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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后裔

在我所认识的将不可能之事变成可能的人当中，父亲应该算是第一个。34岁的时候，他在纳粹德国的恐怖阴影中带着我的母亲和姐姐历经21个月的大逃亡，最终到达安全之地。

在我所认识的将不可能之事变成可能的人当中，父亲应该算是第一个。34岁的时候，他在纳粹德国空军把轨道炸毁前几个小时，成功搭上最后一班火车逃离了家乡波兰，然后带着我母亲还有两岁的姐姐，踏上了为期21个月、横跨两大洲的大逃亡，最终到达安全之地。

这件事带来的影响就是，随着年龄的日益增长，我愈发坚信，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思维上没有任何制约，也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去冒险尝试。

父亲和母亲都成长在中产阶级家庭，住在离德国边境不远的波兰小镇上。他们各自的家族都很庞大，双方都是犹太人，而且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俩属于远房表亲，通过家人介绍相识，1936年结婚之后，他们就在当地一个名为索斯诺维茨（Sosnowiec）的小镇安顿了下来。

父亲伯纳德（Bernard）的谷物贸易生意遍及整个东欧。由于不停奔波于不同国家，与不同的人和文化打交道，相比家族其他成员和左邻右舍，父亲的视野要更为宽广，对地缘政治有敏锐的洞察力。他还热衷于关心时事，由于波兰对广播实施审查制度，他就依靠他的短波收音机收听各种新闻。他和母亲会收听各种语言的报道，包括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新闻消息。所以他非常清楚，波兰犹太人的危险在不断加剧，而当时许多缺乏见识的朋友和亲戚却都认为不可能出现极端不利的情况。

父亲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极具先见之明，并且能够果断采取相应措施。1937年，波兰的反犹太主义日益盛行，德国入侵威胁不断加剧，这一切都足以让父亲下决心采取行动。母亲罗谢尔（Rochelle）把珠宝首饰缝到衣服里，以备逃亡时可以使用，但他们也清醒地知道，他们需要更多的钱，单凭这种方式根本带不了多少。当时，波兰当局规定把资产运送到国外为非法行为，那些被认定属于经济犯罪的人，最终都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因此父亲偷偷地把钱转移到了一家位于特拉维夫（当时属于巴勒斯坦）的银行，这样做可谓冒着天大的风险。为了避免被当局发觉，他要求银行不给自己提供存款证明。

一年之后，当1938年底“水晶之夜”^[1]事件爆发的时候，父亲最终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但他首先希望在波兰之外为自己奠定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他的计划是，首先确定自己寄到巴勒斯坦的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Anglo-Palestine Bank）的钱已经到账，然后把这些钱汇往美国一家银行，再从波兰国内拿出更多资金继续存到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这场资金转移得到了一个犹太人组织的支持，他们帮助犹太人把资金撤离波兰。为了转移资金，父亲也需要母亲的帮助，而且他们必须特别小心。

父亲拿着三个礼拜的旅游签证来到了特拉维夫，每天都给母亲写信，好让他跟家里的联系看起来很平常。每封进出波兰的信都会被警察审查，因此父亲需要隐晦地告诉母亲自己希望她怎么做。父亲的每封信都强调数字“50”，母亲因此知道自己需要准备50 000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约10 000美元，他们把所有在波兰的钱都放在家里）。一天，母亲又收到了惯常的一封信，但打开信之后却只是几片撕碎的信纸，上面依稀可见几个字。这种情况可不寻常，母亲知道其中必有深意，但自己却捉摸不透。随后，在父亲假期的最后一周，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我们家门前的台阶上。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担惊受怕的事情。来人声称，自己是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的总裁，并且掏出了几片碎纸信件的副本，也就是母亲前几天从父亲那里所收到的那封信，于是母亲拿出50 000兹罗提交给了他。这个陌生人可能是警察派来的，也可能会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对于其身份的真假，母亲根本无从判断。但事情最终还算是圆满，父亲完成任务返回家里，他已经把钱存到了特拉维夫银行的账户上，并将其转移到了纽约的银行，还把自己跟母亲的签名印在了银行账户的存款人名单上。

父亲和母亲各有6个兄弟姐妹，他俩无数次请求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父母离开波兰，但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拒绝考虑这样做。就如同当时犹太社区的许多人一样，尽管反犹运动就发生在他们眼前，甚至许多人有过切身经历，但他们依然认为，如果能够坚持下去，自己终将安然无事，就像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一样，毕竟，德国人是有教养的文明人。可以想见，一想到需要把整个家族抛在身后，父亲离开的决定就不禁动摇起来。

