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日本在不同时代留下了众多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日本人的意识以及文化特征。日本从镰仓时代（1192—1333年）就开始了武士政权，并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被进一步强化，武士阶层成为最高统治阶层，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1868—1912年）。武士在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不断登场，成为日本文学的特色之一。不仅日本古典文学中存在大量历史题材的作品，到了近代历史小说、时代小说层出不穷，纯文学创作也经常离不开历史时代的背景及影响。

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日本进入近代，为了赶上西方而开始效仿西方，作为西方意识形态核心的自我的确立也成为每个日本人面临的课题。这与日本传统的文化产生冲突，给日本人带来困惑，往往被当作写作对象，成为日本文学题材的主流。以上题材的文学作品多以纯文学作品的形式出现并一直受到重视，被认为是格调较高的文学形式。在纯文学作品中，时代因素逐渐减少，往往脱离政治，走进自我的世界。随之，作品中失去了宏阔的时代背景，只是在作品描写背后才可以窥视到时代的因素。

这样，随着对江户传统的“戏作文学”的摒弃，日本近代文学走上纯文学的道路。江户时代的人们喜闻乐见的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年）的净琉璃以及歌舞伎剧本、曲亭马琴（1767—1848年）的《八犬传》（1814—1842年）不仅不被重视，近世以来的庶民文艺的传统也被作为世俗之物遭到拒绝。

近代描写历史题材的小说统称为“历史小说”，又细分为“历史小说”与“时代小说”。前者更贴近于历史，后者虚构的成分居多。在日本，历史小说、时代小说在书店里往往成为畅销书，读者众多，甚至超过纯文学的读者。而且，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更能读出时代的文化与意识特征。而日本近代文学史介绍的绝大多数却是纯文学作品。这是很令人不解的现象。事实上想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是阅读学院派的纯文学的经典是不够的，而是需要阅读家喻户晓的各类文学作品。日本也是一样，只是阅读纯文学作品是不够的，还需要阅读民众广泛阅读的历史小说、时代小说。如果说日本人具有“表”和“里”两种不同表现的话，那么，在日本文学中，日本的纯文学就是日本的“表”，而历史小说、时代小说则是日本文学的“里”吧。对二者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

实际上，虽然进入近代，但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数量众多。1912年森鸥外（1862—1922年）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留下大量的历史小说作品。日本历史小说代表作品有森鸥外的《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1912年）、《阿部一族》（1913年），菊池宽（1888—1948年）的《忠直卿行状记》 （1918年）、 《恩仇的彼方》 （1919年），芥川龙之介（1892—1927年）的《罗生门》（1915年）、《丛林中》（1922年）等。之后出现的代表作家有海音寺潮五郎（1901—1977年）、井上靖（1907—1991年）、远藤周作（1923—1996年）、司马辽太郎（1923—1996年）。可谓历史小说作品众多，名家辈出。这些作品给日本民众带来很大影响。

如果说历史小说要受历史真实的限制，那么，时代小说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创作，从而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中里介山（1885—1944年）的《大菩萨岭》1913年开始连载，是日本时代小说的渊源之作、巅峰之作。[1]这部小说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一直连载到1944年作者去世，是战前发表的篇幅最长的时代小说。他塑造了一个虚无的主人公——机龙之助。此外，冈本绮堂（1872—1939年）的《半七捕物帐》 （1917年）是一部福尔摩斯式的侦探故事，为时代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形式。1925年，大佛次郎（1897—1973年）发表了《鞍马天狗》, 1928年又发表了《赤穂浪士》，二者均获得大众的认可，销量极大。同时，另外一位为与大佛次郎竞争而被起用的作家吉川英治（1892—1962年）不断推出新作，《宫本武藏》（1935年）是其代表作，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最著名的时代小说家，被誉为日本时代小说巨人。另外，子母泽宽（1892—1968年）通过寻访仍然在世的新选组幸存者于1928年发表了《新选组始末记》。其后，还有直木三十五（1891—1934年）的《南国太平记》（1930年）、野村胡堂（1882—1963年）的《钱形平次捕物控》 （1931年）、林不忘（1900—1935年）的《丹下左膳》 （1931年）、山冈庄八（1907—1978年）的《德川家康》（1950年）、山本周五郎（1903—1967年）的《枞木残影》（1954年）等。以上作品以及后来涌现的其他代表作品构成了时代小说的世界。

