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化寻根与价值重建：《白鹿原》小说的复调叙事艺术》：陈忠实与寻根文学

陈忠实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他的创作以1985年为界，之前的所有作品，都是直面当下乡土社会，描写当下乡村生活状况的。此后从《蓝袍先生》开始，他回溯民族的过去，追寻中华民族的根。陈忠实自己说，1985年是他写作的重要转折，“这年的11月，我写成了6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这部中篇小说与此前的中短篇小说的区别，我一直紧盯着乡村现实生活变化的眼睛，转移到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神经也由紧绷的状态松弛下来；由对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开始转移到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的思考，自以为是一次思想的突破和创作的进步”[1]。《蓝袍先生》的创作，引发了他继续寻根的欲望。《白鹿原》以独特的寻根方式，厚重的寻根内容，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它代表了那个时期寻根文学的最高水平，是寻根文学当之无愧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

陈忠实的创作为什么在1985年发生转折？他关注当下的眼睛为何这时要回顾历史？这些跟当时发起的寻根文学有着怎样的关联？寻根文学又是怎样兴起的？均是本章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一）寻根思潮

现实人生中，迷途的浪子最想寻根问祖，精神文化方面的迷途浪子，也容易形成寻根问祖的倾向。新时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面向世界，打开自己，学习西方先进国家诸方面的经验，改变自身落后现状，摘掉自己贫穷的帽子。但是，矫枉容易过正，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有一些国人在多元的世界面前看花了眼，既迷失了自我，又轻贱了自我。有些国人发现，别国的优点是在他们国家既有的文化习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学习这些东西，目的是改变自己的孤陋寡闻，做好我们自己。最稳固的大厦必须从自己夯实的地基上建筑，我们不能丢了自己，盲目的模仿别人。面对当下社会出现的一系列现实的问题，倡导大家寻找问题的根源，寻找重生的根源，于是，“寻根”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

寻根之前必然有一个面向世界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过的是一种闭关锁国的日子，任何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活动，都有投敌卖国之嫌。人们心中的外部世界，都是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看到听到的，那是一个三分之二人民都在受苦受难的，水深火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的比对之下，自己的生活穷并快乐着，人生的信仰非常坚定。改革开放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提出三个面向，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整个社会改变了过去保守封闭的状态，放眼世界，就像“乡棒”进城一样，对所有东西都感到新鲜，感到艳羡，都想拿过来为我所用。面向世界让中国人知道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因此，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了激发人民建设现代化的热情，必须打破大锅饭，引入竞争机制。只有如此，中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三个面向给中国带来两个明显变化，第一是所有中国人打开了自己的眼界和心胸。用自己的眼去看世界，用自己的心去体会世界，变得更有鉴别力，更具包容心。二是它迅速地丰富了我们的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身体中的蛋白质摄入量，拓宽了言论的自由度。

“乡棒”艳羡城市，是想离开乡村走进城市，把自己变为城里人。只要能实现做城里人这一目的，他甚至可以抛弃家乡的一切，包括家乡的优良传统。他可以学习城里的一切，包括市井的各种不良习俗。中国艳羡西方，是想学习西方，赶上西方，也有类似状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物欲横流。三个面向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人们树立一个新概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人们坚信老祖宗的名言，“衣食足则知礼仪”。坚信中国的物质一旦文明起来，人民的精神也会文明起来。然而，实践证明，人们的物质欲望是没有止境的，穷人想富裕，富人想更富。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没有最富，只有更富。大多数中国人面向世界的时候，首先看到的都是世界物质的富裕，一心想要的现代化，几乎都是物质财富的现代化，衣食住行的现代化。某些有心人甚至注意到，1984年，中央主要领导人穿上了西装，其他领导纷纷效仿。认为穿上西装的领导，显得更潇洒，更有活力了。于是，穿西装，吃西餐，喝洋酒，成为许多人的理想。公务员“下海”，作家弃文经商，成为一种时尚。主流意识形态推行的唯物主义，演化为物质至上和金钱拜物教。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所封压的魔瓶，起封了。一时欲望横流，人性迷失了。