随后，在1939年8月24日，父亲去波兰东部的华沙出差，当时火车停在半路上，他看到报童在卖报纸，于是下车买了一份。报纸头条写着，德国和苏联刚刚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他于是愈发肯定，夹在德国和苏联中间的波兰，必将遭受双方的攻击，最后被这两个侵略者瓜分干净。是时候离开波兰了，父亲迅速跨过围栏，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下午2：00，他乘坐的火车到达索斯诺维茨。从火车站走回家花了10分钟，到家之后父亲告诉母亲，赶紧把能带走的东西打包收拾好，他们将乘坐当天下午4：00的火车离开这里。

父亲把母亲和姐姐朱莉带到了位于凯尔采（Kielce）的亲戚家，那里距离我们有120公里，然后父亲又返回家乡，最后一次请求整个家族跟他们一起离开波兰，这一整串行动就像是在跟时间赛跑一样。但是，家族成员再次选择拒绝。于是，父母和姐姐独自踏上了长达近两年的逃亡之旅。拂晓时分，德国开始入侵波兰，在纳粹把铁路轨道炸毁之前，父亲最终搭上了最后一班离开索斯诺维茨的火车。

父母不可能往西边德国的方向走，因此他们选择往东北方向，跨越波兰来到了立陶宛。他们有时候徒步前行，有时候乘坐公交车，还有时候是坐马车以及其他牲畜车。在进入每个城市之前，他们基本上都能遇见早期逃离的难民。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听父母说起过，一路上他们遇到许多好心人向他们伸出援手，其中很多是父亲的生意伙伴，有些是犹太人，有些则不是——但也都与犹太人走得很近。为此父亲总是向我们强调乐善好施的重要性——品行正直、心地善良并且乐于助人。正是由于别人的乐善好施，我父母才能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到达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之后，父母终于暂时安顿下来，父亲又开始与当地商人做起了谷物生意。对于这种奔波逃亡的生活，母亲已经深感疲倦，希望能够在这里真正安顿下来，等待战争的结束。但父亲从来没有丧失从危急中逃离的紧迫感，自然，他的判断是对的，绝大多数留在立陶宛的犹太人最终都没能活下来。

父亲最终希望到达的目的地是巴勒斯坦或者美国，但他们需要先离开欧洲，为此就必须有和平国家愿意接受他们，为他们提供签证。当时还在维尔纽斯继续驻扎的外国领事馆已经所剩无几，其中大多数都是西欧国家，这些国家要么已经卷入战争，要么已被德国占领。但是，有一位名叫简·茨瓦腾迪克（Jan Zwartendijk）的荷兰名誉领事，住在考纳斯，而当时靠近委内瑞拉海岸的荷属库拉索岛无须签证就可以进入。但坏消息是，荷兰政府实际上并没有针对库拉索岛的签证发放流程，因此并不存在这样的签证，而难民们需要一些表面看起来比较官方的正式文件，才能安全穿过苏联领土。于是难民中有一位犹太商人伪造了一份带有荷兰标志的签章，并把这个签章交给了茨瓦腾迪克，他随后利用这个签章为难民逃往库拉索岛提供了假的入境签证。

这座小岛距离立陶宛有9000公里，与波兰、德国和法国相去甚远。显然，从这些国家穿越到目的地并不可行。通往库拉索岛的唯一路径，就是借道苏联和日本，这样一趟旅程将达12 800公里，需要穿越整个欧洲大陆，然后一路向东。在这种情况下，还面临一个障碍，那就是要取得日本的旅行签证。

包括父亲在内的犹太难民代表，来到了维尔纽斯日本副领事杉原千亩（Chiune Sugihara）的面前，希望能够获得过境签证。杉原千亩向东京发了三次电报，请示为这些难民提供帮助，但无一例外都被拒绝。这位副领事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但也成长于日本中产阶级的武士家庭，而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部分内涵，就是要做到仁义、慈善，同时也包含着对生命的感恩和敬重。尽管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家庭，杉原千亩还是把上司的直接命令抛在了脑后，决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跟妻子几乎废寝忘食，签发了数千份过境签证。我的家人就是杉原千亩所救助的6000名犹太难民中的一员——杉原千亩幸存者。