既然在日本除了纯小说之外，还存在着众多的受大众欢迎的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那么我们进行日本文学教学与研究，该做些什么呢？首先让我们重新探讨“文学”一词的含义。

《广辞苑》对“文学”一词是这样解释的：

①学問。学芸。詩文に関する学術。

②想像の力を借り、言語によって外界及び内界を表現する芸術作品。すなわち詩歌·小説·物語·劇曲·評論·随筆など。文芸。

由此可见《广辞苑》的解释是认为文学广义上包括学术研究，狭义上是借助想象力对内部和外部的描写。如果说纯文学更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描写的话，那么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就是对外部历史世界的描写吧。文学是离不开以上两方面内容的。因此，需要我们重视对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的研究。我们作为日本文学研究者，更是有必要用旁观者的客观态度来看待日本近代文学，在日本文学研究中给日本历史小说、时代小说一个适当的位置。这样才是一个全面的日本文学的研究。

可喜的是，20世纪末开始中国对日本历史、时代小说的译介逐渐重视起来，《宫本武藏》《德川家康》《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丰臣家族》《上杉谦信》等一系列小说开始被陆续推出，尤其是《德川家康》已经进入畅销书的行列。这反映了中国人希望通过日本文学更多地了解日本文化、历史的愿望。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重视历史文化在日本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帮助我们客观地了解日本文学，认识日本文学，并因而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司马辽太郎，原名福田定一，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小说家。司马的历史小说是以史实为主的，属于与时代小说相并列的历史小说的范畴。司马辽太郎的全集多达60余卷，其作品发行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两亿册，这在日本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不仅在文学界，甚至在政治界、企业界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国民作家”[2]。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多部作品被日本唯一的国有电视台NHK拍成长篇电视剧整年播放，直至现今。在日本，不少读者通过阅读司马的作品来学习历史，他的历史观对日本国民的影响是极大的，对司马辽太郎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

司马辽太郎的创作与东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这个笔名来自于他喜爱的中国史学家司马迁，取“自己的水平距离司马迁甚远”的意思；司马辽太郎所学专业为蒙古语；20岁应征入伍被派驻中国东北。他创作了多部中、日、韩、蒙、俄等东亚各国题材的作品，代表性作品有：《故郷忘れがたく候（故乡难忘）[3]》（1968年）、《坂の上の雲（坂上之云）》（1968—1972年）、《翔ぶが如く（宛如飞翔）》（1972—1976年）、《空海の風景（空海的风景）》（1973—1975年）、《项羽与刘邦》（1977—1979年）、《菜の花の沖（菜花盛开的海滨）》（1979—1982年）、《韃靼疾風録（鞑靼风云录）》（1984—1987年）。其次，司马辽太郎从1971年开始到1996年去世连续撰写了多部《街道をゆく（街道行）》游记，还撰写了多部随笔。他的创作给日本国民的东亚认识以比较大的影响，有必要分析其东亚认识。

一 司马辽太郎研究综述

关于司马辽太郎的创作，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是怎样的呢？

在中国，作为专著，除了论述司马新闻记者时期（1946—1961年）思想的《司马辽太郎的日本战后民族主义：以其记者时期的思想为中心》（王海，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之外几乎没有。另外有王向远《源头活水》（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关立丹《武士道与日本近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著作有所涉及。

