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笺注

笺注是对影响读者理解文献的关键字、词、典故等的注释、说明、评议等，要求文字简洁，表述清晰，不能如汉儒注释儒家经典一样，解一字之“经”，动辄数十万言。吴先生对元稹作品的笺注，是笔者见过的现代人注释古代典籍中最为“细大不捐”的著作，典故等难解之处不用说了，就是一些较为通俗易懂的字词，吴先生也多方引用书证，详加注解。随手举两个绝对不是最详细的例子。《寄思玄子诗二十首》注诗题中之“诗”云：“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感情。最初诗可以唱咏。《书·金滕》：‘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文心雕龙·乐府》：‘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又注诗题中“首”云：“量词，篇。《史记·田儋列传论》：‘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寒山《诗》二七一：‘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大凡作者写书，都要有一个大体的定位：书是写给什么人看的。依笔者的理解，一般的古籍整理著作，都是给研究古代文献的专业人员看的，特别是有校、有注、有编年的古籍整理著作。如果笔者的理解不错，吴先生这样的“笺注”，岂不是有点儿多余？如果一个专业研究人员不知“诗”为何物，不知“首”为何意，那他或她还能研究出来什么东西？

浅显易懂，似乎没有必要进行“笺注”的地方，吴先生煞费笔墨地进行了“笺注”，而隐晦难懂，真正需要进行“笺注”的地方，他却略而不言，不该省却省了。真正需要进行“笺注”的地方，对疏解文意，帮助读者读懂该作品，甚至对编年作品，往往至关重要。缺而不注，无论是出于作者疏忽大意也好，还是作者没有读懂作品因而偷偷溜过去也好，都背离了对作品进行笺注的初衷。例如，第7530页《除夜酬乐天》“无由阿伞凤城南”一句，“阿伞”就应注而未注。也许吴先生不是疏忽大意漏掉了这个词汇，而是他在瀚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根本就找不到这个词汇。吴先生写这部《新编元稹集》时，最倚重的古代文献数据库《文渊阁四库全书》，就找不到有人使用过这一词汇。既然古代无数的文人尤其是元稹之前的文人都没有使用过这一词汇，吴先生就应该怀疑这一词汇有问题——是不是有文字在文献传播过程中产生了讹误，并在此基础上进而查找到底是“阿”字错了还是“伞”字错了。如此，不但能够校正讹误的文本，更能顺利而正确地注释文本。但遗憾的是，笔者期望的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讹误的文本依然讹误，该注释的文本没有得到注释。又如，第7976—7977页《春分投简阳明洞天》“鳖解称从事”，吴先生只注“鳖”与“从事”，至于“鳖”何以“称从事”，则略而不言，让读者对这句诗的意思仍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注释古代文献，最忌讳的就是将固定的词或词组拆开来分别注释，因为很多时候拆开之后分别注释的字词，将各自的义项加在一起，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了。不恰当地拆分词或词组，是注释者对注释的文献缺乏正确的理解造成的。例如，第21页《寄思玄子》，吴先生先注“思”字的三个义项：一是“怀念，想望。”引《史记·魏世家》、李白《静夜思》为证。二是“思索，考虑。”引《论语·为政》、苏辙《六国论》为证。三是“引申为寻味、体味。”引韩愈《太原王公神道碑铭》为证。之后，吴先生接着解释“玄子”：“即道教所称神仙元君。”复引……为证。很显然，“思玄子”是一人名或字号，笔者在为元稹作品作注释时，推测“思玄子”或指张衡，因为张衡曾写作《思玄赋》。无论笔者的注释是否正确，但将“思玄子”作为一个人物来理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吴先生在笺注元稹《叙诗寄乐天书》时，没有为其中的“思玄子”作任何注释，也未注见于何处，而在笺注《寄思玄子》时，却将“思”与“玄子”拆分开来，实在是犯了注释家之大忌。又如，第五册第2186页注元稹《和乐天赠吴丹》“雌一守命门，回九填血脑”时，又将“回”与“九”拆分开来，只注“九”：“《周易》以阳爻为九。”实际上，“雌一”为古代一种处阴柔之势而心专一守的修炼方法（吴先生谓雌一为“宗教用语，喻指女性神仙”，亦误），“回九”为古代一种吸纳阳气的修炼方法。