二是产生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现代化是西方人先搞起来的，是在西方既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有些国人认为，西方的现代化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要面向的世界在西方，面向的未来在西方，面向的现代化也在西方。因此，面向世界就是仰望西方世界，面向未来就是心想西方，面向现代化就是照搬西方。他们把三个面向解读为全盘西化。觉得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还不够大，领域还不够宽。仅仅改革开放了科学，还没有改革开放民主，人们还不够自由。他们两眼紧盯西方，两腿随时准备迈向西方。在他们眼中，凡是西方的，就是优的，凡是中国的，就是劣的。穿西装就是思想解放，走向文明。穿中山装就是禁锢保守，自甘愚昧。他们完全忘了中华民族的根基，彻底否定民族文化的价值，与中华传统背向而行，甚至要彻底抛弃民族文化所建构的精神家园，让自己彻底成为文化游子。中国社会形成了巨大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文学界也和整个社会一样，面向世界，追求现代化。为了让自己的物质生活现代化，一批文人直接弃文经商了，一批文人给商人去写报告文学赚钱了。还在坚守阵地的文人，懂洋文的就专心译介西方的现代派先锋派作品，不懂洋文的就专心模仿西方的现代派先锋派。他们认为，真正的写作，就是现代派先锋派写作。批评界也随之跟进，每当某人用现代派先锋派方法写出作品，即刻就进行热捧。传统的创作方法及其作品，被当作落后甚至没落的象征，受到理论界的普遍冷遇。新方法新流派新风格的引进，对于中国当代作家开阔眼界，丰富技巧，为旧方法注入新血液，进行新的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当时的文坛似乎得了一种现代派综合征，创作界热衷贩卖各种现代派文学，批评界热衷于追捧现代派方法的创作，大大小小的作品研讨会，文学座谈会，成了作家、批评家关于现代派文学艺术知识的贩卖会。这种做法不是让中国文学增加世界文学的丰富性，而是要让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失位、失语。

面向世界之后必然要回首寻根。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形成全盘西化和回归传统两种观点的激烈斗争。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因循守旧，妨碍现代化。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之所以还不够大，对西方的学习之所以还不够彻底，就是因为还没有跟封建传统剪断脐带。为此，有必要再进行一次清算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有人甚至极端地认为，中国之所以进步缓慢，就是因为缺少被西方殖民的环节，如果加上这个环节，就能把封建的“尾巴”割净，我们就能和西方一样文明了。后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限制生产力的发展，更不反对现代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准确地说，在近代以前，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引领世界的潮流。近代以来我们落后了，这跟儒教传统没有必然联系。环视四周，亚洲“四小龙”都对儒教文化传统保持得很好，他们的物质文明很现代，精神文明很儒雅。反思我们的国家，从社会制度到意识形态，基本都来自西方，因此，我们今天之所以落后，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坚守传统，而在于丢失了自己的传统。客观地说，西化派就是过去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观的现代版，而回归传统派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的现代版。前者也是中国人，知道自己的生存方式不可能全盘西化。后者毕竟也生活在全球化时代，明白当下谁都不可能与世界隔绝。两方面都有民族的危机意识，都主张通过寻根来重新把握民族发展的方向。

1985年，一批具有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作家，拒绝把现代文学等同于反映现代生活的文学。认为每个民族的今天都来自于昨天，为了认识今天，必须认识昨天。我们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只看当下，无视过去。任何民族无论是越来越强大，还是越来越衰弱，既有其现实的原因，更有其历史的原因，民族的文化心理是逐渐积淀起来的。寻根有助于我们认清民族文化的基因，发现病灶，及时处理，以便其更加健康的发展。他们不约而同地发表“寻根文学”宣言，打出了“文化寻根”的大旗，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宣告：“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且强调：“根不深，则叶难茂。”[2]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同时代一批要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争取话语权的中青年作家的支持。逐渐形成了一个寻根文学思潮，寻根作家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寻求民族文化的价值根据与意义归宿，为建设或重建民族精神家园而努力。

