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易》是中华智慧的结晶

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它是怎么来的呢？它何以就有这样的思想力量？

《周易》一书，分《经》《传》两个大的部分，《易经》部分产生在殷末周初，也就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易传》部分产生在春秋、战国之间，公元前475年左右，它们不是哪个人的独创，而是一代又一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易经》最古老，但它更是古老的岁月中我们祖先智慧的积淀。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考古成就已经证明了，在《易经》这部巨著产生之前，我们的文化与文明的探索就已经具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和自身的特色。

就其特色而言，考古学家曾有明确的论述：中国文化所处的地理背景独特，“中国本身乃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它同外部世界处于一种相对隔离或半隔离的状态。这就决定了中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文化同外国文化的交流，是在古代文明已经完全形成以后的汉代才开始的。”（严文明著《史前考古论文集》）用它来观察《易经》，我们就可以感知，这部经典所表达的思想具有纯粹的民族性特色，它是我们先民自己的发现、发明与创造。就中国文化与文明的长久性而言，则远在公元前八千到七千年的黄河流域就有慈山文化留下来的十万斤以上的黍的遗存；长江流域也有公元前七千到六千年的河姆渡文化留下来的十万斤以上稻谷的遗存。（《史前考古论文集》）众所周知，在史前文明中与农业一道出现的有养畜业、制陶业，同时还保留着采集、渔猎等，这些不断丰富起来的社会实践，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识，而能够具有十万斤以上谷物贮存的种植能力，正说明了人们管理社会、组织生产、料理生活的能力，这同时也就是人们对相关问题认识能力的说明。当人们进入关系更为复杂的文明社会时，认识的界域又远非原始社会可比，考古学上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证明了史籍所记夏王朝的存在，也就是早在四千年前就进入了阶级社会。考古发掘的实物，不仅证明了生产的空前发展，而且证明了社会组织的发达，出现了王权所具有的宫殿、青铜玉石礼器、兵器、严肃等级的墓葬。商代的考古更加印证了古籍的记载，在那里，不仅社会文化丰富、发达，更引人注目的还有频繁的祭祀、占卜和甲骨卜辞记录的商人的各类活动。商代晚期崛起的“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人，继承了商人遗产，并有自己的开拓和认识。这样长久、广阔、丰富的社会文明实践，是造就《易经》的真实基础。也就是说，产生在这些探索之后的，公元前11世纪的《易经》，它里面所包含的是人的长久实践积累下的经验、智慧，是人的理性认识的结晶，因此它才能具有这样丰富的思想含量，有这样顽强的思想力量。

说到这，就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是以卜筮的面貌出现的，而卜筮表现的是非理性，不是理性的人自身的思想所及，靠的应该是神明的启喻。这怎么解释呢？其实，这也是文化史的必然现象。全人类都一样，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幼稚的认识能力与强大的自然力形成鲜明的反差，但人类的天性就是凭借自己的头脑去认识自己，认识环境，发展自身的创造力而去求取生存、发展，与动物的凭借进化适应环境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样，受到限制、压抑的人类，把还没有被认识的强大外力，凭借人类特有的想象力，归结为具有异己的强大能力的神明。试图认识神明，求乞神明的佑助，这就产生了包括占卜在内的一切求乞神明的非理性活动。作为卜筮的《易》，就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但是，伴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进化，许多现象都不断地被认识，许多规律都不断地被发现，神明就成了召唤人们的旗帜，在《易经》这种卜筮活动中，注入的内涵却是人们理性的认识成果，是人自身不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不断增长的智慧，这就是《易经》的状态。著名的《易》学家成中英先生对占筮理路曾有推断：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首先是观而得其象——“人因经验和直觉而得现象”，然后对现象、经验进行分类把握而符号化产生卦象，进一步想要探究事物发展而有自己的决策，就需要依据既得经验而推演，这就是易卜与易筮。

总结一下前面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中华远古文化的延展，巫术、占卜从来没有间断过，就在神的名义下，在权威的标志中，在这卜筮里，传递着、存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这就是《易经》的来历，也是《易经》的性质，《易传》把它概括成“鬼谋”“人谋”的产物。

《周易》之“周”的意思“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它包含了天地、人生无所不备的道理；“易”讲的是“简易”“变易”和“不易”。“简易”，能把纷繁的事物用最简易的说法概括起来，这标志着人自身的认识能力、思想能力。“变易”是《周易》的灵魂，整部《周易》就是讲行行不居的永远变化的世界状态，“变易”是永恒的，是世界的本质。“不易”，万事万物之中都有不变的道理，《周易》就是要讲出这里面不可变易的道理。面对永恒变化的世界，认识其相对稳定的规律，体会它不变的道理，把这些规律、道理用简易的形式概括出来，使其周普而无所不备，用来指导人们，这就是《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