关于司马辽太郎的学术论文发表有限。主要的研究成果有：李德纯《司马辽太郎的创作思想与艺术》（《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4期）、李德纯《司马辽太郎论》（《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1期）、刘曙琴《论司马辽太郎的战争观——以〈坂上云〉为中心》（《日本学刊》2000年第1期）、佟君《司马辽太郎及其中国文化史观》（《日本学刊》2000年第1期）、佟君《论司马辽太郎的日本国家史观》[《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张惠贤《论司马辽太郎历史小说的若干艺术特色——以〈龙马奔走〉为中心》（《中国科技信息》2004年第24期）、王珊珊和汤美佳《试论司马辽太郎的中国之旅——以〈从长安到北京〉为中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0年第3期）、高义吉和杨舒《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研究——以〈枭之城〉为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王珊珊《试论司马辽太郎的西域观——以〈西域行〉为中心》（《大众文艺》2011年第2期）、李勇《由〈项羽与刘邦〉看司马辽太郎的秦代兴亡论》（《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杨朝桂《论司马辽太郎的日俄战争观——以〈坂上之云〉为中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杨栋梁和杨朝桂《在“理性”的名义下：“司马史观”新探》（《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鲍同和原炜珂《司马辽太郎的“中国观”批判——以〈坂上之云〉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6期）、李国磊《被湮没的诺门罕——司马辽太郎所疏离的战争视角》（《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10期）、李国磊《战争叙述与“被害”意识的预设——评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坂上之云〉》（《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另外，近年有几篇博士、硕士毕业论文论述了司马辽太郎的作品。

在日本，司马辽太郎作品的读者面广，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国民作家”。研究成果虽然相对较多，但是以赞扬司马文学、支持司马史观为主流。对司马的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界，也出现在其他领域。

各类杂志推出了司马辽太郎的特辑，仅司马去世当年——1996年的悼念专集就有《追悼大特集 司马辽太郎、大遗产》（《周刊文春》）等各领域期刊40本之多。司马的历史观、国际认识、战争认识也开始受到部分研究者的关注。作为司马的研究资料，出版有《司马辽太郎 书志研究文献目录》（2004年）、《司马辽太郎全作品大事典》（1998年）、《司马辽太郎事典》（2007年），等等。

主要论著有：

•尾崎秀樹『歴史の中の地図（历史中的地图）』（文藝春秋1975年）

•谷沢永一『円熟期 司馬遼太郎エッセンス（成熟期 司马辽太郎的精髓）』（文藝春秋1985年）

•田村紀之『考証 司馬遼太郎の経済学（考证 司马辽太郎的经济学）』（『現代思想』第23巻第3号，1995年）

•鷲田小弥太『司馬遼太郎 人間の大学（司马辽太郎 人的大学）』（PHP研究所1997年）

•遠藤芳信『海を超える司馬遼太郎（越洋的司马辽太郎）』（フォーラムA1998年）

•関川夏央『司馬遼太郎の「かたち」（司马辽太郎的“形态”）』（文藝春秋2000年）

•延吉実『司馬遼太郎とその時代（司马辽太郎与其时代）』戦中編·戦後編（青弓社2002年）

•岬龍一郎『司馬遼太郎「日本国」への箴言（司马辽太郎留给“日本国”的箴言）』（本の森出版センター2004年）

•石原靖久『司馬遼太郎の「武士道」（司马辽太郎的“武士道”）』（平凡社2004年）

•春日直樹『なぜカイシャのお偉い方は司馬遼太郎が大好きなのか?（为何公司高层喜欢司马辽太郎？）』（小学館2005年）

•高橋誠一郎『司馬遼太郎と時代小説（司马辽太郎与时代小说）』（のべる出版企画2006年）

•中島誠『司馬遼太郎と「坂の上の雲」（司马辽太郎与《坂上之云》）』（現代書館2002年）

•青木彰『司馬遼太郎と三つの戦争（司马辽太郎与三个战争）』（朝日新聞社2004年）

•高橋誠一郎『司馬遼太郎の平和観（司马辽太郎的和平观）』（東海教育研究所2005年）

•関川夏央『「坂の上の雲」と日本人（《坂上之云》与日本人）』（文藝春秋2006年）

•松本健一『司馬遼太郎が発見した日本（司马辽太郎发现的日本）』（朝日新聞社2006年）

•石原靖久『司馬遼太郎で読む日本通史（司马辽太郎笔下的日本通史）』（PHP研究所2006年）

•備仲臣道『司馬遼太郎と朝鮮（司马辽太郎与朝鲜）』（批評社2007年）

•潮匡人『司馬史観と太平洋戦争（司马史观与太平洋战争）』（PHP研究所2007年）

•成田龍一『戦後思想家としての司馬遼太郎（“战后思想家”司马辽太郎）』（筑摩書房2009年）

•中塚明『司馬遼太郎の歴史観（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高文研2009年）

二 关于司马辽太郎东亚题材创作

关于“东亚”的界定一般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但是，自古以来，日本、中国、朝鲜与同在亚洲东部的俄罗斯等各国之间就有着不间断的交流与往来的历史。因此本书的“东亚”界定为广义的包括该四国在内的地域。