注释古代文献，还需要注释者对所注释词语或典故的上下文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这样才能在正确的“语境”中正确地注释词语或典故。否则，对词语或典故所处的“语境”理解错了，对词语或典故的注释难免不发生错误。例如，元稹《和乐天赠吴丹》云：“不识吴生面，久知吴生道。迹虽染世名，心本奉天老。雌一守命门，回九填血脑。委气荣卫和，咽津颜色好。传闻共甲子，衰颓尽枯槁。独有冰雪容，纤华夺鲜缟。”吴先生笺注云：“共甲子：共甲子：共有同一个甲子周期。《编年笺注》以为是‘共甲子即同龄人’，不妥。……而据白居易《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并序》，吴丹‘宝历元年六月’病故，‘年八十二’，以此推断，吴丹年长白居易二十八岁，年长元稹三十五岁，年龄差距如许之大，怎么还可以称为‘同龄人’？但他们三人都出生在同一甲子周期之中，即吴丹出生于天宝三年（744），白居易出生于大历七年（772），元稹出生于大历十四年（779），亦即他们都出生在开元十二年（724，甲子）至建中四年（783，癸亥）这一甲子周期之内，故言。‘共甲子’不等于‘同甲子’，‘同甲子’才是同龄人。”其实，元稹诗作的意思非常明白，是说吴丹“心本奉天老”，注意养生，忘怀荣辱，所以与吴丹同龄的人都衰老了，而吴丹独能年老颜未老。吴先生没有读懂元稹之诗意，曲为之解，绕了一大圈子，结果不过是徒劳，错误的不是《编年笺注》而是他自己。郁贤皓先生为《新编元稹集》作序，举此例证明吴先生的学术研究“贵在证据，贵在严谨”，观点新颖，创获甚多，实则所谓的亮点反成污点了。

再举一个不顾上下文随意曲解文意的例子。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下明马元调注云：“肃、代、德、顺、宪、穆”。吴伟斌认为：“马元调的注文却脱离了当时的史实，有误。本诗其实并没有涉到唐穆宗，‘尔后’应该包括玄宗本人在内，亦即应该是‘玄、肃、代、德、顺、宪’。”吴先生“本诗其实并没有涉到唐穆宗”的观点，来源于史学家陈寅恪，是极为正确的看法，但接下来的“‘尔后’应该包括玄宗本人在内，亦即应该是‘玄、肃、代、德、顺、宪’”的看法，则极为荒诞不经。须知，《连昌宫词》在“尔后相传六皇帝”之前，有如下一段：“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尔后”须从“两京定后六七年”算起。史载：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反唐；次年（肃宗至德元年）七月，肃宗即位灵武；复次年九月，郭子仪收复长安。同年十月，收复洛阳。“六七年”后，即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败死，安史之乱平。曰“两京定后六七年”，显然自安史之乱后叙起，不含整个在位期间都在平定安史叛乱之肃宗在内甚为昭然。既如此，则“尔后相传”之“皇帝”，自指肃宗后、“今皇”即宪宗前之代德顺三宗。再言之，宪宗既见在，“到”与不“到”还是一个未知数，如何能遽然归之于“不到离宫”（已然语气）者之列？因此，《连昌宫词》“六皇帝”乃传写之误，应为“三皇帝”——代、德、顺——之讹。为此，笔者曾撰写《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辨正》详加考辨，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曾引述该文主要观点。也许，吴先生不屑于细看，便肆意发挥，遂使“六皇帝”之旧迷雾未散，新迷雾又起。

吴先生不仅误解上下文导致笺注错误，还会因不懂唐代典章制度而错误笺注。例如，第6164页《授韩皋尚书左仆射制》，笔者在《元稹年谱新编》里说过：“既云‘正名端揆’，当是自检校尚书右仆射即真，故题及‘可守尚书左仆射，余如故’之‘左’俱当为‘右’之讹。”韩皋的职务变迁，《旧唐书·韩皋传》说得极为清楚：“（元和十五年三月）加检校右仆射……长庆元年正月，正拜尚书右仆射。二年四月，转左仆射。”吴先生竟然认为：“据本文，《旧唐书·韩皋传》之‘正拜尚书右仆射’，应该是‘正拜尚书左仆射’之误，《新唐书·韩皋传》措辞含糊，也疑有误。”如果《授韩皋尚书左仆射》之“左”不误，据《旧唐书·韩皋传》《旧唐书·穆宗纪》等，此制应该是长庆二年（822）作，而元稹早已于长庆元年十月由翰林学士转工部尚书，没有替皇帝起草制诰的权力，此制属于伪作无疑。更可笑的是，吴先生以制中“揆务”“端揆”为宰相之职务，并引李峤《为左丞宗楚客谢知政事表》之“中台揆务”、白居易《加程执恭检校尚书右仆射制》之“职参揆务”、孙逖《授李林甫左仆射兼右相制》之‘端揆之职，官之师长；宰辅之位，朕之股肱’为例。实际上，李峤制书中之“中台”指尚书省，尚书省最高长官为仆射，故“中台揆务”指宗楚客曾任尚书仆射之职；白居易制中之“程执恭”又名程权，从未做过宰相，况制书又为加检校尚书右仆射之制，“揆务”指仆射甚明；孙逖制书中更将“仆射”与“右相”两职务并举，“宰辅”指右相，“端揆”指仆射，更确然无疑。笺注至此，夫复何言！