寻根文学的直接动机，是要与急功近利的政治进行剥离。放眼世界文学，凡是产生广泛影响，具有恒久审美效应的作品，都是挖掘人性而非服务政治的。政治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只关心当下，文学则具有永恒性，它关心久远。用政治的眼光看文学，必然使文学短视；用政治的方式搞创作，必然只能热闹一时。文学不是政治，如果把文学当政治，用文学搞政治，必然使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作家如果把自己变成政治家，就会让政治观点代替生活体验、掩埋生命体验，把作品变成政治观点的传声筒。这已经给当代一批作家的创作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让一批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创作的作家，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愿再回首过往的创作经历。

寻根文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找到民族文学自身的根。让文学的根扎在民族文化之中，让民族文化受到民族文学的诗意滋润。让文学重回自身，让作家进入他的那块不受外在政治干扰的绿地，进行自由的创造。作家们已经意识到，“艺术不是在历史的行进中紧紧跟随每一个步伐的军乐队，它的存在是为了创造它自身的历史”[3]。文学家的祖国是文学，他在那里安身，在那里结识亲友，在那里生存成长。他只有参与文学史的创造，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将自身逸出文学史之外，必将失去自身的独立价值，沦为他者的工具。寻根文学的创作者，想自由地进行文学创作，排除一切外在干扰，摆脱工具论的影响，让文学成为民族自由创造的象征。他们想以个性化的文学方式，自由地塑造本民族鲜明的人物形象，呈现本民族鲜活的生存状态，揭示本民族的道德理想和价值信仰。他们想诗性地呈现出本民族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找到被遗忘的民族生存之根，为其注入新的生命，让民族文化的老根在当代发新芽结硕果，让民族文化为我们建设新的精神家园发挥作用，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争得一方位置。

西化派抱着批判的态度，寻找民族文化的“劣根”。在20世纪的中国，寻找民族文化“劣根”的占主流。知识界的许多精英，把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作民族进化的拖累，社会改革的绊脚石，全球化的障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需要批判和颠覆的“劣根”文化。他们对民族文化基本采取批判的，甚至是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西方文化当作唯一的优质文化，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与真知。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现代派和先锋派，用意识流和破碎化的人物，颠覆传统讲故事，塑造典型人物的写法。用透视社会人生的阴暗面，颠覆传统文学的道德主义面向。他们的技法新颖，批判力度很强，在文学圈受到热捧，在广大的读者群中却颇受冷遇。

回归传统派，抱着同情的态度，寻找民族文化的“优根”，作为重建民族家园的基石。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从整理国故到新儒学热，寻找优根的一直是少数。正如科学真理往往由少数人创造并掌握，文化真知往往也被少数人发现和传承。中国人经历过半个多世纪文化漂泊之苦，也体验过精神流浪的孤独无依，少数精英已经觉悟到文化之根的重要。在他们看来，经过近百年的外来冲击和洗礼，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全球化的冲击时，应该具有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不应再像五四时代那样妄自菲薄，也不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他们已经认清了，全球化不是西方一元化，而是多元化。不是一种文化独白，而是多种文化对话。不是一种价值统治世界，而是多重价值观共存。因此，中国文化必须以自己独有的风姿参与进去，丰富全球化的种类与色彩，而不是被全球化所遗忘。他们要从滋养熏陶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之中，发掘重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基石，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思想财富。于是，在文化界兴起了一波“新儒学热”，重新刊印了五四以来两岸三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一批新儒学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在创作界，一批作家用他们具有中国气派的作品，追寻中华文化的根脉，寻找文学自身的根脉。