考虑到日本的文化传统，我父母的生命竟然被一位不服从上级指示的日本人所搭救，这不禁让人感到惊讶。20世纪80年代，当我第一次去日本，并把这个故事讲给日本人听的时候，他们明确表示这种情况不可能是真的——驻外事务处的官员绝对不会违反上司的直接命令。但杉原千亩真的这样做了。直到1985年，当时杉原千亩已是风烛残年，他的行动才被以色列官方所正式认可。他被人尊称为“日本辛德勒”，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向他颁发了“外国国民正义外邦人奖章”。

在杉原千亩去世之前，我们寻到了他的住址，我姐姐朱莉和姐夫去日本见他。朱莉问：“你为什么要冒险违背上司的命令呢？”他的回答是：“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过能够真正救人的机会，然后机会就来了，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他勇敢的举动为自己树立了丰碑，他也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

父母和姐姐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跨越了整个苏联。在这9000公里的路程中，处处都面临着危险。当时，一旦犹太人涉及任何不良行为，无论是否属实，当局都会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的集中营，而我的家人出逃的时候正值隆冬。但最终他们还是成功了，在成千上万名战争期间成功逃脱的犹太难民当中，父母是第二批抵达日本的。

我的家人在日本驻留了4个月，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横滨。母亲总是亲切地回忆起普通日本民众的善良和热情，这对她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是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旅途之后。后来，当父母在美国最终安顿下来，面对自己在日本的经历、日本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还有新国度对日本人的憎恶，他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三者理顺并接受下来。

我们一家穿越4个国家，经历上万公里路途，经过21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安全的土地，1941年5月18日到达西雅图。当时母亲肚子里已经怀上了我。除了早些时候提前汇到纽约制造商信托银行（Manufacturers Trust Company Bank）的600美元，父母当时几乎一贫如洗。

父母在抵达美国的当晚，就报名参加了自己的第一节英语课；他们急于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开始做一名正式的美国人。父亲在纽约的舅公给他找了一份工作，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芝加哥是一个安家立业的好地方，因为那里是全美谷物贸易的中心，父亲希望能够重操旧业，继续做一名谷物贸易商。

父母首次敲响芝加哥的旅馆大门，却被拒之门外。父亲感到很愤怒，他的第一反应是：“我原以为我们终于逃离了反犹太主义的魔掌，但当真正来到美国，想住店的时候，却被他们拒绝了。”当他跟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他难得的开怀时刻，因为事实证明这是个笑谈。当时父亲看不懂英文，而那家旅馆门口的牌子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仅限男士”。

最终，父母在芝加哥西部的一个大型犹太社区住了下来。这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当时是9月29日，距离我们家来到美国过去了4个月，距离珍珠港事件爆发只有2个月。

父母从身处波兰的家人那里收到的最后几封信中，有一封告诉他们，我母亲的姐夫塞缪尔·摩西（Samuel Moses，我的名字就是随着这个名字取的）在大街上被人开枪打死了。不久之后，父母的家人就被带到了犹太社区，随后又被关进了犹太人集中营。父母家族的大部分人都遇难了——包括父母的双亲，以及他们兄弟姐妹的全部18个孩子。只有母亲的兄弟艾萨克（Isaac）和她的妹妹安（Ann）活了下来。

父母的世界观也体现在他们艰难逃生之后的生活中。外来移民的印记一直贴附着我们，如影随形，即使在我4岁时二战结束之后，依然如此。但我直到6岁才偶然发现这些情况，此前对此基本上一无所知。父母加入了一个名为“和谐圈子”（Harmony Circle Club）的组织，成员包括一些从波兰逃到美国的难民，他们每个月定期见面，分享欧洲战事的最新消息，讨论如何才能在美国继续生活下去。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偷偷溜出卧室，来到漆黑的客厅，一幕8毫米影片正被投映在墙上。父母和朋友正在观看一部有关集中营的秘密记录片，映入我眼帘的，是不断晃动的黑白影像，满载着尸体的卡车，从皮肤中凸出来的人骨，人像垃圾一样被丢弃——这一切真是太可怕了。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就是我对纳粹大屠杀的最初印象。事后回想起来，我感到这些影像让我更快地成熟起来，而且让我对世界有了更加清醒客观的认识。那部影片也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对父母生活理念的认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如此拼命，如此坚定地希望孩子取得成功。经济方面的成功对于确保生活自由简直太重要了。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逃离波兰，是因为拥有必要的物质保障——父亲极具先见之明，把资金早早地存在了国外银行里。

1986年，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天，母亲把他的尾戒送给了我。戒指上镶嵌了一颗钻石，在他们逃离欧洲期间，他们把这颗钻石藏在了姐姐朱莉的鞋子里。我把这颗钻石镶到了一只手镯上，戴在右手腕，从此再也没有摘下来过——以此提醒自己不要忘本。

