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辽太郎研究:东亚题材历史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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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忍者小说创作的尝试

司马辽太郎的忍者小说《枭之城》获得的直木奖是日本大众文学的最高奖项,《枭之城》的获奖对忍者文学的流行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同时,《枭之城》是司马辽太郎第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因为异想天开的虚构成分比较多,应该属于广义的历史小说、狭义的时代小说之列。司马辽太郎描写忍者的作品并不多,以忍者为主角的作品除了长篇小说《枭之城》之外,还有短篇小说《轩猿》(《近代说话》1960年4月)、《最後の伊賀物(最后的伊贺者)》(《オール読物》1960年7月)、《飛び加藤(飞人加藤)》(《サンデー毎日特別号》1961年1月)、《果心居士の幻術(果心居士的幻术)》(《オール読物》1961年3月)、《伊賀の四鬼(伊贺的四鬼)》(《サンデー毎日特別号》1961年11月)和长篇小说《風神の門(风神之门)》(1961年6月—1962年4月《東京タイムズ(东京时报)》连载)等。司马辽太郎的早期作品大多数充满了离奇的色彩。

《枭之城》是一部以忍者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忍者也被称为“乱波”,由于三重县的伊贺地区、滋贺县的甲贺地区是日本忍者的故乡,“伊贺者”“甲贺者”也指忍者。忍者是从事隐秘工作的人员,一切都要求掩人耳目,所以忍者在世上留名的很少,技术传承也有限。司马辽太郎在《果心居士的幻术》中提到飞人加藤和果心居士两个人。果心居士之所以留名是因为他不是草莽忍者出身,而是生活在奈良兴福寺的僧堂中。由于僧侣中很多人擅长文字书写,于是他作为忍者的一些传说才得以被记录下来传到后世。这样也说明忍者的生活是不被众人所知的,这反而扩大了文学的虚构空间。

所谓“枭”就是“猫头鹰”,是一种夜间活动的飞禽。作品中提到忍者就是“枭”:

图1-1 《枭之城》书影

忍者は梟と同じく人の虚の中に棲み、五行の陰の中に行き、しかも他の者と群れずただ一人で生きておる。[1]

以上是在1582年协助前田玄以(1539—1602年)成功完成救助织田家幼主任务之后受到前田玄以挽留时,甲贺“上忍”摩利洞玄所说的一句话。摩利洞玄拒绝加入武士集团,他认为忍者是个体性存在,隐藏在暗影中生活,发挥着武士所替代不了的作用。忍者受不了跟随主人并拥有自己部下的那种生活的束缚。如果把房顶上成群的麻雀比喻成武士的话,忍者就是“枭”。作品中还经常提到忍者与武士的差异:

……武士は如何ような手段を経ても出世が第一じゃぞ。源平の昔から、武士は朋輩を売り、抜け駆けをし、功名を焦り、おのれひとりの誉れをまもることを本義と心得てきた。[2]

忍者不像武士一样需要自报家门,华丽登场,也不需要留名千世,而是需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这就是《枭之城》中所描写的传统忍者的形象。

在《枭之城》中,风间五平是这样给忍者下定义的:

忍者とは……風間は思う。——すべての人間に備えられた快楽の働きを自ら封じ、自ら否み、色身を自虐し、自虐しつくしたはてに、陰湿な精神の性戯、忍びのみがもつ孤独な陶酔をなめずろうとする、いわば外道の苦行僧にも似ている。[3]

这是1581年忍者在忍者故乡伊贺遭到织田信长(1534—1582年)集团灭绝时,风间五平的想法。他忍受不了忍者这种暗影中的生活,追求仕途,脱离了忍者集团,隐瞒自己的忍者身份,侍从于已经升职为京都奉行[4]的前田玄以。然而他脱离忍者集团的行为触犯了忍者的戒律,成为忍者袭击的对象。

司马辽太郎为什么要创作忍者题材的作品,忍者文学为什么会受到欢迎呢?

首先,是由于忍者与记者的相似性。司马辽太郎自23岁担任新闻记者以来已经工作了12年。

新聞記者も自分の存在を隠して、そして秘密の中枢、権力の中枢、政治の中枢に入り、そこから特ダネを拾ってくる。人間の実像、政治の実像、世界の実像がそこにある。それを発見するのがジャーナリストだと。[5]

新闻记者往往需要和忍者一样,作为一名记者深入内部,探寻各种报道信息,默默无闻。司马辽太郎本人关于新闻记者与忍者的相似之处是这样说的:

私のなかにある新聞記者としての理想像はむかしの記者の多くがそうであったように、職業的な出世をのぞまず、自分の仕事に以上な情熱をかけ、しかもその功名は決してむくいられる所はない。紙面に出たばあいはすべて無名であり、特ダネをとったところで、物質的にはなんのむくいもない、無償の功名主義という職業人の理想だし同時に現実でもあるが、これから発想して伊賀の伝書などを読むと、かれらの職業心理がよく理解できるような気がしてきた。

戦国時代の武士は病的なほどの出世主義者だが、その同時代に、伊賀、甲賀で成されて諸国に供給されていたこの「間忍ノ徒」たちは、病的なほどの非出世主義者だった。私は、かれの精神を美しいものとして書いた。[6]

司马辽太郎在此赞美了忍者的默默无闻,对武士追求出人头地加以批判。关于忍者与武士的差异在《枭之城》中多有体现,而被指出最多的就是以上差异。在司马辽太郎的现实生活中,京都也是一个权威区域,有着全国知名的京都大学,作为一名宗教记者,京都还有全国的宗教权威东、西本愿寺和东山的五山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作品《枭之城》完全可以理解成“新闻记者之城”。而其中活跃着的伊贺忍者似乎是对自身的才能自我欣赏的朝日新闻社记者,甲贺忍者似乎是以赞助商为第一位的每日新闻社记者。[7]