（二）陈忠实与寻根文学

陈忠实之所以进行寻根文学的创作，既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村生活的断裂引发他精神的剥离相关，更与当时的寻根文学思潮有一定的关联。他说：“卡朋铁尔进入海地，寻根文学和文化心理结构创作理论，这三条因素差不多同时影响到我，我把这三个东西综合到一块，发现有共通的东西，促成我的一个决然行动，去西安周边的三个县查阅县志和地方当时文献资料，还有不经意间获得大量的民间意识和传闻。那个长篇小说的胚胎渐渐生成，渐渐发育丰满起来，我感到真正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了。”[4]在我们看来，具体表现在如下四方面。

1.双重的裂隙。生活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变化，与过去形成断裂，进而造成生活主体的信念产生裂隙。1982年之前，陈忠实是一个基层干部，业余作者。在工作中为集体富裕的事业忙碌，在写作中崇拜柳青和王汶石。他说，《创业史》是他认识农村和农民的启蒙教材，“我对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确立和坚信不疑，不是从理论开导发生，而是由李准的短篇小说尤其是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学习和阅读而形成的。我后来走出学校才读到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大量批示和按语，更从理论上坚信不疑了，这是我对乡村和农民问题想法形成的基本过程”[5]。之后在基层工作时，也曾认真实践集体富裕的理论信仰。带领群众修建引灞水灌溉大渠，修造8里灞河长堤，平整了800亩坡地。在写作中，他站在基层工作者的角度，审视并描写当代社会生活，发表作品30余篇，在文学圈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

1982年春天，中央下发“一号文件”，要求各基层分田到户。陈忠实和他在基层工作的同事，从早到晚骑着自行车，一个村子挨一个村子宣讲“一号文件”精神，研究土地、牲畜和农具的分配方案。一天深夜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到了我崇拜的柳青，还有记不清读过多少遍的《创业史》，惊诧的差点从自行车上翻跌下来，索性推着自行车在田间小路上行走。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横在我的心里，我现在在渭河边的乡村里早出晚归所做的事，正好和三十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乡下所做的事构成一个反动”[6]。20世纪50年代，柳青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参加合作化运动，按党的号召，走村串户，宣传集体化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教育农民放弃单家独户的生产方式，土地合并，牲畜合槽。30年后，陈忠实和他的同事，按党的号召，又要把土地分给各户，牲畜分到各家。当年搞互助合作，柳青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坚决执行。现在搞分地到户，基层干部陈忠实也不能含糊。然而，生活在思想解放大潮中的陈忠实，干部身份和作家身份产生了裂隙。“在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的时候，我毫不含糊的执行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精神，切实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具体实施方案办事，保证按照限定时间，把集体所有的土地、牲畜和较大型的农具分配到一家一户；在我转换出写作者的另一重身份的时候，感到了沉重，也感到了自我的软弱和轻，这是面对这个正在发生的生活的大命题时的真实感受。”[7]

2.解放思想，大胆剥离。裂隙是剥离的前提，也是剥离的准备，更是已经开始的剥离。1982年末，陈忠实调入陕西作协创作组，成为一个专业作家，行政身份剥离出去了。文学成为他的职业，也成为他的志业。过去做行政干部，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部件，个体无比之轻，越是无声无息，国家机器就越能正常运转，如果个性突出，就会出现杂音，极其影响整体功能的正常发挥。现在是作家，纯粹的独立工作者，个性无比之重，只有个性突出，风格鲜明，才能发挥创作效应，实现审美价值。因此，除了把过去的行政身份剥离之外，还必须与过去按政策办事的思维模式相剥离，这就需要解放思想。邓小平号召人们“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行政部门的“老鼠”与文学创作的“老鼠”不一样，捕捉“老鼠”的方式方法也有区别，这就需要他在解放思想时，抛开行政思路，进行另类思考。“我已经决定把文学创作当作事业来干，我的生命质量在于文学创作；如果不能完成对原有本本的剥离，我的文学创作肯定找不到出路。”[8]作为小说家，他已经感受到自己身处于小说创作的历史进程之中，只有与先他而行的作家以及继他而来的作家及读者对话，才是自己创作的出路。为此，他决定改变过去创作与生活同步，抒写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和体验的方式。那种写作，说好听一点是为政治服务，说难听一点是做政治的传声筒。政治正确了，紧跟着宣传它的文学，只是它的点缀，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饰物。政治犯错了，紧跟着鼓噪，成为它的帮凶，罪名不轻。政治问题一般都是集体决定，集体负责。如果出了问题，谁也没决定，谁都不负责。但是，文学是个体创作，个体行为，必然要个人负责。仔细掂量了个人在政治和文学中的轻与重之后，他决定把眼光投注到1949年以前的生活，探寻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及其心里。