父母向朱莉、我和小妹莉亚所传递的，是他们对美国那持久不息的热爱和感激。在两位老人余生的每个年头，他们都会在自己初次抵达美国的日子里庆祝一下，为美利坚干杯。在姐妹和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们都深刻意识到，能够生长在这个国家是多么幸运。在这个国度里，人们所面对的机会，并不取决于出身高低或者宗教信仰，也不取决于其他任何因素，唯一的影响因素就是个人的奋斗；在这个国度里，对于你通过努力奋斗取得的成绩，对于你最终在成功之路上能够走多远，从来不会有任何的限制。

父亲一直雄心勃勃，他是天生的企业家，希望重新开创辉煌的职业生涯，取得跟自己在波兰作为谷物商人一样的成功。桂格燕麦（Quaker Oats）是父亲在老家时最大的客户之一，他在这家公司的联系人曾多次跟他说：“在桂格燕麦公司，如果能有像你一样，既有专业水准又有职业道德的人，那该多好！”因此，当父亲抵达芝加哥之后，这家公司就成了他工作的第一站，但最终却因为没有大学文凭而被辞退了。

到达芝加哥两年之后，父亲离开了谷物行业，开办了自己的珠宝批发公司。父亲的舅公帮他购买了大量珠宝尾货，然后他把这些珠宝在美国中西部地区重新出售。父亲坚信，通过努力可以有效提高生产能力。他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至少13个小时。为了拓展业务，他的足迹遍及美国11个州。在他看来，业务成功的关键就是打通渠道，把各类商品卖到商店里。即使口音很重，但他依然得到了很多零售商的信任和订单，而其他人可不见得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父亲的自信、职业态度和细致思考，给客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在拓展业务的时候，总是抱着谨慎保守的态度。“保持慎重”是他的口头禅，他总是深入周全地考虑到各种风险。在对美国满怀热爱的情感背后，恐惧和担心一直萦绕在父亲的心头，他担心灾难会重新降临，半夜突然扼住他的咽喉。从本质上来说，身为难民的父亲，既有自己特有的乐观精神，也有挥之不去的忧虑情绪，两个相互矛盾的特征在他身上合二为一。他的态度可以总结为，“一方面，坚定地勇往直前，另一方面，也不忘留下退路”。

父亲的许多朋友、熟人和商业伙伴来自形形色色的群体，每个人的背景也都差别很大，在这些人的眼里，父亲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族长的角色。他们会向父亲寻求意见建议，听取父亲的观点判断，因为他总是能够巧妙地提出各种问题，真挚地聆听各种回答，然后字斟句酌，妥善地给出不偏不倚的真诚建议。父亲赢得的尊重，以及他给这些人的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都给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如今，在面对我公司的员工和管理者，当然也包括我的孩子和孙子们时，和他们一起走过长长的一段路，同时帮助他们把面临的问题分析透彻——运用父亲遗传给我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天赋——对我来说，从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满足感，与达成任何一笔数百万美元的交易没有区别。

在我小时候，我家长期为许多来自波兰的犹太难民提供支持和帮助。有好几年，我不得不和住在我家的陌生人分享我的卧室。当时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但如今这种事情可不会那么顺利。想象一下，你会要求孩子把他房间的一半让给陌生人吗？这种情况也是时代的投影，同时也体现出父母乐于帮助他人的决心和勇气。

我的父母都高度自律，而且能够专心工作，拥有很强的上进心，也能够以身作则。作为孩子，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教育、宗教信仰和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品行高洁、有荣誉感。当然，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可不是溺爱孩子的父母，尤其是我父亲。对我父母这一代人来说，或者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来看，他们都不会宠溺孩子，也不会过度夸奖孩子，或者放松要求让孩子轻松赢得奖励。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以跟父亲比赛竞争为乐，我想绝大部分男孩也都是如此。父亲会很严肃地对待这些，从来不会像有些家长那样让着孩子。举例来说，父亲是一名国际象棋高手，他教会我下棋，而我也下得不错。有一天，我摆好了棋盘，让整个棋局变得只需要一步就能把对方的国王“将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败父亲。我焦急地等着父亲回家，然后骄傲地把这盘棋局给他看。我说：“爸爸，你看，我摆的棋局。看你能不能把这最后一步找出来。”父亲扫了一眼，耸耸肩，移动了棋子，然后走出了房间。我完全被打败了，父亲根本没有手下留情或者顾及我的面子，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违背了他的秉性。