虽然，吴先生只要一有机会就批评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谱》、杨军先生《元稹集编年笺注》与拙著《元稹年谱新编》，号称订正了三书非常多的错误，但他所谓的错误，绝大多数都不是前述著作的真正的错误。而前述著作中真正的错误，他反而没有发现改正，倒是继承了下来。例如，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和乐天初授户曹喜而言志》“词曹直文苑”注云：“词曹：同‘词垣’，谓翰林署。”吴伟斌《新编元稹集·和乐天初授户曹喜而言志》云：“词曹：指文学侍从之官，亦借指翰林。”白居易写诗给元稹的时候，刚刚迁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词曹”就是指题目中的“户曹”。元稹还有一首诗用过这个典故，其《阳城驿》云：“词曹讳羊祜”。白居易《和阳城驿》云：“荆人爱羊祜，户曹改为辞。”吴伟斌《阳城驿》“祠曹讳羊祜”校记云：“陈寅恪据《晋书·羊祜传》，荆州百姓为祜讳名，改‘户曹’为‘辞曹’，以为‘祠曹’疑为‘词曹’之误。但《晋书·羊祜传》却云：‘荆州人为祜讳名，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焉！’……看来陈寅恪的怀疑缺乏足够的根据。”不用多作解释，明眼人不难明白，错误的不是陈寅恪先生，而是吴先生。卢文弨所见宋本《新刊元微之文集》“祠”即作“辞”，“辞”通“词”。吴先生错误地否定了陈寅恪先生的正确解释，却继承了杨军先生的错误笺注。

吴先生笺注又一个让人不能首肯的地方，是洋洋洒洒，不殚辞费，过度笺注。也许，吴先生真的将《新编元稹集》当作一部百科全书来写了，但百科全书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像一部书不可能“老兄通吃”，幼儿园小孩儿与博雅君子都适合一样，还是读者群定位明确，写作时有所取又有所弃更好一些。现存元稹作品，包括残篇，充其量不超过1000篇（估计不超过30万字），而吴先生却将《新编元稹集》写成了一部16册701.6万字的著作，元稹原文与整理者文字的这种比例，恐怕创造了古代文献整理的一项吉尼斯纪录。当然，吴先生的不殚辞费，不仅是笺注如此，校记、编年同样如此，不过笺注更为典型罢了。为使读者印象深刻，笔者在此仅举三个例子：吴先生笺注元稹《三兄以白角巾寄遗发不胜冠因有感叹》之“三兄”，用了大约1300字；笺注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之“乐天”，用了近6000字；笺注元稹《遭风二十韵》，末尾附录了大约15000字的“回顾元稹一生所走过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笔者粗略地翻了一遍《新编元稹集》，初步的印象是，凡是遇到笺注与吴先生过去所写文章有关的文字，他都把过去文章中的一些文字毫不吝啬地“贴”在书里了（附录部分多达1300页）。为了展示自己的元稹研究成果，不惜破坏著述的体例，这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最后，附带说明三点。《新编元稹集》前置书影在董氏本《元氏长庆集》之后，是马元调本，其下又出现四部丛刊本，似以董氏本与四部丛刊本为两本。实际上，四部丛刊本即影印董氏本；书影谓宋蜀本名《元氏长庆集》，而实际上名《新刊元微之文集》；书后附录《元稹诗文编年目录索引》，谓“篇名首字以音序排列”，实则完全将书前目录（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移植过来而未作任何改动。

《新编元稹集》篇幅太大，笔者没有精力、似乎也没有必要一一统计吴先生的各类不当与失误之处，在此笔者只是挂一漏万地谈谈自己对该书的粗浅看法：校勘并不“精细”，笺注并不“科学”，引用可谓“广博”但过于芜杂，正误丝毫也不“严谨”，编年“详”则有之而“实”则未必。在书中，吴先生“商榷鲁迅、陈寅恪、岑仲勉等名家的权威结论，提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许多新观点”（《本书介绍》），但或理解错讹，或阐释有误，或证据不足，或逻辑混乱，所谓“破解”“谜团”，解开疑案，自我期许甚高，而实则远未能也。十多年前，笔者曾撰文就吴先生大肆指责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谱》之所谓“失误”及吴先生对元稹生平之考订发表不同意见，谓吴先生对前人研究不能具备最基本“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不能充分吸收前人研究之合理成分，往往肆逞己意，“六经注我”，甚至断章取义以证成己说（《一篇存在严重文献与逻辑失误的考订文章——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知制诰以及翰林承旨学士任内的几个问题〉商榷》，《唐都学刊》2004年第6期）。很遗憾，这些问题在《新编元稹集》中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