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学抗战

第一节 实况报告

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3日，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整整持续了14年。恰恰在这段时间，战争的背景以及当时桂系在建设广西方面的励精图治，造就了广西文学空前的繁荣，这个空前的文学繁荣主要由当时的桂林文化城所呈现。

用文学史家吴福辉的话说：“桂林的地位自然不全在风光的旖旎，而是它正处于抗战政治、文化的缓冲地带。”“从文学家创作环境看，昆明和桂林的区别是昆明有余裕来沉思、体验战事，桂林却距战火不即不离，好似迫在眼前，又可从容构想。”正是这种特殊的情势，造就了桂林与文学的因缘，处在连接西南、东南的交通结点上，桂林“成了南北文化流动的理想集散地”[8]。

在这不算短暂的14年里，相继出现过三次作家集结桂林的高峰期。

第一次是广西师专成立之后。

1933年8月，广西师专校长杨东莼聘请在上海写作的新文学作家沈起予到广西师专任教。沈起予可能是抗战时期第一个来桂林的新文学作家。[9]1935年，广西师专又聘请了以陈望道为首的来自上海的新文学作家团队。这个团队包括了陈望道的弟弟陈致道、学生夏征农、祝秀侠和杨潮4人。不久，陈望道又邀请著名戏剧家沈西苓到广西师专担任教职。[10]

沈起予、陈望道、夏征农、祝秀侠、杨潮、沈西苓是抗战期间到桂林的第一个文学团队，他们主要依托广西师专从事文学活动。他们对桂林文坛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系统化地带来了新文学理念和新文学实践，二是培养了一批桂林本土的新文学作家，三是奠定了桂林现代话剧运动的基础。

1936年6月，以陈望道为首的上海左翼文学团队先后离开了桂林，但他们播下的新文学种子已经在桂林落地生根。

第二次是广州、武汉沦陷之后。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1937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1937年12月14日，南京沦陷。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1938年10月26日，武汉沦陷。

东北、华北、华东、华中以至华南的相继沦陷，导致中国文化人的大量西迁。1938年10月之后，桂林成为与重庆、延安鼎足而立的抗战文化中心，广州与武汉两座城市的沦陷，欧阳予倩、盛成、孙陵、胡危舟、夏衍、巴金、艾青、郭沫若、王鲁彦、艾芜、田汉、司马文森等人分别从上海、武汉、广州、长沙、衡山等城市抵达桂林，直接导致了作家向桂林集结的第二次高峰。

第二次作家集结桂林期间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成立。

1938年6月，在月牙山倚虹楼举行文艺茶话会，决定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推举欧阳予倩、李文钊、韦容生、满谦子、张安治5人负责筹备。11月，文艺家们还是在月牙山倚虹楼举行临时座谈会，决定成立桂林分会，推举巴金、夏衍等负责筹备工作。12月，桂林战时文艺工作者联谊会成立，李文钊为临时主席，李文钊、艾青、阳太阳、黄药眠、欧阳凡海、林林、周钢鸣7人为理事。1939年2月，姚蓬子代表总会致信冯乃超、夏衍和巴金，催问桂林分会筹备情况，并说：“桂林作家云集，且为西南文化中心之一，文协分会必须迅速建立起来。”7月，姚蓬子途经桂林，召集桂林文艺界座谈会，正式成立了桂林分会筹备委员会。9月，《救亡日报》刊登启事，征集会员。10月2日，文协桂林分会在桂东路广西建设研究会礼堂召开成立大会。10月4日，第一次理事会推选欧阳予倩、李文钊、陈此生、王鲁彦、林林、黄药眠、焦菊隐、艾芜、钟期森9人为常务理事。

文协桂林分会成立后，规模逐年扩大，直到1944年9月，日军逼近桂林，当局要求全体居民撤离，文协桂林分会宣告结束。对于文协桂林分会的作用，徐迟有过一个评价：“文协是全国组织，头脑设在重庆……桂林分会应是心脏的地位，仅次于作为头脑的重庆总会。”[11]

第三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后。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香港陷落。林焕平、茅盾、胡风、端木蕻良、何香凝、柳亚子等纷纷从香港逃出，历经艰险抵达桂林。香港沦陷导致又一次作家向桂林集结的高峰。

第三次作家集结桂林，将桂林的抗战文化推向了高潮，成就了一批名篇佳作，完成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定格。

战时的桂林，新闻、出版、教育、文化各项事业发达，形成了一个有益于作家生存的文化场，作家在桂林这座当时与重庆、昆明、延安、上海齐名的城市，辛勤笔耕，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

作为新闻与文学的结合，报告文学最迅速地反映了战争进程和战时生活状况，成为战争期间影响力很大的文学形式。

战争时期，风云变幻。战争的任何进展和变化，都关系着人们的生死利害，因此，人们非常关心战争动态、社会时事。这是报告文学成为战争时期主流文体的原因。当时的桂林文化城，聚集了夏衍、孙陵、司马文森等一批报告文学家，桂林文化城的报告文学，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是大陆战场报告。如华嘉的《烽火中的南路》，司马文森的《粤北散记》，韩北屏的《寂寞昆仑关》，黄药眠的《昆仑关之行》；二是海外战场报告，如华嘉的《香港之战》、《太平洋上的“一二·八”》，唐海的《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陈残云的《今日马来亚》，马宁的《南洋风雨》；三是沦陷区生活报告，如孙陵的《从东北来》、夏衍的《上海见闻别记》，萨空了的《香港沦陷回忆》等；四是流亡生活报告，如茅盾的《劫后拾遗》、《脱险杂记》，黄药眠的《桂林的撤退》等；五是文化人的文化抗战，如孙陵的《笔部队随枣会战长征记》，罗维的《昆明文化界速写》，王莹的《中国救亡剧团出国行》，海航的《作家上前线——笔部队访问记》，廖行健的《邕宾线上的文化队》，曾敏之的《桂林作家群》等。

桂林文化城的报告文学对整个中国抗战历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全时段的记录，作为当时作者的亲历、亲见和亲闻，桂林文化城的报告文学已经成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桂林文化城报告文学不仅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品质。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的关注，对战争期间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运用多种艺术手法进行报告文学写作，使桂林文化城的报告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南线战场、文化人抗战、东南亚战场及海外华侨抗战是桂林文化城报告文学区别于重庆、延安、上海等地报告文学独具特色的题材内容，兼具地域性、民族性和国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