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十年来，我针对当今文学理论的衰落和文学研究的低迷状态，提出了一个“后理论”的概念，这正好与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后理论：文化批评的新方向》（Post-Theory：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的题目类似，但是我们各自所指的对象不同。我当时注意到，面对文学理论在整个世界的衰落，来自东西方不同阵营的学者也纷纷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而我的老朋友伊格尔顿的态度最为悲观。因此我提出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回应他的悲观态度。诚然，我本人作为一个持乐观态度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从未对文学理论的现状感到悲观失望。与其相反，我对文学理论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抱有一定的信心。但是同时，面对文学理论在当下所面临的低迷状态，我们又不得不扪心自问：我们的文学理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学界总是听到“理论死亡”的噪声？文学理论的现状究竟如何？它的未来前景又如何呢？如此等等。这当然主要是出现在西方的状况。确实，令许多长期从事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们感到困惑的是，西方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在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的年代里，传统意义上的注重文学作品形式和审美特征的文学理论被放逐到了边缘，或者像碎片一样被淹没在文化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尽管如此，对文学理论情有独钟者依然不少，一些被文化理论放逐到“边缘”的文学批评家纷纷奋起抗争，试图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争得一席位置。这就是当代西方文论界的现状。

但是，我也在不同的场合说服我的西方同行，文学理论在西方的式微并不意味着在其他地方也不受重视。就好比文学在西方早就被人宣布“死亡”了，但它依然在高科技的电子时代存活了下来。尤其在当今的中国，鼓吹“文学死亡”或“文学理论死亡”者就更没有市场了。特别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前途更有信心了。在文学理论界，随着李泽厚的《美学四讲》收入《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第二版，以及张江和米勒的对话在《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上全文发表以来，我们不禁欣喜地看到，中国文学理论的成就已经开始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和重视了。越来越多的原创性英文论文不断地见诸欧美主流的学术理论刊物，一些虽然用中文撰写的论著经过翻译的中介也开始步入英语世界，有力地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和文学理论之格局。这当然对中国的文学理论家而言是好事，但我们也不应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在国内仍有一大批辛勤耕耘的中青年文学理论工作者，他们不仅打下了扎实的中国文论功底，同时也广泛涉猎西方文论前沿课题，并且写出了具有自己真知灼见的著作。也许他们现在还不甚有名，但他们的著述也许预示着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未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由范永康教授撰写的《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转向研究》就是作者试图回应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现象——文学政治学——的一个研究成果。

作者阅读了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大量著作，概括提炼出一个突出的学科理论倾向：文化政治学，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五人的理论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之政治化的影响最大”。这是符合当今“后理论时代”西方文论的现状的。由此，作者聚焦这一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形成了从中国的视角与这些理论大家的对话。

但作者在反思和批判当代西方文论中的泛文化、泛政治倾向的同时，也认为重建文学性、重返人文关怀、重构文学价值并恢复政治的宏大抱负，正在成为文化理论和文化政治热潮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向。在这一发展趋势中，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该有所作为。我想本书也许可算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作者在书中还就如何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和理论建构，体现了作者致力于理论探索和创新的勇气。

读完全书，我感到本书有下列三个特色。

其一，对当代西方“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倾向作了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评价。作者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论并非简单地“向外转”，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前半世纪形式主义文论的成果，努力做到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形式主义与文化权力或意识形态的兼容。特别是福柯的主体位置理论，作出了两点重要贡献：一是为我们揭示出主体位置形成背后的话语和权力的建构机制；二是启示我们，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本质主义的”身份，身份是可建构的，当然也是可改变的。即使文学理论走出形式主义的狭隘领地，面向广阔社会文化现实，“在这场广泛的后现代文化政治运动之中”，文学理论依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显著的社会功能。因此就这一点而言，重新回到形式主义文论是没有前途的。

其二，本书花了很多篇幅讨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文化理论的现状以及之于中国的意义。在作者看来，这尤其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我们擅长在宏观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社会结构论框架下进行社会、历史、政治批评，而对无意识、欲望、心理、身体、性别、种族、生活方式、日常文化等微观层面或中介环节的研究明显不足。我认为作者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可惜这方面的论述还有待深入。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当今西方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变革就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阶级政治，转向对日常生活领域中的非阶级政治的重视，如身体政治、性别政治、种族政治、差异政治、文化政治等，试图发展出一种能够适应“新社会运动”以来的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解难免失之偏颇。但是，这也不能说明后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就没有意义，相反，这些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此突出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从学理和实践上对之加以深入的研究，这对于我们反思、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由此可见，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确实提供了一些的新的思路，譬如，他们引入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将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改造为比较精致的“文化唯物主义”或“话语唯物主义”，从而凸显出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功能。应该承认，这些观点的概括一方面是作者在对西方后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入的研究后得出的，另一方面也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果。这些观点的价值并不在于其结论性，而在于其可以引发这方面的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由此我们便见出本书的第三个特色：作者针对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以及整个文学理论方法和话语的创新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在作者看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仍然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缺乏创新精神；二元思维模式；方法、资源单一。有鉴于此，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条重建策略：第一，重建文学观念：文学是审美的人学。第二，重建文学的美学和人学价值标准。第三，重释“文学性”（架构文学性的圈层结构图式）。可以说，作者对这些建设性方案的阐释为我们今后的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毫无疑问，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理论已失去了以往的那种活力和穿透性，它逐渐变得越来越崇尚经验，并注重反思和质疑自身，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充分彰显其批判锋芒了。因而在不少人看来，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理论已经衰落甚至死亡。这就是早期的理论研究者对“后理论”的描述和界定。但我认为，后理论概念的提出旨在说明，理论并没有死亡，它已经渗透在对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经验研究中。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批判对象，同时也在于反思自身。后理论概念的提出，使得日益缺乏活力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此外，“后理论时代”是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没有大一统理论话语的时代，但是各种理论思潮却可以在自己的有限空间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文学理论虽然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而且不断地被人宣告“死亡”，但文学理论仍有着广阔的前景。它虽然无法回到过去曾经有过的形式主义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它永远不会消亡，只是理论本身曾有过的“无边的”作用和不恰当的功能必须加以限定。理论应该结束那种大而无当的“泛化”状态，果断地回到对文学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和批评上。这样，理论就永远不会失去活力和有效的作用。

另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后理论时代”解构了国际文论界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为文学和文化理论关注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中国的古代文论从来就有着自己独特的范畴和话语体系，因此在“后理论时代”进行中国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建设就要从基础性的工作做起，对古代文论中仍有活力和阐释张力的概念和范畴进行重新发掘和阐释，并尽可能地将其用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和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使得长期以来已经“西化”的文论术语首先变得混杂，进而彰显其不同于西方理论话语的特色，最后才能形成自己的独特范畴和话语体系。所以说，“后理论时代”既是大一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学理论解构的时代，同时也是（非西方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建构的时代。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应该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起到先锋的作用。由此可见，本书的出版应是这方面的一个初步的尝试。我应永康邀请，写下了这些文字，权且充作一篇序言。我希望本书的出版将引发这方面更多的著作和论文。

王宁

2018年2月1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