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语的来源

语的起源包括宗教神谕、君主训话、圣贤语录、古人之言几个方面。语的结集源自当时人对语言的信仰，这与当时历史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口语中积累了丰富的话语资源，而且春秋时期士人追求立言不朽的人生价值，礼乐社会的背景也给语的产生和应用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于是周人建立了纳言制度以及国子言教的体系。语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存在，在社会上有很丰富的语的资源。原始社会巫的神谕很多都有一定思想性和哲理性。《尚书》记载夏禹曾作训典警诫子孙，之后训命有很多记载。在古代的文献中还常见“古人有言”之类的说法，可见在春秋之前人们对语言已经很信仰和崇拜，而到春秋时期出现追求“立言”风尚，这种趋势又得到强化。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繁荣，朝聘和宴会以及典礼仪式的时候有合语的环节，语被神圣化和经典化，被专门编纂的贤者嘉言善语成为教育国子内容，语是贵族需要掌握的技艺，具有“明德”的体用功能。

语是古代一种固定的文学体式，是对历史事件、事物现象、人物评价、鉴赏判别的评论、概括的话语。以讲道理给后人提供经验教训，古人不离事而言理，所以也有记事，但主要还是在于议论的言论。语与先秦时期的口传媒介占主导的社会实际有关系，重要而详细的事情都是由口头传诵，文字记事只是大概的记录内容。从《国语》人物的论述语言上也可以看出鲜明的口语特色，原本的话语由后人记录成文。我们看到后代对春秋或者以前重要大事的详细记载，也都是从口传的语而来，既然是话语，也就有人物的主观性，加之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采用的时候应当注意，但话语也有它的优势，通俗易懂而且往往蕴含着许多宝贵的历史信息。这些话语主体也不是普通百姓，《论语·宪问》载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人们征引的都是有德者的圣贤语录。话语主体往往是贵族的有德者和智者，讲述治国理政的主要方法，周代有专门整理和收集、传诵这些嘉言善语的瞽矇乐官，他们以此教育国子，以达到“使明其德”的宗旨，《周礼》记载他们能“奠世系”，而且教国子“乐德”“乐语”“乐言”，还主持国家的典礼，负责重要典礼仪式用乐，他们往往是由盲人充当，这些人记忆力很好，对官学典籍、条章制度、国家典故都很了解，音律、《诗》谣、嘉言善语也很明白。他们是周代的礼乐宗师，是一个很大的文人群体。瞽史在那时候地位尊崇，在神学体系中也有很高的地位，能知天道；史官从商周礼乐制度中兴起，开始只负责文字记录和起草工作、天文历法测算的一些事务，但后来在国家的统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神学地位的逐渐衰弱，史官的日益繁盛表明理性主义思想的崛起。瞽的知识来源于口口相传，在外国和少数民族也有很多盲人史诗传诵者，他们知道很多很悠久的事情，甚至历史文献无法记载的内容，可以订正文献的失误和补充记录的不足。在古时候以结绳、图画记事，大部分还是通过口耳相传，结绳记事有横纵之分，这种思想也延伸到文字记录，史记也有记言和记事之分，记事简略只是一个大概为横，其缺点在于简略，记言详细为纵，特点在于不能观其全局。

先秦文献中散见的言类之“语”汇编。俞志慧在《先秦文献中散见的言类之“语”汇编》统计了先秦文献中的“语” “人有言” “闻之”“谚”“野语”等语。《尚书》引人言6次、《诗经》7次、《逸周书》11次、《左传》119次、《国语》88次、《管子》12次、《晏子春秋》47次、《论语》11次、《墨子》17次、《孟子》17次、《庄子》15次、《老子》7次、《邓析》2次、《吴子》2次、《司马法》1次、《列子》5次、《尹文子》4次、《慎子》6次、《荀子》14次、《尸子》1次、《鬼谷子》5次、《韩非子》15次、《商君书》5次、《礼记》7次、《大戴》3次、《吕氏春秋》18次、《尉缭子》2次、《六韬》5次、《鹖冠子》5次、《战国策》57次、《楚辞》4次、《春秋谷梁传》8次、《黄帝内经灵枢》7次、《黄帝内经素问》3次，出土材料30次。[71]先秦文献存在一种普遍的引言的现象。《国语》常常要引古人之言，记载先代君王训诫和谋划的话语，有的刻在青铜器上，有的刻在建筑日用器物上。

在上古社会巫术流行，巫师话语讲求韵律和哲理性，这时候话语还只是只言片语，有的是在祭祀的时候，或是礼乐典礼仪式上，《诗经》中大雅和颂就是典礼礼仪上的歌辞，只不过这已经是西周时的事情，而在这之前还有很多，如《吕氏春秋》记载的《腊辞》表现丰收之后的庆祝场景，是巫师载歌载舞的祝祷之辞。出土文献有《祝辞》，巫师还有一些谶纬的辞，叔向母亲预言羊舌氏未来的话语，其他的一些预言也是；还有一些带有语言性质的童谣，如春秋时期伐虢，这种思想在民间比较有说服力；还有祷告之辞，如孔子的祷告，以及卫公祷告不要在战争中伤到自己的脸；还有诅咒的词，侯马盟书中有不少记载，关于占卜的也很多。商代甲骨文中记载了很多这类的文献，这些宗教性质的神谕之辞，带有哲理性和意象性，这些辞都是语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