***

我经常开玩笑说，父亲在34岁的时候做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离开波兰，此后他再也没有犯过大错。他的意志十分坚定，而且要求别人绝对服从，而我的个性也很强，因此我俩经常爆发冲突。他一直希望让我就范，而我一听到别人说不行就会火冒三丈。因此，我跟父亲的关系相当紧张。

但是我对父亲一直十分尊敬，而且是无条件尊敬。他会说：“你不见得一定要爱我，但一定得尊敬我。”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从字面上理解的，认为如果自己不还口，那就不能算是不尊敬他，这样还能给自己留下一丝颜面。因此当意见相左的时候，我就只是简单地保持沉默，不再跟他继续争执下去。我俩甚至有时候好几个月不跟对方说话，这导致一些家庭聚餐时间变得很长，母亲对此深恶痛绝。有一次，我俩之间的冷战持续了三个月，我忘了当时是争论什么内容了，但谁会特别在乎这些呢？我跟父亲之间的争议多如牛毛，但这里的底线在于，即使特别生气，我也绝对不能当场发作。我不会当场爆发，跟他直接吵起来，这就是父亲所需要的尊敬。最终，我总是会以主动道歉收场，当然这是在母亲的催促之下。母亲会把我拉到一旁说：“萨姆，你不能这样做。”我回答：“妈妈，他那样做不对。”母亲会接着说：“萨姆，你不明白。他是你的父亲，他绝对不会主动认错。”

多年之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终于可以和父亲携手并肩，一起参加犹太联合会（Jewish Federation）的年度晚宴——我把这个称为“犹太人大型晚会”。这场晚宴的目的是筹集资金，参加者都是城里有名的犹太人。父亲每年都会捐一大笔钱，而我也会相应地进行捐赠，金额要比父亲少一些。但在1979年，我的事业大获成功，捐赠额足以超过父亲了。不过，除非事先跟他把这一切说清楚，否则我绝对不能这样做。因此我告诉父亲：“我想捐这个额度，但如果你觉得这样做缺乏尊敬的话，那就算了。”他回答说：“不，你这样做很好。”于是，我按照自己的能力进行了捐赠。我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父亲的尊敬，同时父亲也让我知道，他也同样尊重我。我认为这件事是我们父子关系的转折点。

但无论如何，相似的火暴脾气依然经常使我俩产生冲突，而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由于父子代沟和新旧环境中价值观的差异，这种冲突的程度被进一步放大了。我是父母到达美国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而妹妹莉亚则是1949年出生在这里的。我跟妹妹所参照模仿的文化和制度框架，与父母可谓天差地别。他们一直担心，孩子们会失去那些传统的价值观念，而这对他们却是意义深远。他们希望我们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而且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成为犹太人中的优秀代表。同时，尽管父母也热爱美国，但他们依然认为，在美国的富裕和民主自由当中蕴含着潜在的危险因素，他们觉得我们缺乏自律，而且花太多时间在那些无聊的事情上，比如说体育活动等。对父亲而言，体育活动只不过是占用工作或者学习时间的轻浮举动，根本没什么用。作为一个青少年，如果我表示希望周六晚上能够去打一会儿篮球的话，父亲的反应就是：“你上周已经去过了，为什么还要再去参加另一场篮球比赛？”我就会回应说：“因为这些活动很有意思。”父亲则会说：“你未来有大把的时间寻欢作乐，但现在你需要专心致志，需要有所成就，需要别人的指导。你必须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可不容易。”这就是我们父子之间的一场很有代表性的对话。

我还记得一件事，发生在姐姐朱莉读高中的时候。她当时大概14岁，就读于翁斯托本（Von Steuben）中学。有一天下午，翁斯托本中学在一场重要的篮球比赛中败北，朱莉从学校回到家，因为自己学校球队的失利而哭了起来。对此父母完全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姐姐仅仅因为高中篮球队比赛失利就伤心地哭起来，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我觉得，父亲在努力工作和放松娱乐之间给我划定了一条不容更改的界线，最终反而让我完全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后来，我把二者融合在一起，建立了我自己的世界。

从本质上来说，我的家庭比较传统，而且比较严肃，但也从来不乏温馨。我们全家人每天都会聚在一起吃晚餐，而且自打我记事起，我们就会一起讨论世界形势、政治动态以及国内时事。父母从来不会主导孩子交流沟通的主题。我们的讨论总是围绕着各种比喻说理，采用《塔木德经》式的沟通方式，以各种例子或者故事来传递观点。时至今日，我在跟其他人传递看法的时候，依然主要采取讲故事的方式。