3.拉美寻根文学的启示。陈忠实自己说，1985年，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创作，引发了他进一步创作《白鹿原》的欲念。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脱下象征封建桎梏的蓝袍，换上象征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宁装，再到被囚禁在极“左”的心理牢笼之中，他心理结构的几次颠覆与平衡，欢乐与苦痛。探寻了解放初期那代人的生存向往，人生体验。激发他进一步探寻1949年以前，中国人怎样生存，秉持怎样的理想和信念。就在此前后，他在《世界文学》杂志阅读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王国》。他说，自己对《王国》这部作品有些迷糊，而卡朋铁尔的创作道路和经历却给他很大的启示和教益。卡朋铁尔专程去法国学习现代派创作，却鲜有成绩，回国后去海地寻找拉美移民历史的根，却成就了一番文学伟业。“我只说这个人对我其实最深的一点，是关于我对乡村生活的自信被击碎了。我的生活史和工作经历都在乡村，直到读卡朋铁尔的作品，还是在祖居的老屋里忍受着断电，点着蜡烛完成的。我突然意识到，我连未见面的爷爷以及爷爷的兄弟们的名字都搞不准确，更不要说往上推这个家族的历史了，更不要说爷爷们曾经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屋院里的生活秩序了。”[9]他从此意识到，想要从农村角度书写中华民族生存历程，自己所看到和经历的这些生活非常短浅，进一步坚定了陈忠实的寻根信念，下决心寻找民族文化的根，写好自己的寻根文学。1986年清明节过后，他去蓝田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开始把眼光投向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昨天。1987年，他在自己的中篇小说集《四妹子后记》中写道：“我愈加信服巴尔扎克的一句话，‘既然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查。’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了解一个民族，最好是阅读那个民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要获得创作的进展，首当依赖自己对这个民族的昨天和今天——历史和现实的广泛了解和理解的深刻程度。”[10]为此，他离开西安城，到依旧保存着传统文化的乡下扎根。中国的城市早已西化了，这里从主流到流行的各种文化，都是从西方拿来的，都市人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落后愚昧的垃圾，早都扔到废纸篓倒进垃圾堆里。为了寻找传统文化，必须回到他自己出生的相对贫穷落后的乡村。于是，他从西安回到家乡，把自己的“根”扎在白鹿原下，与那里的乡亲们朝夕相处，用目光去捕捉他们的生存状态，发现他们的精神风貌；用心去倾听他们的生存呼声，发展愿望。真诚地体验他们度日的艰辛，感受他们过节的欢乐。在不知不觉之中，他把自己融入白鹿原中，并且唤起了儿时的生活记忆，甚至在厦屋里幻听到早已仙逝的爷爷的呻唤声，这一声呻唤，顷刻间让他产生了观古今于须臾的艺术体验。“我在小书房里骤然间兴奋起来，甚至有点按捺不住的心颤。我在这一瞬，清晰地感知到，我和白嘉轩鹿三鹿子霖们之间一直朦胧着的纱幕扯去了，他们清晰生动如活人一样走动在我的小书房里，脚步声说话声咳嗽声都可闻可辨。”[11]在扎根白鹿原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向老一代询问自己家族的历史，得到了许多可喜的关于祖宗的故事和细节。踏访过中国第一部《乡约》的吕大临的归终之地，牛兆濂（朱先生的原型）建馆兴学的书院。寻找过在白鹿原上建立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的那家粮店的遗址。到蓝田咸宁长安去查县志，虔诚地寻找故乡的昨天。在那些糟得经不住翻揭的县志上，看到“竹简纪年”里的白鹿原人的生活形态，风调雨顺的丰年里的锣鼓，以旱灾为主的多种灾害里饿殍遍野的惨景；看到乡民愤怒驱赶贪官的壮举，以及万民自觉跪伏官道为清官送行的感人场景。这些丰富的关于故乡昨天的记录传说，丰富了他的生活体验与生命体验，更激发了他对于原上人思接千载的想象，诱导出他对白鹿原神游万里的虚构。

