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许地山创作研究的历史流脉》：延宕：单向维度向多重视野的延宕
1921年，许地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他的文学处女作《命命鸟》后，关于许地山和这篇小说的文学评论也紧随其后，层出不穷。《小说月报》在改革过程中专门增加了《创作批评》专栏（后又改为《读后感》专栏），刊发了一些讨论许地山作品的文章。如潘垂统的《对于〈超人〉〈命命鸟〉〈低能儿〉的批评》（原载1921年11月《小说月报》第12卷11号）、吴守中《批评落华生的三篇创作》（原载1923年5月《小说月报》第13卷5号）等。许地山作品中独特的异域风格、浓重的宗教意味和对当时文学号召的响应，吸引了很多研究者对他的关注，可以说，关于许地山的生平、文学创作等的研究，在同时期作家中算是比较早的。时至今日，近百年的时间里，关于许地山的研究从未停止，经历过时间的淘洗，许地山的作品逐经打磨，其中所隐藏的光芒也逐渐散发出来，如同一面多棱镜，在不同的阶段里呈现出不同的层面和万象形色。
一 “异国情调”引发的早期评判
关于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是很难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的，尤其是同时期的评论，必然带有彼时很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时间的相近性，也就必然导致未经时间过滤所产生的一定的局限性。许多评论也就难免或多或少地带有思考和阐释的粗粝感，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与作品同时代更有效的审美尺度。1921年开始，随着许地山一系列短篇小说的发表，其作品中所呈现的异国情调和传奇色彩最先受到关注。《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等故事的发生地分别为缅甸、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等，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让许地山的作品在以中国为文学地理背景的其他作家中脱颖而出。沈从文认为，许地山将缅甸和其他南方国度里的僧侣、社会场景、家庭等“异方风物”整合成为异国情调，在品读小说《命命鸟》以及《空山灵雨》中收录的一类散文时“总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国度的人，学着另外一个国度里的故事”[1]。茅盾认为，“许地山作品里没有现代都市的生活。他的《命命鸟》充满了‘异域情调’，背景在缅甸的仰光，……《商人妇》是新加坡和印度，《缀网劳蛛》在马来半岛；《换巢鸾凤》的背景是在中国了，可是‘山大王’的生活，也带点‘异域情调’的味儿，最近他再拾起创作的笔，好象还是‘积习难忘’”[2]。成仿吾在《〈命命鸟〉的批评》一文中提出：“本来真的艺术，决不为地方色彩所无损”，但是“为补救国民艺术的单调起见，这种异乡的情调，也实不可少”。在出现一部分肯定的声音的同时，还有更大一部分的声音，是对许地山作品的质疑，“异域”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增添作品新鲜感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在某些评论者看来），“异域”也会产生隔离感。成仿吾在肯定《命命鸟》艺术丰富性的同时，也对这种“丰富性”的价值提出了质疑，尖锐地指出小说“不幸被地方的与时代的色彩蒙蔽了”，他认为许地山的异域情调是“在地方与时代的薄膜上现出了的假象”“没有把这层薄膜下的实在教给我们”“由这篇作品，寻不出作者自己想揭起这层薄膜的何等的努力”[3]。显然，这样的批评和研究，更加充分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政治和文学的真实风貌。
二 “宗教色彩”导致的评价争议
对于许地山的创作，在现代文学的语境中是一直存在争议的，而争议最大的点就是关于许地山作品中的“宗教色彩”。“宗教色彩”对于五四时期作家的创作来说并不罕见，与许地山同时期的作家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宗教的意味，但是像许地山这样作品宗教色彩浓厚并存在一定争议的作家并不算多。成仿吾认为，《命命鸟》中主人公的心态和行为与佛教的真谛有出入，因此他判定小说所透露出的宗教信仰是浅薄的，他透过小说所营造的异域幻境、敏明和加陵一同赴死的结局、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述等方面分析，得出这部小说“只显出了一些无意义的宗教的色彩，并且只是宗教，没有传出什么情绪”的结论。阿英在肯定《空山灵雨》对小品文运动的价值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地山小品文的境界“不是完全与现代思想契合的，基于他的思想与生活，反映在他的小品文中的，是一个很混乱的集合体”[4]。