我的父母都很强势，也都很聪明，而且完全可以想见，他们都有点儿偏执。毫无疑问，父亲扮演族长式的角色，而母亲则属于传统的贤妻良母。这完全是由于父母所生活的时代的影响。在公众场合，母亲从来不会与父亲争辩。多年以来，我错误地以为，母亲惯于服从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依然记得，有一天跟父亲开车，一路上父亲告诉我，母亲其实是多么强势的一个人；尽管从表面上看来，母亲属于两人之中弱势的一方，但在很多情况下却恰恰相反。

直到1986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完整体会到母亲的坚强和柔韧，当时她已经75岁了。那时我45岁，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我自觉要负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我每天都会给母亲打电话，而且从母亲的声音里，我总是可以猜到她手头正在做什么事情，而如果母亲不说的话，我就会不停追问，一直到母亲把问题完全倾诉出来。失去父亲之后，我跟母亲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一年里，母亲从来没有走出过家门。在父亲的周年忌那一天，母亲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将结束悼念的时光，准备出去尝试一些新的体验。于是我把她的住处从城市郊区搬到了位于阿斯特街的一栋豪华公寓里。母亲逐渐成了一个热情活跃的城市人，再也没有继续沉迷于过往。甚至在我没有察觉的时候，母亲已经开始跟楼里的邻居交上了朋友，出去听歌剧、看电影，参加各种晚宴——这一切，都是父亲在世时母亲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尽管已经张开怀抱迎接全新的生活，母亲却依然保持着严肃俭朴的生活习惯。在表达自我观点的时候，她从来不会哄骗或者抱怨。母亲拥有钢铁般的意志，经常更注重以实际行动表达自我，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当希望我做一些事的时候，她会给我打电话，此时我俩的对话通常是这样的：

我说：“嗨，妈妈。”

“萨姆，下周四是戴维家儿子的洗礼日。”

回答：“我知道，但那天我早就有安排了，不在镇上。”

“萨姆，下周四是戴维家儿子的洗礼日。”

我重复道：“我知道，但是我约了别人，不在镇上。”

“萨姆，下周四是戴维家儿子的洗礼日。”

最终我只能叹口气：“好吧，我会出席的。”

母亲的核心价值观从来没有变过，她的艰苦朴素也一如既往。对于奢侈浪费和过度支出，母亲总是极为反感。她一直教导姐姐妹妹和我要认真进行价值评估，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某件物品。这种节俭的习惯已经深深地刻在母亲的思维里，甚至当我们家十分富裕的时候，母亲对于金钱的概念也从来没有超出过100美元。

一天晚上，在我的公寓吃完晚饭之后，我提出要送母亲回家。她拒绝了，也没说原因。

“好吧，我给你叫辆出租车吧。”

母亲说：“不，不用。我得去一趟沃尔格林药店。”这家药店就在我们楼的拐角那里。

于是，我说，好吧。然后母亲就去沃尔格林药店了。

然后第二周母亲来吃晚饭的时候，我俩继续了同样的对话。

“妈妈，我开车送你回家吧。”

“不用。”

“那我给你叫辆出租车。”

“不，我得去一趟沃尔格林药店。”

就这样，当第三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跟在母亲身后，看到她坐上了沃尔格林药店外面的公交车。显然，她不希望让我出来送，用自己的老年卡只需要50美分就能乘坐公交车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根本不愿意花3美元坐出租车。她住的地方距离公交车站有半个街区那么远，下车之后只能步行回家。对她来说，这就是1美元的价值。她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身为难民的经历。

还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母亲问我妹妹莉亚身上的那套衣服多少钱。莉亚告诉她大概是1000美元，这个回答简直让母亲崩溃了。仅仅是想到要花这么多钱在衣服上，就让她难以接受。我的姐姐和妹妹生活都很讲究，也很会打扮自己，母亲过于节俭的生活习惯简直让她们抓狂。所以，她们自然再也不会告诉母亲各种东西的价格了。

顺便提一句，我当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节俭，但是母亲这种对价格的敏感性，我也从来没有摆脱过。我女婿有一次讲了一个我俩初次见面时的故事。我俩站在一家杂货店外面，等着我妻子和女儿——他当时的未婚妻。慢慢地，我俩开始不耐烦起来，于是就来到旁边一家小店，看里面卖的太阳镜。我试戴了一副，很符合我的脸型，我俩都觉得这副太阳镜很不错。然后，当看到价格标签的时候，我吃惊地把手缩了回来，把太阳镜摆回了货架，嘴里还念叨着：“一副太阳镜200美元？这不是开玩笑吗？”