文学作品中对于这些交流与往来的历史一定会有所认识以及描写。既然历史小说的创作涉及历史，那么历史小说家的创作自然会更多地涉及历史观。东亚是一个深受日本关注的地域，日本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大量作品描写了东亚各国。那么，他对东亚抱有什么样的认识？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这些都值得加以认真研究和分析。

首先，需要了解司马辽太郎是如何认识本国——日本的，也就是他的日本观。司马辽太郎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感受到了战争的愚蠢，为日本发动这样的战争感到耻辱。他的历史小说创作动机在于探讨日本人到底是什么，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为此，他创作了《新选组血风录》（1962—1963年）、《坂本龙马》 （1962—1966年）、《源义经》（1966—1968年）、《坂上之云》（1968—1972年）等以日本古代尤其是战国时期、幕府末期、日俄战争时期等风云动荡的时代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同时出版了《この国のかたち（这个国家的形象）》 （共5册，1986—1996年）、《日本人を考える（思考日本人）》（1969—1971年）、《国家·宗教·日本人》（1995—1996年）等随笔集、对谈集，涉及到天皇制、明治精神、生死观、英雄观、善恶观等方面的内容。

其次，中国自古以来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辽太郎在大阪外国语学校（后为大阪外国语学院，现已合并入大阪大学）学习专业课蒙古语的同时，还学习了汉语课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中国东北当兵。中日恢复邦交之后，他多次到中国访问。在司马的创作中，有很多中国题材的作品如长篇历史小说《坂上之云》（1968—1972年）、《空海的风景》（1973—1975年）、《项羽与刘邦》（1977—1979年）、《鞑靼风云录》（1984—1987年）等。通过与撰写过相关题材的陈舜臣（1924—2015年）、松本清张（1909—1992年）等其他作家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总结出司马辽太郎中国观的特征。

另外，司马辽太郎描写到了东亚各民族与日本的关联。《鞑靼风云录》描写了日本人与中国东北少数民族公主的结合以及民族意识上的矛盾。《故乡难忘》描写了江户时期从朝鲜半岛移民到日本九州的一群陶艺工匠在日本的生活。《菜花盛开的海滨》[4]描写了被俄罗斯抓为人质的日本人与俄罗斯人的碰撞与交流。以上作品以及众多的随笔体现了司马辽太郎就东亚各民族冲突与融合而进行的思考。对以上作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司马辽太郎关于东亚各民族的认识的特征。

司马辽太郎的游记、随笔中大量论述到东亚各国与日本的关联，这些游记和随笔是分析司马辽太郎东亚观的重要文本材料。司马辽太郎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开始访问中国大陆。1975年他参加以井上靖为团长的访华团，访问了北京、洛阳、西安、延安、无锡、上海；1977年他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中国访问团，同时参加NHK《丝绸之路》的筹划工作，与中岛健藏、井上靖等人赴新疆天山北麓进行访问；1978年访问苏州；1981年访问江苏、浙江、云南等四省；1984年61岁的司马辽太郎又经由上海访问福建。除了中国之外，司马的足迹到过韩国、蒙古、俄罗斯等东亚各国。在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中，有关这几个国家的游记出版有《韓国紀行（韩国纪行）》（1971—1972年）、《モーゴル紀行（蒙古旅行）》（1973—1974年）、《長安から北京へ（从长安到北京）》（1975—1976年）、《西域をゆく（西域行）》（1978年）、《中国·江南のみち（中国·江南之路）》（1981—1982年）、《中国·蜀と雲南のみち（中国·蜀与云南之路）》（1982年）、《中国·閩のみち（中国·闽之路）》（1982年）、《ロシアについて（关于俄罗斯）》（1982年）、《草原の記（草原记）》 （1991—1992年）、《台湾紀行（台湾纪行）》（1993—1994年）等。同时，司马还撰写有多部对以上国家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关联进行分析的随笔，如《日本の朝鮮文化（日本的朝鲜文化）》（1969年）、《中国を考える（思考中国）》（1977—1979年）、《这个国家的形象》（1986—1996年）等。通过以上著作可以对其东亚观进行系统梳理。

