内在联系。程光炜通过考察《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两篇小说认为，当时对《晚霞消失的时候》批评的一套话语，带有明显的“文革文学”的印记。“明显的事实是，上述对‘时代’‘揭示’‘错误’‘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性的认定，不光是80年代文学‘新规划’中产生的一个标准，也是‘十七年’及其以后文学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我们（包括主流批评家们）在坚决反对、批判当时当代文学中的极‘左’思潮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当时也没有看清楚，那些文学表现的‘历史范围’‘限度’等等东西，与当时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断裂’‘绝缘’的关系。人们在拒绝、排斥前者的同时，也在‘新时期文学’中有意或无意地‘回收’着后者，和它的文学‘规律’。”[12]政治思维的惯性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显示出模式化特征甚至具有强烈的人为雕琢的痕迹，从中不难发现“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臆造阶级斗争的影子。应该说，这类作品对包产前后农村农民生活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农村农民的现实。但由于作家政治思维的惯性特别是二元对立思维，这一时期的作品明显带有二元对立模式的痕迹。作品对维护集体制的保守者的揶揄和批判与对坚持改革的探索者的肯定和颂扬，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倾向和时代特征，显示出新时期文学在接续“文革文学”传统的同时内蕴着变革的因素。
三 伦理维度：包产叙事的理性反思
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合作化运动以政治的名义将土地、财产等收归集体，彻底改变了土地私人所有制度，显示出与传统经营方式的决裂，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也正是通过合作化运动，农民被一步步纳入国家政治权力范畴，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乡村社会结构。“可以说合作化运动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全面深入地影响农村生活内容、农民生活观念、家庭关系等等，更为显现地把自然村社转变为政治组织。国家权力强行介入成为乡村权力系统的核心构成因素，其他因素则在这个核心周围以新的秩序进行组合。”[13]集体制时期，农民的生产资料甚至人身都被纳入集体的范畴，不但他们的生活需要依赖集体，他们的流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对小农而言，土地也不单纯是自然物，而且还蕴含着对家庭祖宗认同的血缘亲情意识，体现着小农的价值信仰、精神寄托和一种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14]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统一经营不仅剥夺了他们自主支配财产的权利，也使他们失去了感情的寄托，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更是将他们牢牢捆绑在集体的战车上，再加上集体制时期的一些激进做法，大部分农民失去了劳动积极性。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农村的普遍贫困，农村的经济体制变革势在必行。
《积极叔》原本是批判铁尺的自私思想，肯定“包产到组，联系产量计酬”的制度，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生产制度已经不能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生产要发展，必须改革。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允许从事多种经营更使农民的生活有了实际的改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广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78—1984年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总增长率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2.2%和6.1%，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增长最快的时期。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是这一时期农业实现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定量研究表明，在该时期的农业总增长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作的贡献为47%，大大高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用生产要素价格等其他因素所作的贡献。”[15]包产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不同家庭的差异，包产也给一些家庭带来了困难。模范叔的遭遇并不是个案。在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出现了农民一家老小齐劳动的场面，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也存在着部分家庭劳动力缺乏、孩子辍学等问题。包产过程中，村干部对政策的片面理解甚至抱有的抵触情绪，更是人为地造成了生产资料的破坏和部分农民的暂时困难。长期的集体制度和集体主义思想使人们很容易把包产到户误解成单干，误解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对私有财产的肯定更使个别村干部的心理发生了扭曲甚至有了极端的行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地攫取财富。农村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浩然的《苍生》中，邱志国原本是党的好干部，但包产的推行使其否定了以前的“革命”思想，转而将权力视为个人牟取利益的工具，最终蜕变为一心为己的蛀虫。包产之后，农民的小农意识重新抬头，集体主义精神逐渐被个人主义取代，并因此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村上的五保户等孤寡老人没人照顾，农田基本建设无人管理，村民之间贫富分化等，显示出农民走向富裕和自由的艰难。《苍生》呈现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浩然出身于贫苦的农村，其亲戚也大多是农民，再加上经常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因此对包产的现实有着比较真切的了解。正如他所说，“作品本身体现了我对农村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希望与忧虑，歌颂与暴露”。[16]如果说《苍生》关注的是包产对农民形而下生活的冲击，那么《山月不知心里事》等作品在关注包产对农民形而下的冲击的同时关注着其对农民形而上精神的影响。包产后，分散经营使家庭成为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明显减少，青年人失去了自由交流的空间并由此陷入感情的苦闷，小翠甚至感觉生活没意思，要早早地出嫁。包产打破了平均主义，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为农民展示个人能力提供了机遇。但另一方面则是，在大多数家庭走向富裕的同时有不少家庭的生活出现了困难。《平凡的世界》中，包产后，双水村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田四、田五等的日子反倒不如以前；作为直系亲属的田海民对其置之不理，他们只能去孙少安的窑厂干活。与对包产的一味颂扬相比，这部分作品显然更接近农村的现实。
有意味的是，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很少见到反思包产的作品，更多的作品是对包产制的赞扬，甚至到了莫言的《生死疲劳》，还对全国唯一的单干户蓝脸给予了完全肯定。这与包产探索、推进过程中包产叙事的丰富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近几年，随着对土改、合作化等的反思，人们对包产的认识渐趋理性。著名学者曹锦清认为，“如果我们单纯从农业生产组织来看问题，集体组织对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确实是有效的，因而对提高单产也有重要的效应。但若从经济效益、从单产的进一步提高来说，家庭这一古老而原始的农业生产组织则更为有效，这便是我们解散集体、恢复家庭生产职能的一个最基本的理由”。[17]包产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也值得我们反思，但包产的负面影响与包产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毕竟微不足道。总体上看，包产制适应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符合了农民的实际，将土地交给家庭经营不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总之，《积极叔》尽管成就有限，在当时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立足当下，怀着对历史同情的态度，将其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进行多维度的解读，特别是以细节的真实映照社会现实，则显示出丰富的意蕴。以《积极叔》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包产制的文学书写，对我们理解包产进程中的复杂形势和当时社会的复杂思想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