父母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我们的家庭，并且让我形成了与朋友们不一样的世界观。我意识到自己在本质上与其他孩子不同，发现这一点时所带来的震撼如今依然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8岁，周六从犹太教堂步行回家。当时的我可能无法清楚地表达，但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自己心里拥有更为广阔的蓝图，拥有更为强烈的责任担当，并确信我的大脑是我最为强大的武器。

每当跟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候，我都会自动采取一些策略。当然在那个时候，我其实对策略并没有什么概念。当我们玩警察抓小偷或者打仗之类的游戏时，我不会一听到有人大喊“进攻”，就直接冲入战斗，而是会躲到一边，悄悄溜到某个人背后吓他一跳。对我而言，游戏的乐趣在于出其不意吓唬对手，在于把这类体力游戏变成智力上的比拼。

我总是有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孩提时候，我总是喜欢一个人在芝加哥的街区里漫无目的地瞎逛。我感到自己注定要生活在这座城市里。11岁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北郊的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那里是更为舒适高级的中产阶级社区。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艰难的过渡。我极度怀念此前小区的活力以及熙熙攘攘的热闹人群。

希伯来学校（Hebrew School）让我重新找到了方向。当时高地公园提供了一项十分基础的犹太教育项目——“犹太教堂之光”。因此，父母决定让我放学之后乘坐火车去芝加哥城区，在法韦尔（Farwell）和谢瑞顿（Sheridan）北边的犹太学校继续学习。周一到周五之中的任意4天，再加上星期天，我都需要来这里学习。当我的好朋友都在外面打球和四处游荡时，我却不得不学习希伯来语。当时我已经12岁了，但我就是很不喜欢这些。

但我喜欢回到城市的感觉。在第一天的火车上，我认识了8位来自威尔梅特（Wilmette）的17岁天主教女孩，她们就读于森林湖（Lake Forest）的伍德兰兹圣心学院（Woodlands Academy of the Sacred Heart）。一周之后，每次我乘坐这趟火车，她们都会在同一个车厢里等我，我们因此会一起同行约半个小时。她们把我看作她们的吉祥物了。相比大多数12岁的孩子，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更为严肃，我觉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让自己跟她们建立了联系。但无论如何，我也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而且完全可以想见，有她们的陪伴，为我去往犹太学校的旅途增添了许多乐趣。

在希伯来学校上完课之后，我就获得了自由，可以有空好好逛逛这座城市。大街小巷生机勃勃、活力无限，让我增长了极大的见识。从此之后，我才真正爱上了芝加哥。这座城市令人心动。这里人潮涌动，节奏飞快，纸醉金迷，各种店铺丰富多彩，各色人等川流不息，还有各种各样的风景、气味和声音，这些都是高地公园所没有的。这一切改变了我的思维，重塑了我的视野，进一步让我跳出传统范式的约束。

这也让我开始了自己的首次创业尝试。有一次在溜达过程中，我在“L”形轨道下面发现一个报刊亭。那是1953年，一本名为《花花公子》的色情杂志刚刚崭露头角，封面是玛丽莲·梦露。杂志售价50美分。我买了一本，觉得里面的内容简直好极了，于是把它带回了高地公园，在那里可没有人卖这本杂志，然后我拿给朋友们传看。有个朋友希望买下它。我开价说：“3美元。”此后，我就开始了小规模的杂志“进口”业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学到了一个永恒不衰的商业真理：只要物品稀缺，那就可以随意定价。这一供需基本原理，后来成为我投资理念的首要原则。

如今回忆起来，青少年时期的我，拥有超越同龄人的成熟思维和宽广视野，这种情况导致我跟朋友沟通和分享各种观点的时候，经常会觉得有点儿困难。有人曾经告诉我：“萨姆，你天生就比较成熟。”我认为他说的确实没错。我的朋友的生活阅历看起来要比我更狭隘一些，他们的父母不像我的父母那样，不停地逼着他们进步成长，他们的父母也并没有给他们灌输享乐即轻浮的理念。但是和这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差别并不重要，因为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各种体育活动，而我特别喜欢棒球和美式足球，尽管我对每场比赛中有关战术细节的冗长讨论十分厌烦。而对于女孩的概念，我参考的主要是我的母亲和姐妹，她们都是很聪明的女性，讨论的是世界形势、政治事件和企业经营等（也许这就是我对于日常闲聊毫无耐心的原因所在，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我更喜欢那些既聪明又有趣的女孩子，就像现在跟我住在一起的那个她一样。