1930年沈从文在《读书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的《论落华生》是关于许地山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对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沈从文十分欣赏许地山用“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的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最终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揉合在一处，毫不牵强地融为一片”，在沈从文看来，融合着多个宗教精华的“最散文的诗质”[5]才是许地山风格的特异之处。
对许地山了解较为深入的、评论最多并且研究兴味最浓厚的是茅盾。在一篇以访谈录为形式的、较为全面系统的作家论中，茅盾从评价许地山为人的“怪癖”到评述他作品“别致得古怪”却又“充满了泥土气”，指出了许地山作品“虽然喜欢用‘异域情调’材料，可是他在那些小说里试要给一个他所认为的‘合理’的人生观”的特质。从人生观的构筑到生命哲学的阐发，茅盾更加关注许地山作品的内在特征，他认为在五四初期的这些作家之中，许地山是“顶不‘回避现实’的一人”，他虽然尝试着构筑自己“合理”的人生观，却又并没建成什么“理想”的象牙塔，这种人生观是“多少带点怀疑论的色彩”的，而且“怀疑论者的落华生不会相信宗教”[6]。关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茅盾指出“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多少和宗教有点关系”，甚至一些人物是明显“厌世”的，虽然早期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随着‘命运’播弄的”，如《缀网劳蛛》《换巢鸾凤》《商人妇》，并且在“被播弄中发明了她们的自慰和哲学”，但是再看春桃时“那简直是要用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命运’了”[7]！茅盾虽然也是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进行评价，但也明确关注到了许地山小说中的宗教情结，“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多少是和宗教有点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商人妇》的主角惜官在基督思想里得到了生活下去的勇气”，《缀网劳蛛》里的尚洁靠自己对基督教义的理解才有胆量面对生活的困苦，《黄昏后》更体现一种“爱的宗教”，在《换巢鸾凤》中，和鸾对祖凤“一定要发达”的这种“幻想”就是“她的宗教”。茅盾认为，许地山小说中的人物，虽然不是宗教徒，却有着胜似宗教徒一般虔诚的信仰与朴素的感情，“他们是有点什么在代替了‘宗教’”[8]。尽管茅盾指出了这种宗教思想，但他并没有展开论述，而且最终肯定了许地山的现实主义风格，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当时的社会剧烈变动，民族矛盾日益加重，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年代中，宗教思想是与时代主潮相抵触的，因此，茅盾虽然从客观上承认了许地山作品中的宗教意识，但出于社会与时代的考虑，就将这种宗教意识背后所隐含的怀疑色调看作“五四”落潮时代的反映，而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茅盾又提出了关于许地山的“二重性”的人生观：“一方面是积极的昂扬意识的表征（这是五四初期的），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的退婴的意识（这是他创作当时普遍于知识界的）。”这种思想上的二重性使得许地山的作品也显现出了二重性：“浪漫主义成分是昂扬的积极的五四初期市民意识的产物，而写实主义的成分则是五四的风暴过后觉得依然满眼是平凡灰色的迷惘心理的产物。”[9]
许地山病逝后，1941年9月21日，茅盾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论地山的小说》专论，他由《命命鸟》带有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五四初期“颇堪注目”谈起，联系到“易卜生主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影响，评价许地山小说是在浪漫主义的风度之下，有着一副“写实的骨骼”。文章指出许地山的热情“常为理智所约束，故不常见其喷薄”，他对人生的态度“异常严肃”，他表现在外的又常常是“爱说爱笑爱诙谐”[10]。在茅盾发表此文当天，香港文化界编印了《追悼许地山先生纪念特刊》，其中收录了柳亚子、郭沫若、陈寅恪、杨刚等人的悼念文章20篇，该特刊及当时散见于《大公报》《星岛日报》《南洋周报》等刊物上的老舍、郁达夫、胡愈之等人的悼念文章，都是当时研究许地山生平及创作思想的珍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