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來的佛教文學研究涉及四個方向：一是佛教與文學的關係研究，代表學者有張中行、孫昌武、陳允吉、周裕鍇、張伯偉、謝思煒等，主要通過文學史上重要文人的寫作來探討佛教思想給中國古典文學帶來的全新變化。二是詩僧別集的校輯與整理，以張錫厚、錢學烈、項楚等人的成果為代表，特別是項楚的《寒山詩注》，能夠將佛學、史學、文獻學、敦煌學、語言學等多領域的知識融會貫通，展現出獨特的治學風格。三是詩僧的個案研究，如以王運熙、孫昌武、張海明、吳定泫為代表的皎然研究，以陳尚君、周介民、王子羲為代表的齊己研究；以田道英、王秀林、朱學東為代表的貫休研究；以周裕鍇、陳自力、李貴為代表的惠洪研究等，主要是對著名詩僧的生平考證、詩學思辨和藝術評析。四是斷代研究和群體研究，以張福勳、江慶柏、許紅霞、王秀林、查明昊為代表的學者，對於各時代僧人的寫作情況及群體特徵進行了整體觀照和文學描述。

佛教文學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同時也存在如下問題：一是研究對象的局限，主要側重於受佛教思想影響的文人及以詩聞名的僧人，如王維、寒山、貫休、齊己、惠洪，較少涉及以佛學修養著稱的僧人。二是研究資料的單一，研究者較為關注《全唐詩》、《全宋詞》、《白蓮集》、《禪月集》等詩詞總集和僧人別集，而很少垂青《大正藏》、《卍續藏經》、《嘉興大藏經》等佛教典籍。三是研究視野的狹窄，佛學研究者關注佛教思想的研究而很少眷顧佛教詩歌，文學研究者的興趣又偏於探究僧詩的文學意義，很少通過文本細讀來挖掘作品的宗教內涵，使得宗教與文學的壁壘依然存在。造成以上困境的根本原因在於研究者多是文學背景出身，習慣文人寫作的思路，對於僧人寫作缺乏宗教層面的探索。這一方面做得較好的是項楚等人的《唐代白話詩派研究》。

本書是對宋代禪宗寫作傳統的研究。所謂寫作傳統，是指具有一定的文學性且世代相傳的寫作習慣和寫作範式。最突出的有山居詩、漁父詞、牧童歌、擬寒山詩、五更轉、十牛圖頌、十二時歌等，在唐宋元明清各時代都有流傳。此外，還包括描寫宗教生活的樂道歌，歌頌古德公案、闡明佛理禪機的頌古詞和祖師贊等，都是以文學的手法表達宗教的意圖並且隨著法脈傳承而綿延不絕。

學界有關禪宗寫作傳統的研究並未形成氣候，已經發表的成果數量較少。值得一提的是周裕鍇《宋代禪宗漁父詞研究》（《中國俗文化研究》第一輯，巴蜀書社2003年版）、馮煥珍《湘山宗慧禪師及其牧牛歌》（《中山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臺灣蔡榮婷《唐五代禪宗牧牛詩初探》（中正大學中文系《唐代文學論叢》，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8年版）、廖肇亨《晚明僧人〈山居詩〉論析——以漢月法藏為中心》（《第四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3年版）、《晩明僧人〈山居詩〉的形式發展與精神特質論析》（《首屆明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另外，日本《神田喜一郎全集》第六卷中涉及禪宗漁父詞的探討，辛夷《敦煌俗曲雜識》（《河北師院學報》1990年第3期）、王小盾《從敦煌本共住修道故事看唐代佛教詩歌文體的來源》（《中國俗文化研究》第一輯，巴蜀書社2003年版）、王定勇《敦煌俗曲研究》（揚州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等文中涉及《五更轉》、《十二時歌》的探討。當一種寫作成為傳統，它就在這一寫作群體中具有了典型性和普遍性，而我們目前的研究尚未與之相匹配。

對於禪宗寫作傳統的研究意義重大。首先，有助於我們更加真切地認識原汁原味的禪宗文學，而不是個別詩僧的文學創作；其次，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宗教思維與文學藝術的相互關係，尤其是宗教思維披上文學外衣時所顯現的獨特性；再次，有助於我們更加形象、具體地了解禪學思想、政教關係、禪門風氣、禪苑規式和叢林慣例在禪僧精神世界所形成的投映；同時，對於禪宗寫作傳統的整理與研究也有助於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建構和完善，因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不僅僅是文人士大夫的寫作史，還包含了禪僧這一獨特群體的寫作史。

本書分為上下两編，即禪門的詩偈、禪門的文章與禪門的寫作慣例，內容包括對禪宗山居詩、十二時歌、牧護歌及禪林筆記的研究，同時也包括對禪宗寫作中特定語詞及特定用法的研究，如對“漏逗”、“藞苴”、“拴索”等詞語的考釋，對奪胎與轉生、法名與表字、庵堂與道號、忌日與生辰等寫作慣例的解讀。在文獻搜羅上，不再限於僧人別集和詩詞總集，而將範圍擴大到《大正藏》、《卍續藏經》及諸禪宗典籍，從僧史、僧傳、燈錄、語錄、筆記、禪門類書、僧詩總集諸佛教文獻中收集作品並加以整理。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對宋代禪宗寫作傳統進行文本闡釋、脈絡梳理、主題分析、審美評價和宗教解讀，重點則是探究各寫作傳統的藝術形式與宗教訴求之間的關係，即藝術構思如何詩意地表達宗教追求，宗教意圖又如何決定了作品的藝術外殼，以避免單純的文學描述或思想總結。本書將在佛教、文學、文獻學、語言學等多學科交叉研究上進行積極的探索，以展現禪僧寫作的別樣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