其次,是由于司马辽太郎对“杂密”的兴趣。少时,由于司马辽太郎体弱多病,曾被带到奈良南部的大峰山灵场祈愿。大峰山也是修验道和山伏的灵场。修验道是以役小角为开祖的日本佛教流派,其以日本自古以来的山岳信仰为基础,通过在山中修行以获得符咒能力,讲求与自然的一体化。山伏是为了增强通灵能力而在山野中生活、进行佛教修行的僧侣。司马在大峰山体验到了浓浓的神秘气息,那一年司马辽太郎13岁。在夜色中,他被山顶灵堂中千年不灭的明灯震撼了。而他幼年时生活过的奈良葛城山脚又是役小角的出生地。[8]役小角是公元7世纪末的人物,来自于信仰古神道教、借助神灵的巫师集团,擅长巫术,但是最终喜好杂密,成为与杂密有着密切关系的修验道先祖,同时也被称为忍术的先祖。司马辽太郎笔下的忍者经常以山伏或修验者的装扮登场,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少时的影响。杂密与忍者的神秘相通,可以说促成了司马辽太郎在成名作《波斯的幻术师》中对幻术这一神秘功能的描写,也促使司马辽太郎对忍者加以关注。

再次,与时代相关。1958年10月,日本民众开始反对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1959年至1960年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安保运动。这是因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于1951年,仅仅赋予了美军在日本驻留的资格,但是改订后的条约要求日美两国共同进行自卫能力的持续发展,当日本以及远东地区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必须进行共同协商,日本的任一区域受到武力进攻时,共同采取军事行动。安保运动反对日本附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参加者包括革新政党、工会、学生团体、市民团体,是近代日本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运动。按照规定,该条约双方每10年确认一次。1970年到期时日本国内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安保运动,但是政府发表声明坚持条约的持续,之后变成自动续约。美国要求日本加以财政支持并肩负维护远东秩序方面的责任。

1959年至1960年的安保运动规模特别大,尤其是1960年5月至6月,数万人连日游行,包围国会。虽然条约还是被修订,但是导致了岸信介首相在条约生效当日辞职以及第二个月内阁总辞职。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日本开始进入欲望膨胀时期,但是经济高度增长时期还没有到来,消费欲望的扩大与物质供应不足之间产生了矛盾。忍者文学的出现满足了人们逃避现实的需求。

最后,媒体的发展与对忍者文学形象塑造的需求。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众文学的发展首推“剑豪热”,它描写了狂眠四郎和机龙之助这样的虚无主义英雄。但是作为剑豪,只是剑术高超,其能力毕竟有限,这样就出现了对超能力文学形象塑造的需求,忍者登场,“忍法热”出现了。不只是文学创作,随着电影、电视等媒体的发展,忍者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不断出现。1961年以柴田炼三郎原作改编的《红色影法师》、1963年以司马辽太郎原作改编的电影《忍者秘帖·枭之城》、1962年以村山知义原作改编的系列电影《忍者》陆续上映。1964年东京奥运会期间甚至上映了以山田风太郎原作改编的电影《くノ一忍法》(“くノ一”是“女”的分解笔画。女忍者题材)。同年还上映了以村山知义作品改编的电影《忍者·雾隐才藏》《忍者·续雾隐才藏》。[9]

忍者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虽然忍者的产生是日本的特殊现象,但是忍术受到了中国、印度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司马辽太郎在作品《风神之门》中提到:

伊賀流忍術における幻戯は、源流を訪ねれば、おそらく中国の仙術とインドの婆羅門の幻術になるだろう。[10]

不只忍术受到了中国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忍者文学也受到了中国文学的影响。这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第一次忍法热。所谓忍者是动荡时期的活跃分子,是乱世的技术人员,如果一旦世道太平,忍者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在《枭之城》中,葛笼重藏家的下忍[11]黑阿弥就对京都生活的平稳表现出了失望的情绪,因为这使忍者没有了协助政务工作的机会。[12]到了一切泰平的江户时代,忍者更是没有了用武之地,慢慢地销声匿迹了,随之而来的是江户时代中期宝历[13]前后虚构的忍者在虚构的世界中华丽登场,[14]产生了第一次忍法热。在当时的江户时代活跃的忍法作家是读本小说的作者以及歌舞伎狂言的作家。众所周知,江户时期中国明清文学作品大量流入日本,给日本文学以极大的影响,上田秋成(1734—1809年)的《雨月物语》(1768年)和曲亭马琴的《八犬传》就是读本小说的代表。读本小说虚幻、离奇、充满空想的写作特征是充分渗透了中国明清文学特征的体现。第二次忍法热是近代初期。第三次忍法热继承了前两次忍法热的特征,同时活跃着自身中国文学修养高的作家。司马辽太郎对中国文学的涉猎很广,自不必说。山田风太郎在创作忍者小说之前借鉴《金瓶梅》,创作了推理风格的《妖异金瓶梅》 《秘钞金瓶梅》。[15]同是著名的忍者小说家的柴田炼三郎从小就喜欢阅读《立川文库》,在庆应大学攻读中国文学时又大量阅读了《三国志》《水浒传》等中国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的传奇世界中遨游。[16]

但是,忍者小说又是日本特有的文学形式。在当时,美国推理小说盛行,日本也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日本的读者还一时接受不了美国式的推理小说,“纯国产”的忍者故事可以说是日本式的推理作品,满足了读者的需要,这是忍者文学大受欢迎的又一要因吧。[17]

综上所述,司马辽太郎的忍者小说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