最后，司马辽太郎的东亚观不仅是他本人对东亚的认识，由于其作品对当代日本的影响面极广，司马辽太郎的东亚观也便给当代日本人带来极大的影响。可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很有必要。所以，本课题的研究还包括：司马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与历史、社会、时代的关联在哪里？以此分析出司马辽太郎的东亚观在当代日本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三 研究重点

截至目前，国内外关于司马辽太郎的研究成果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但是从东亚这一宏观的视野加以研究的成果有限。同时，对其历史小说分析较多，而对其大量的随笔、游记等分析较少。事实上，这些随笔集中地反映出了司马辽太郎的思想以及他的东亚认识特征。其历史观、民族意识是分析其创作的切入点。所以，对司马辽太郎的研究有待于从其小说、随笔、游记、评论等各类作品入手进行全面的分析。

最近日本历史小说被大量译介到了中国，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也被大量译介，如《项羽与刘邦》（2006年）、《丰臣家的人们》（重译本2008年）、《德川家康》（2009年）、《源义经》（2009年）、《新选组血风录》（2010年）、《鞑靼风云录》（2010年）等。之后《德川家康：霸王之家》（2013年）、《新选组血风录》（2014年）、《日本时代小说精选系列：幕末》（2014年）、《新史太阁记》（共2册，2014年）、《国盗物语·斋藤道三》（前编、后编，2014年）、《城塞》（共3册，2015年）、《源义经：镰仓战神》（2015年）、《坂本龙马》（共4册，2015年）、《功名十字路》（上下册，2015年）、《风神之门》（2016年）、《马上少年过：司马辽太郎历史小说选集》（2016年）等中译本不断面世。在日本国内，对司马辽太郎的赞颂占了绝对上风。在中国，随着其作品，尤其是《项羽与刘邦》的销售量增大，对他的评价也随之升高。如何看待司马辽太郎的创作，需要对司马辽太郎的作品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分析。

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通过各种途径给了日本人极强的影响。在日本，从整体来说喜爱司马辽太郎的读者占绝大多数。其历史观有何特征？为何被大多数日本人所赞同？在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综合性客观分析还极其欠缺。而且，仅仅在近年才出现了极少量的对其历史观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文艺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如：中村政则的『近現代史をどう見るか——司馬史観を問う（如何看待近现代史——质疑司马史观）』（1997年）、佐高信的『司馬遼太郎と藤沢周平（司马辽太郎与藤泽周平）』（1999年）、成田龙一的『戦後思想家としての司馬遼太郎（“战后思想家”司马辽太郎）』（2009年）等。对此，有待进一步进行客观研究。

历史小说与日本人的生活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即使是当代日本，历史小说的读者也明显多于其他国家。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一直忽略对日本历史小说的研究，尤其是缺乏对历史小说作用的研究。

通过分析司马辽太郎的文学创作及其东亚观，可以进一步研究日本历史小说、近现代文学的特征，增强对日本近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加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司马辽太郎历史小说的影响力说明了这些作品代表了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一个侧面，需要加以重视。

总之，研究司马辽太郎的东亚观，需要分析历史、政治、思想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内容将涉及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明治精神、生死观、英雄观、善恶观等诸多方面。同时需要适当采取比较的方法，将司马辽太郎与日本其他纯文学作家、历史小说家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另外，尝试采用比较文学的手法，将日本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小说加以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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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衆文学研究会：『歴史·時代小説事典』，実業之日本社2000年版，第266頁。

[2]关立丹：《武士道与日本近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

[3]笔者译。本书中其他日文书名的汉译均在括号内注明，不再逐一标注。

[4]沿用1983年10月《译林》中黄来介绍本作品时的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