这让我在14岁刚读高中的时候，突然对生活有了透彻的感悟。当时我正在跟一群朋友一起吃午饭，他们不停地打闹，讨论一些亲密接触以及谁对谁做了什么一类的话题，我猛然感觉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我喜欢女孩，这毫无疑问，但我明显对参与这类聊天不感兴趣。抽象地泛泛而谈？好吧。但如果涉及我个人的问题呢？绝无可能，我对此高度警惕。年轻时候通常我们所想的就是如何跟同龄人打成一片，但在当时那个时刻，我发现对自己而言，融入团队好像也没有多么重要。相比于不断寻找与别人的共同之处，较为超脱地站在一旁可能让我更加舒服一些。我逐渐倾向于不再遵从传统思维的束缚，这种想法最终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我还有一项重要的发现。我发现自己天生就是当领导者的材料。我不喜欢被淹没在芸芸众生当中，我也不太在乎别人的指示命令，我自己就能设定好前进的航程。而且，我还能说服别人跟我一起完成任务。

12岁的时候，我开始参加拉玛夏令营，这是在威斯康星州北部举办的一个犹太人夏令营。当时这个夏令营刚举办了6届，如今依然还有。实际上，我的几个孙子也都参加过这个夏令营。当我参加的时候，共有大约125个孩子，对我来说，那是一次令我脱胎换骨的经历。夏令营的日程安排得很合理，或者也可以说没有特定的安排，正好可以激发孩子们内在的各种技能。

拉玛夏令营的独特之处在于，从活动第一天开始，它就把营员当成大人看待。它事先假设，我们都已经是负责任的城市公民。对于那些痛恨约束、个性独立自由的孩子来说，这个夏令营就跟天堂一样。从最小的孩子到最大的孩子，大家都积极参与互动交流，因此，在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的小圈子，每个人都不会预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是我对精英管理的首次体验。突然之间，我手头有了一块空白的画布。在日常生活中，我通常不太容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如果想做一些事情，就可能会遭遇学校的阻挠，父母也会以关心爱护的名义进行约束，此外还有其他的障碍。但这次夏令营却全然不同，在每年为期8个星期的时间里，我都可以当一名无拘无束的领导者，这对我建立自信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让我初步认识到自己不可限量的未来。跟做其他事情一样，我在领导其他没有头绪的孩子方面也做得很好，并且义无反顾地带领他们不断取得进步。

在我17岁的时候，担任了夏令营的见习辅导员，自己的信心也在不断增加。我跟另外一个辅导员成了好朋友，我们休假也在同一天。我们拥有24小时完全的自由时间，没人会追问我们到底去哪里了。于是，我们开始搭便车环游整个威斯康星州。有一次，我们忘记了看时间，最终到了威斯康星州的弗洛伦斯，当时已经是夜半时分，路上一辆车也找不到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步行来到了一个二手车停车场，随便打开了一辆车，然后进入了梦乡。勇于冒险当然很不错，但你也要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才行。

人们总是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白手起家”。通常，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我的父母有没有钱。答案是否定的，我的父母并不算有钱。当抵达美国的时候，父母手里的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 000美元。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逐渐东山再起，又变成了一位成功的商人。到他去世的时候，已经算是比较富有了，这部分是由于父亲的辛苦经营，部分是由于我自己的努力。但这个问题依然很有意思，因为实际上父母给我留下了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智慧、好奇心、奋斗精神、坚忍的意志和独立决策思维。父母传递给我的，是要持续不断地学习，是明白如何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是如何挑战传统——当别人恋恋不舍的时候自己要果断离开，当风险来临时要提前察觉并做好准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当然认为自己属于“白手起家”，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我也充分意识到，在自己的价值观形成和事业取得成就的过程中，父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父母希望我有一门手艺。对他们而言，这能够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财务安全，也就是一旦出现最差的情况，那我还能够有所倚仗。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实际上考虑当一名拉比。这可把父亲吓了一跳。他认为拉比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他完全不明白，对一名优秀的犹太男孩来说，怎么会考虑从事这样的工作。针对这个问题，我跟父亲进行了许多次交流对话。我当时正在不断探求自己可能从事的业务领域。

尽管当时还不知道目的地在何方，但一直以来，我总是十分迫切地希望到达理想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