4.文化心理理论的启迪。在创作构思阶段，丰富的素材充塞于心，让他难做取舍。文化心理结构理论，对他看取世相，酝酿人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陈忠实在翻看县志里的白鹿原，踏访现实的白鹿原各村庄的时候，心中逐渐产生一个疑问，这道原上的人在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下怎样活着的？它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怎样居家过日子，二是怎样做人处理邻里关系。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很简单：原上人靠一把犁具活着。两千年前的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封建帝国时，原上人靠一把犁具翻耕土地，养家糊口。两千年后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台，原上人还是用一把犁具翻耕土地，养家糊口。第二个问题回答起来就比较麻烦。因为，人总是把过日子与做人联系在一起的，他要过一种“人化”的日子，这种日子是他用心设计的，其中渗透着他的生命情感，生存理想。陈忠实不想用自己的笔，仅仅叙述原上人千百年来不断重复的生活故事，他想揭示故事主人公们的情感历程，展示他们的心理结构，揭秘他们的文化心理。他说，“我在企图解析白稼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颇为困扰的时候，记不得哪一天早晨，眼前浮出了我从蓝天抄来的《乡约》。就在那一刻，竟然发生一种兴奋的悸颤，这个乡约里的条文，不仅编织成白稼轩的心理结构形态，也是截止到上世纪初，活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撑的框架。小说《白鹿原》里的白稼轩和地理概念上的白鹿原，大约就是在这时候融为一体了。”[12]在那一刻，他有关乡土中国人如何过日子与做人的疑问解开了。《乡约》是一部操作性很强的乡土教材，具体规定了该怎样做人做事，不能怎样做人做事，它支撑着原上人几千年来的农耕生活，既给予原上人抵御饥饿灾荒和瘟疫之后继续生存的力量，又把原上人的生活固化在靠犁耕作的生活形态上。《乡约》建构的心理框架，形成了白鹿原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本色，培养了他们的人生信仰与道德理想，又塑造了他们区别于世界各民族的独特个性。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对自己查阅踏访的素材进行了简化提炼。他把传统文化简化为一道白鹿原，把传统心理结构简化为一部《乡约》。他要在作品中展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风云变化中，围绕着践行《乡约》和违背《乡约》所形成的生存分裂。展示一部规范乡民做人做事的教材，如何变成压迫剥削乡民的行政职权。前者教人如何克己修身，学为好人，与人为善，和谐邻里，安定人心。后者教人怎样放纵自己，不择手段“闯世事”，与人关系紧张，制造邻里矛盾，搞得人心惶惶。展示面对两个完全不同的“乡约”，白鹿两家，老少两代人，进行了怎样的选择，做了哪些坚持与变化，形成了怎样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信仰的冲突，带来了怎样的人生命运。揭示这种冲突所隐含的民族文化的“优根”传统和民族心理的“劣根”特性。展现中华文化之根的多种面向。引导我们寻找建设精神家园的基石，抛弃必须剥离的腐朽之物。